第44章 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2)

高丽中期大约自1126年起，到被元朝吞并的高宗四十五年（1258）之间约130年。这一时期高丽文化主要受到南宋的强烈影响。高丽中期以来，与宋尤其是南宋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高丽采取促进物资贸易的政策，优待中国商人，南宋的泉州、明州与高丽礼成港（位于高丽开京西部）的交易来往极为密切，甚至还有宋人长期在开京居住。而因当时的政治形势，高丽主要与中国的江浙、福建地区往来，因之南宋福建地方的建筑细部手法，对高丽中期以后的木构建筑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同时高丽中期木构建筑中也融入了部分辽代建筑因素，厅堂式构架发展成型，柱阵变得比较简洁合理，斗拱形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拱只的形态和组装方式从统一新罗时期的传统中摆脱出来。上述这些因素使朝鲜半岛木构建筑逐渐发展出与此前相异的形式和技法。因此，高丽中期是朝鲜半岛木结构建筑发展历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水岭，若将此前的建筑看做是全面中国化时期的话，那么自高丽中期以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半岛的木结构建筑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迄今为止发现的朝鲜半岛现存历史最久的木构建筑——安东凤停寺极乐殿，韩国学者基本上公认其建造于高丽中期。该建筑中还依稀反映出统一新罗建筑的影子（后来被韩国学者归纳为“柱心包第一形式”，而且是唯一的例子），而年代略晚的礼山修德寺大雄殿、荣州浮石寺无量寿殿、江陵客舍门、永川银海寺灵山殿等，就已然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后被韩国学者归纳为“柱心包第二形式”）。

无论是第一形式还是第二形式，“柱心包”系木构建筑共同的特点是仍然不设补间铺作，而且构架系统保留着一些中国的早期手法，如梭柱、叉手、托脚、人字拱等；室内釆用彻上露明造，梁的截面与中国月梁类似，加工精巧；而其特殊的发展则表现在斗拱上，主要是斗拱功能简化、规模缩小、装饰化倾向增强，拱只不再如唐、宋官式建筑那样严格卷杀，而是做成牛舌等形状，第一跳斗拱也不一定从栌斗上出跳等。在韩国学者的概念中，这些来自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形式被“打包”成一个整体，被称为所谓的“柱心包”式建筑的共同特征。柱心包系建筑一直沿用到朝鲜时代，与所谓的多包系建筑并行发展。

安东凤停寺极乐殿是韩国学者所划分的“柱心包第一形式”的唯一代表。极乐殿位于庆尚北道安东郡西后面的天灯山腰。1972年进行解体大修时，在脊榑上的孔中发现的文书记载，极乐殿在高丽恭愍王十二年（1363）曾重修屋顶部分。韩国学者推测，若建成100·150年左右才需要大修屋顶，那么极乐殿的建造年代大约在12世纪末或者13世纪初，从而使极乐殿成为朝鲜半岛留存至今的、历史最久的木结构建筑。极乐殿使用的是高丽时代的营造尺，建造在石筑台基上，正面3间（38.5尺）、进深4间（23.2尺），单层悬山屋顶，柱子为圆柱，上下均带收分，角柱侧脚，只设柱头铺作，以人字拱补间。从其形制来看，基本沿用了统一新罗时期吸收并加以简化了的唐代建筑手法。

修德寺大雄殿是高丽中期“柱心包第二形式”的代表性建筑物，建于1308年。柱子、斗拱等构件均有明显的卷杀和收分，显得非常精巧。室内采用彻上露明造，大梁采用月梁的形式，装饰有草刻纹样。上、下平榑均设有起到类似托脚作用的牛尾梁，脊榑下设叉手。斗拱为计心造，是中国唐代的风格，拱只端部卷杀不明显，栌斗下已经不再使用没有皿盘。而且，以所谓的“画板”补间，和唐代建筑以及10世纪的日本建筑有相通之处。该建筑表现出一些中国官式木构技法向朝鲜半岛地域特色转向的过渡性手法，如屋架只使用一根长椽、一根短椽，这是后来朝鲜半岛木构建筑最普遍采用的形式。但是，大雄殿的梁架形式却为八架椽屋，从结构需要来说分明多用了四根榑；不单如此，这多出来的四根榑不但不承重，还将造成施工安装上的麻烦。这些现象说明，当时的木构建筑虽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手法，但大体仍拘泥于过去的传统。

浮石寺无量寿殿是朝鲜半岛现存的殿堂式构架的罕见实例，亦是高丽中期“柱心包第二形式”的代表性建筑。1916年修理时发现的墨书铭表明，该殿曾于洪武九年（1376，当时高丽采用明代纪年）重修，但因为其构件形式与建造年代明确的修德寺大雄殿（1308）、浮石寺祖师堂（1377）中保留下来的手法相比古意更浓，因此韩国学者推测无量寿殿可能建于13世纪之前。此外，韩国水原市彰圣寺内藏有《真觉国师大觉圆照塔碑》，碑文中有“壬子年居浮石寺，

重营殿宇，一如昔日”的记载，那么无量寿殿的建造年代有可能是1252年。无量寿殿建在单层石砌台基之上，面阔五间（61.9尺）、进深3间（38.2尺），

单层歇山，金柱（韩国称内柱）柱头上置栌斗，设斗拱承托大梁，驼峰为比较简单的梯形板件（韩国称“台工”）。与极乐殿、修德寺大雄殿相同，仍然使用了曲线形的叉手，但取消了托脚。使用梭柱，角柱侧脚。金柱上用丁头拱，这样的丁头拱也见于修德寺大雄殿，与中国宁波保国寺大雄殿、苏州玄妙观二清殿类似。关于以修德寺大雄殿、浮石寺无量寿殿等为代表的“柱心包第二形式”

的来源，韩国学者尚存争议，分歧点主要在于，“柱心包第二形式”到底是高丽中后期受到福建地方建筑手法的影响而出现的新手法，还是在统一新罗后期就出现并一直沿用到高丽时期由于实物遗存并不连续，因此哪种情况更接近实际，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柱心包第二形式并不是对福建地方木构建筑形式的完全模仿，而是在过去积累的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福建地方手法后发展出来的一种建筑形式。在高丽后期，当多包系逐渐建筑发展起来以后，这些手法同样也被折衷到了多包系建筑中。

9.1.5.3高丽后期木构建筑

高丽后期，整个国家成为元的一个行省，蒙元的风俗与文物，如喇嘛教等对高丽的建筑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因为战乱频繁、动荡不安，高丽的文化和艺术陷入了低潮，但木构建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高丽后期朝鲜半岛直接处在元代的统治之下，建筑文化中也逐渐吸收了一些元代的因素。除了一般性的民间来往，元代的工匠也直接参与了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如高丽忠烈王三年（1276）为高丽王妃（元之齐国大长公主）新建寿宁宫时，就直接使用了元朝派遣的工匠。这一时期，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的带补间铺作的建筑逐渐被引入朝鲜半岛，开始出现所谓的“多包系建筑”，但这种新的木构建筑形式在当时只是零星采用，要到朝鲜朝建立后才逐渐在朝鲜半岛得到普及。因此所谓的“多包系建筑”，主要体现的是明代的建筑风格，朝鲜时代木构建筑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统一新罗时期形成的“柱心包”系建筑的继续沿用和“多包系”建筑的成熟和流行。

在高丽时代后期，“柱心包”系建筑仍是木构建筑的主流，但已开始受到元、明建筑的影响，逐渐融入了多包系建筑的一些手法，形式变得比较折衷，逐渐发展出所谓的“柱心包第三形式”。这种形式只是对多种手法的笼统称呼，其基本特点是斗拱构件采用了某些“多包系”建筑（也就是明代建筑）的手法；而构架仍然保留叉手、托脚等古老形式。代表性的建筑如永川银海寺居祖庵灵山殿（高丽时代后期）、江陵客舍门（1366）、荣州浮石寺祖师堂（1377）、谷城观音寺圆通殿（1374年重建）等。

浮石寺祖师堂位于庆尚北道荣州郡，目前所见者为13H年改建后的遗构，正面3间、进深1间、单层悬山顶，屋顶出檐尤其深远。大梁不再有月梁的痕迹，但断面形状仍然介于月梁和长方形梁之间。其构架的特殊之处是在大梁之上以斗拱组承托平梁。但是，平梁之上仍然以梯形构件（台工）及叉手共同承托脊榑。

银海寺居祖庵灵山殿位于庆尚北道永川郡，其确切建造年代未知。从细部构造手法来推测其年代与浮石寺无量寿殿相近，属高丽后期建筑。面阔7间（103尺）、进深3间（34.6尺）、单檐悬山。檐柱栌斗下有两只出挑的构件，第一跳的位置在柱心，出挑距离较远，与慢拱（韩国称行工）垂直相交，外端部加工成牛舌形，牛舌下端为传统的柱心包系斗拱的莲瓣形（双·形）刻纹。整个柱头铺作构成已显得纤弱细巧。柱头内侧、单步梁（韩国学者称退梁）下有类似于雀替的部件，与日本镰仓时代“花盘”下端部的形象有相通之处。室内彻上露明造，大梁仍保留了月梁的加工手法，以略呈梯形的板状构件（台工）支撑脊榑；构架中仍设叉手。

江陵客舍门是“柱心包第二形式”的特点表现得比较集中的建筑。高丽太祖十九年（936）创建临瀛馆，是为江陵客舍的前身，客舍的大门建于恭愍王十五年（1366）。大门面阔3间（38.45尺）、进深2间（15.38尺），单层悬山屋顶，开有3门，建筑构架和形式简洁明快，整体形制非常类似于中国辽代的独乐寺观音阁山门。使用梭柱、厅堂式结构，各斗下带皿盘。彻上露明造，梁断面为壶形，端部做成独特的牛舌形并成为斗拱的一部分，其上架斗拱，以替木承托撩檐枋（韩国称外目道里）。构架中不再使用叉手和托脚，而是使用曲形的所谓牛尾梁来联系各榑，表现出来自中国南部地方的构造意匠。

朝鲜时期木构建筑的内容，主要是多包系建筑的流行和发展，以及对“柱心包”系建筑的进一步简化。这种简化最突出的成就，是“翼工系”斗拱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朝鲜朝前后延续约六百余年，时间上大体和中国的明、清相当，其木构建筑的发展过程，亦可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初期主要表现为明代建筑影响下的多包系建筑的普及；中期主要表现为多包系建筑与一直沿用下来的柱心包系建筑的折衷，以及翼工系建筑的出现，木构建筑的手法开始与中国的明、清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后期主要表现为翼工系建筑的流行，建筑和斗拱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9.1.6.1朝鲜初期木构建筑

从朝鲜王朝建立（1392）到1592年发生壬辰倭乱的200余年间，为朝鲜时代的初期。朝鲜太祖李成桂奏请明太祖后，定国号为“朝鲜”、定都汉阳，开启了朝鲜时代。朝鲜对明朝采取“事大”政策，巩固了统治的基础。新的王朝抛弃了自新罗时代以来将佛教作为“护国宗教”的传统，对佛教采取了严厉的抑制政策，以儒学作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指导原理。佛教日渐势微，大规模的佛寺建筑活动陷于停滞。但是王朝的宫殿、礼制建筑的兴盛，推动了明代建筑形式和技法的大规模地引入。

以明代官式建筑为原型的“多包系”建筑，与此前的“柱心包”建筑相比，外形更为规整、复杂，显得更为华丽，再加上是宗主国最流行的建筑形式，因而得到了新王朝的青睐，太祖、太宗、世宗等朝鲜历代国王营造了大量的宫阙、官衙、文庙等建筑，大部分采用多包系建筑；新造佛寺建筑中的主殿在此影响下也多用多包形式。至朝鲜初期结束之际，“多包系”建筑已经成为重要建筑最普遍采用的形式。而且朝鲜初期对明代建筑的模仿最为严格，斗拱的形制与细部手法与中国比较一致。与此后的建筑相比，这些多包系早期建筑斗拱的构件制作和组装方式都非常规整。拱只下端部采用多瓣卷杀，第一跳华拱自栌斗上出跳，拱只上刻出拱眼，有完整的阑额和普拍枋，大梁端部作标准的蚂蚱头形……这些做法均表明，早期的多包系建筑，均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其来源一明代建筑的技法。

朝鲜时代初期，亦意味着是早期的多包系木构建筑的代表性遗存如黄海道燕滩心源寺普光殿、咸镜道安边释王寺应真殿、安东凤停寺大雄殿、咸镜道安边释王寺护持门、开城南大门（1394）、永兴睿源殿（1394）、汉城南大门（1448）、平壤崇仁殿（1467）、骊州神勒寺祖师堂、平壤普通门（1473）等。这些建筑不唯斗拱，而且构造概念和细部处理手法都与“柱心包”系建筑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变化当然是补间铺作的使用，而且基本为计心造；增加了普柏方（韩国称平枋）；拱只的端部处理为假昂形（韩国称为“牛舌”）。此外，建筑的构件加工都比较规整，风格比较统一，法度比较严谨。

黄海道燕滩心源寺普光殿虽然从建造年代来看属于高丽时代，但其时明朝已经建立，普光殿上梁文中纪年书写的是“洪武七年”，因此从建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与朝鲜初期的多包系建筑同类，是模仿明代官式建筑的产物，而且是现存的最早的多包系建筑之一。建筑面阔3间（10.98m）、进深3间（7.55m），单檐歇山顶。与“柱心包”系建筑相比，整个建筑的建造意匠均大异其趣，屋顶高峻、柱高超过间广、每开间施补间铺作2朵，斗拱做法规整，表现出与明代建筑一致的意趣和手法。而释王寺应真殿则明显地表现出过渡时期的形象：虽然柱间施以补间铺作，但整体的构架和建筑形象表现出的仍是“柱心包”建筑那种疏朗的性格。

朝鲜初期木构建筑发展的另一方面，是多包系建筑也开始融入一些柱心包系建筑的因素，从而产生出一些折衷的做法，主要是以多包系建筑手法为主，同时采用一些柱心包系建筑的细部。

当然，在整个朝鲜时期，在一般建筑如普通官衙、小规模寺刹以及寺刹的附属建筑中，柱心包系建筑因其历史久远、形式简单易造而仍然得到大量应用，如昌岭观龙寺药师殿（约1712）、顺天松广寺国师殿（约1197）、江津无为寺极乐殿、灵岩道岬寺解脱门等。这些建筑基本继承了高丽时代的柱心包系建筑形式，但是时代及文化背景毕竟发生了变化，使得这些建筑总体上已经丧失了此前质朴的气质，变得纤小而充满了琐碎的装饰。

9.1.6.2朝鲜中期木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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