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1)

在古代建筑的研究中，对建筑结构及其构造概念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建筑的形式更深入地理解建筑的发展过程，梳理建筑变化的内在脉络，以及建造当时人们对构造的认识和社会人文的影响因素。就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而言，对其结构技法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及其变迁过程的研究，还可以发掘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对其发展过程的影响。

纵观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发展史，第一个大的转折发生在佛教传入并流行于朝鲜半岛以后的“三国时代”。随着佛寺建筑的大量建造，从中国大陆引入了汉魏以来成熟的木构建筑形式和技术，中国建筑技术和形式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促成了朝鲜半岛木构建筑的第一次飞跃，改变了此前比较原始的状态，奠定了朝鲜半岛木构建筑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大的转折发生在统一新罗时期。统一新罗比较全面地吸收了唐代木构建筑形式和技法，并使之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高丽时期在继承这些形式和技法的基础上，杂糅了北宋、辽、金以及南宋时期中国南部地方木构建筑的因素，发展出朝鲜半岛所称的“柱心包”系建筑。

第三个大的转折发生在高丽后期、朝鲜初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明代官式建筑形式和技术的引入，催生了朝鲜半岛所称的“多包”系建筑，并且成为朝鲜时期重要建筑中应用最普遍的形式；而在次要建筑中，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发展起来的、维持了中国较早建筑特点的“柱心包”系建筑仍然一直沿用至朝鲜末期。

在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的各主要发展阶段，来自中国的影响均是关键性的因素。通过对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各主要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就整体而言朝鲜半岛古代木构建筑的形式和技法，并不存在一个自律发展的体系，始终是不同时段的中国木构建筑形式和技术在朝鲜半岛上的反映。在追随中国木构建筑形式与技术的同时，朝鲜半岛亦结合具体的自然气候、政治经济条件、风俗习惯等的实际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一种中心文化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地域文化的性格。

9.1朝鲜半岛木构建筑发展过程简述

9.1.1汉郡之前朝鲜半岛木构建筑

中国的木结构建筑起源甚早而且发展迅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取得了重要的进步。虽然迄今为止发现的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详细资料仍显不足，但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木构件，清晰地展现了当时木结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木构件中所使用的榫卯技术。通过诸如此类的遗物可以推断，中国最迟在奴隶社会末期，井干式、穿斗式、抬梁式这三种最基本的木结构形式都已经出现，还可以推测抬梁式结构已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

相比之下，朝鲜半岛木构建筑的发展则滞后得多。在受汉郡的直接控制之前，虽然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的文化有过相当程度的接触，但因这些文化交流只是自发而为，不成规模和体系，所以就整体而言，中国的木结构建筑技术并未大规模地影响到朝鲜半岛的建筑，甚至在稻作、铁器等技术和工具都传入朝鲜半岛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绝大部分建筑仍处于穴居、半穴居的状态。

在这漫长的时间段内，朝鲜半岛建筑的进步不过是竖穴住居的逐渐改良，比如圆形、橢圆形平面进化成长方形平面，室内空间出现分化等。虽然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到青铜器文化的晚期，朝鲜半岛已经出现了累木式（中国称井干式）、高床式（中国称干阑式）等地面木结构建筑形式，但远未普及，穴居仍是主要的建筑形态。《后汉书·东夷传》俋娄条记载：“……处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现在发掘出的遗址来看，当时的竖穴越深，说明主人的权力和财力越大。最深者如咸镜北道茂山郡虎谷洞遗迹第40号遗址，深度达1.5·1.7m，有九级台阶通往外部，印证了《后汉书》的记录。《晋书》肃慎氏条则云：“……冬则穴居，夏则巢居。”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说明，直到汉代的建筑技术大规模导入之前，朝鲜半岛的建筑，仍处在相当原始的状态。

9.1.2汉郡的木构建筑

中国的木结构至少在秦汉已相当成熟，尤其是发展到东汉，在木构建筑的艺术形象和构造技术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在其故地设乐浪、临屯、真蕃、玄菟四郡，史称“汉四郡”，后来东汉辽东太守公孙度进一步攻占了汉江流域，设带方郡。这样，朝鲜半岛的汉江以北，就直接处在汉文化的控制之下，开始了朝鲜半岛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汉郡时代。由于汉代文化的涌入，使得朝鲜半岛木构建筑技术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重要的建筑从穴居、半穴居直接发展成完善的地面建筑。直到公元313年最后的郡县被高句丽吞并，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始终在汉、魏、晋的统治之下，与中原的文化直接相通，发展出以今日平壤为中心的乐浪文化，为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已荡然无存，而且乐浪遗址中迄今未曾发现过足以用来研究当时木构建筑形式和技术的木构件遗物，因此对乐浪木构建筑的研究，主要依靠这一时期的古坟及其壁画内容以及出土的瓦当和纹样砖。当时中原的木构造体系已经基本成型，乐浪的建筑水平应该与中原相近，因此当时朝鲜半岛北部上层建筑的形式和技法，应该是相当发达的，古坟壁画和出土的瓦当等均能说明当时乐浪重要建筑的形制和技术与中原的一致性。但是，由于这种飞跃式的进步是外力导致，而没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作支撑，因此这些比较先进的建筑只是供汉郡的统治阶层和当地贵族享用，因而出现了先进的地面木结构建筑与大量竖穴居并存的现象。

乐浪遗迹是汉代文化在朝鲜半岛北部发展的实证，也是研究东亚建筑发展过程的重要实物资料。乐浪建筑主要是由移居至朝鲜半岛的汉人创造，但推动了朝鲜半岛建筑的发展，成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建筑文化的重要源头。此外，有资料表明，中国汉代的文化也通过乐浪对朝鲜半岛南部及日本产生过相当影响。

9.1.3高句丽与百济的木构建筑

朝鲜半岛木结构建筑融入中国木构建筑体系，大约始于汉四郡时期，而完成于三国时代。公元乐浪文化的地表建筑，今日均已前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相继建立了国家政权的雏形，经过兼并统合各个小部落联盟（中国唐代以前史料所记载的朝鲜半岛“百余国”），并通过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律令制国家。随着国家体系的完备、社会阶层的分化，统治阶层开始追求权势与威严的表现。《二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条》云：“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烽上王条》云：“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威重”，这是萧何“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高句丽版。包括宫阙、王室寺刹、统治阶层住宅在内的“权威建筑”的大量建造，对建筑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对朝鲜半岛而言，最便捷和最有效的发展方式就是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四世纪后半期佛教的传入，是朝鲜半岛木构建筑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大量寺刹建筑的建造需求，进一步刺激了从中国引进先进建筑形式、技术的迫切要求，并促进了工匠的专门化和组织化、建筑材料的生产和大型木结构技术的进步。宫殿、寺刹等建筑不仅仅在整体的外观上，在建筑细部上也采用了中国木构建筑形式。中国木构建筑的基本要素，如台基、柱础、梁柱系统、斗拱、曲线屋顶等，在二国时代传入朝鲜半岛并在二国的建筑中都得到了体现。可以说，朝鲜半岛的二国时期，是木结构建筑全面中国化的阶段，其成果还惠及日本，促成了日本飞鸟文化的出现。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是朝鲜半岛建筑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出于发展自身政治、经济、文化之目的，当时朝鲜半岛三国都积极地展开了对中国文化的吸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建筑活动主体的不同、对中国关系的不同，三国吸收的中国建筑文化也各自有所侧重。

朝鲜半岛三国之中，高句丽直接与大陆接壤，并且全面继承了汉郡的文化，因此在朝鲜半岛三国中木构建筑技术最先发达起来，迅速从原始的捆扎木结构和累木结构、干阑结构飞跃性地进入了抬梁式木构时代。但是，至今对高句丽木构建筑的了解，只能通过文献上的零星记录、高句丽古坟壁画以及遗址发掘调查中出土的瓦当、砖石等来进行推测。从高句丽古坟壁画中反映的建筑形象、安鹤宫遗址中出土的鸱尾等来看，高句丽平壤时期的木构建筑与当时中国北方木结构建筑是非常相似的。尚句古坟壁画中所表现出的斗拱细部还在日本法隆寺中得以再现，而法隆寺的建造技法来自百济匠人，可见当时的中国建筑技术通过高句丽亦对百济产生了影响。

百济因与中国交通不便其建筑文化初期而受高句丽影响较大，后来则通过海路吸收了大量南朝文化因素，其风格变得比高句丽建筑更加纤巧和精致。据有关资料推测，百济的建筑中以歇山屋顶最为流行，并使用瓦屋顶，在屋脊上使用鸱尾及仙人走兽等，瓦当纹样华丽精美；较重要的建筑与南朝建筑别无二致：在台基上部，有规则地排列柱础，柱础承接木柱，柱上为斗拱带，其上架梁，覆以歇山等瓦顶。这是直接引入了中国建筑技术而带来的飞跃性发展。百济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柱础、纹样砖等，加工精巧华丽，表现出很高的加工水平和艺术处理技巧。

9.1.4新罗、统一新罗的木构建筑

新罗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原因，发展比较缓慢，长期与中国的隔绝使得新罗的建筑文化在早期只能从高句丽和百济缓慢地吸取养分，而这种吸收又因与高句丽、百济间关系的好坏变化而时常中断，因此直到新罗最终打通了与中国的交通线之前，与同时代的高句丽、百济相比，其建筑技术是比较落后的。正因如此，新罗反而具备了“后发优势”，建造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宏伟的木构建筑群，而其最主要的成就则体现在统一新罗时期。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统一新罗时代都是朝鲜半岛上非常重要的时代。原本偏处朝鲜半岛东南隅、文化和经济都非常落后的新罗，最后因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策略，大量吸收了唐的先进文化并与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结成了联盟，在朝鲜半岛的三国角力中反而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史称“统一新罗”。统一新罗以庆州为王京，积极开展了对唐的文化交流，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朝鲜半岛文化的一个高峰。

统一新罗时期留存下来的木构建筑研究资料相对要丰富一些，除了文献记叙之外，亦取得了一定数量的考古资料。尤其在作为王京的庆州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成果包括了若干重要建筑的基址，出土有础石、鸱尾、瓦当、砖块以及少量的木构件。从这些资料来看，统一新罗的木构建筑风格与唐代非常相近，洗练而庄严。

庆州雁鸭池遗址中曾出土了若干木构件，特别是斗拱构件的出土，为研究统一新罗时代甚至唐代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是朝鲜半岛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构件，包括椽、椽飞、阑额、栏杆等的残迹，也包括了一些完整的斗、拱只等。拱只和小斗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如三瓣卷杀、小斗的龥度处理等。这些出土的斗拱构件表明，建造当时采用的已是成熟的唐代木构技法，使用的斗拱多为三斗系（中国称一斗三升）、二出目与三出目（中国称出二跳和出三跳）的偷心造斗拱，出三跳的斗拱可能使用了下昂；檐下无补间铺作，而是设短柱或人字拱；使用断面为圆形的长椽和菱形的飞子——概言之，形制和唐代建筑几乎一致。

统一新罗时期木构建筑技术的进步，亦可以从当时的工匠制度得到佐证。建设量的扩大、建筑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匠人的组织化、专业化。有历史资料记载如6世纪左右制成的《新罗南山信神碑》《庆州皇龙寺寺主本纪》等，均从不同的层面证实了6世纪新罗专业化匠人分工的存在：新罗有石工、匠尺、文尺等“专业技术职称”；在国家进行大规模建设时，他们被征召到工地服役。皇龙寺所藏的《寺主本纪》中共记录了大匠、小匠等技术者共200名。正是依靠这样的专业匠人组织，新罗得以建造出庆州皇龙寺等这样辉煌的木构建筑。

庆州皇龙寺是统一新罗时代木构建筑技术的代表作，其遗址目前已经发掘。从遗留的建筑基址、出土的鸱尾以及瓦当等来看，当时建筑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著名的皇龙寺九层木塔自不待言，其金堂面阔9间、进深4间，据推测是重檐庑殿顶、带副阶的建筑；东、西金堂面阔7间、进深4间，亦是重檐庑殿建筑；中门面阔5间、进深2间、重檐庑殿，整个寺刹表现出来的雄浑气象，堪称是中国盛唐气象的海东反响。

9.1.5高丽时期的木构建筑

高丽王朝自10世纪后半期开始到14世纪末，前后延续400余年，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高丽时期是个重要的阶段，在文化上可以看做是统一新罗时代与朝鲜时代，或者说古代朝鲜与近代朝鲜之间的过渡。当然，高丽时代本身的历史也是风云变幻，既有前期的相对稳定，也有中期的战乱纷争，后期更是被元直接吞并。从建筑发展的历程来看，高丽时代建筑技术的发展，亦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9.1.5.1高丽前期的木构建筑

高丽前期大约自高丽从太祖时起，到仁宗四年（1126）止。这一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可通过一些寺刹中的建筑遗址（佛寺、佛塔遗址可参见本书上篇第3、4章）以及宋使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得到一定的了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录了高丽开京的城市和建筑的部分情况，虽然该书“图”的部分早已失传，但其文字记叙也是了解当时高丽社会、风俗、建筑弥足珍贵的资料，从其描述中可了解到当时开京的佛寺、客馆等建筑仍留有相当的唐风，这主要是因为高丽的政权和文化均继承自统一新罗，而且高丽当时与北方的辽、金、元关系均不和睦，并不承认这三朝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因此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趋于沉寂，零星的往来不可能带来普遍的变革。此外，高丽代统一新罗而立，几乎是“和平演变”，因此高丽初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基本是对统一新罗时代遗产的继承，这也是高丽初期的木构建筑中体现出中国唐代特征较多的原因之一。

9.1.5.2高丽中期木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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