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封建俸禄国家 (4)

在中国，为了预防中央政权失去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造成等级分封情况的再次出现，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从此，任命官职的凭据是考试的结果，不再是世袭地位和出身。这是一种极为有效地措施，而且为全世界所熟知。虽然对于中国的行政与文化来说，这项措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过，由于正式的官员失去了对实权的掌控，所以要想建立起一整套机制，能够进行正常又精确地运转，这是不可能的。

以后，在对于官员的形成这一问题进行更深的讨论时我们会发现，阻止这种机制的因素还源于官僚体制中最根本的等级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伦理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世袭官僚制是稳定的核心，以它的发展为基础，可以促使一个强盛国家的形成。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情况是一致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合议厅这种机构的出现和政府各种“专业部门”的发展，都是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只不过中西方在官僚制运行的“精神”方面是完全相反的。很快，我们便会看到相关的内容。

只要以单纯的社会学为基础，那么，这种“精神”上的不同便会与公共负担制度扯上关系。在中国，与国家发展相关联的就是货币经济的变化。

国家的徭役和赋税

针对广泛存在的徭役来说，它的起源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中国也不例外。它最初的状态就是：部落的酋长或是王公在获得一片土地后，与自己所有的子民一起进行耕种。这种共同耕种促使了“井田”制度的出现。后来，因为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种履行徭役的义务发生了变化，得到了进一步地扩展。基于对水利的管理以及井田制度，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最终形成。而且，这种王土思想的反复出现，导致它变成了一种术语，并以此形式保存了下来。

对于用来出租的皇室土地和必须交税的私人土地，两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就连中国的皇帝也无法阻止。同样的情况，也曾在埃及出现过。根据目前依然存在的术语来看，一般的赠品、顺从者的进贡以及出租皇室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似乎应该是税收形成的源头。土地国有、纳税义务和徭役义务，三者之间彼此转换变化，并长期在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中同时存在。至于说它们中谁是最主要的，则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其决定因素包括国家的货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程度。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中国的货币本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货币经济并不稳定。而社会稳定的程度，则取决于国家官僚体系是否可靠。

排除水患、开凿运河是世袭官僚制的起源。正如埃及和近东地区的情况那样，臣民们的徭役最初是为了治理水患，而这种臣民无法免除的徭役则导致了君主权力地位的形成。随着治理水利面积的扩大，治水所产生的利益也随之增长。而且，由于为了避免游牧民族入侵对耕地造成的毁坏，人们对政治安全提出了要求。正是以这种要求与治水利益的结合作为基础，促使了统一帝国的形成。在上古流传下来的传说中，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据说，上古时期那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皇帝禹，曾经亲自开凿运河，治理水患。官僚制的第一位真正的统治者——秦始皇，被认为是伟大的建造者。因为在其统治期间，修建了运河、道路和防御工事。最为突出地是绵延上万公里的长城就是从他开始修建的。

这类建筑工程除被用于灌溉农田以外，国库、军事的需要和粮食供给都是它们服务的对象。比如说，那条举世闻名的大运河，贯通了长江和黄河。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蒙古人新建的都城——北京，运送产自南方的大米（官方称之为“贡品漕运”）。根据官方的资料记载，为了修筑一条河堤，同时动用了5万名劳役。而且由于工期的拖延，最后完工时，工期长达数百年。

在很久以前，孟子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徭役是满足公众要求的最理想的方式。中国与近东地区存在着相同的情况，那就是：君主一旦通过占卜确定了新都城，那么就会对反对置之不理，强行要求自己的臣民向新都城迁徙。堤坝以及水闸的守护工作，一般由被判流放的犯人和强征入伍的士兵来负责。同时，这些人也是修筑工事的部分劳力。地处西部的边境省份，由于军队的帮助，逐渐在沙漠中开垦出了可供种植的农田。对于这种可怕的徭役负担，流传至今的诗歌中保留了大量的哀怨。特别是对于修建长城的徭役，所产生的哀怨最为严重。于是，针对君主以私人目的（像埃及那样）修建工事而造成的巨大徭役，古代的经典学说始终保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在中国，随着这种公共劳动在官僚体制下的发展，所消耗的费用也在持续地增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旦取消了徭役制度，那么位于中亚的沙漠就会吞噬掉开垦过的荒地（如今已经沙化了）。而且，对与国家的财政来说，将是毁灭式的冲击。针对农民没能对王田进行很好耕种的情况，在史书中也频繁出现埋怨的言论。要想统一好这样的徭役国家，也只有极少数才华出众的人物才能做到。

对于国家来说，满足需要的古典方式依旧是徭役。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摆在皇帝面前，需要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是：修复大运河的工程到底是应该采用徭役（自然经济的方式），还是进行投标（货币经济的方式）？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谁能满足国家的需求。讨论的结果是，考虑到工期，决定采用货币经济的方式，由国家拨款进行修复（否则会耗费十年的时间）。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国家会调遣军队服徭役，以此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这就表明，只有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两种制度相结合，才能真正满足国家的需求。

不仅军队的征召、徭役和上贡的赋役在中国很早就出现，就连赋税的出现也很早。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还是诸侯国的秦国就废除了关于王田的徭役。到了公元前3世纪，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便是秦国的君主。当然，早在上古时期，上贡的赋役就已经出现。对于王室所需的东西，都按照一定的类别，交由不同的地区上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几乎都是一样的。直到现在，这种制度依然在延续着。

针对世袭军队和官僚系统，实物贡赋制度与它们的创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世袭的军队，还是国家行政的官僚体系，为它们提供给养的都是国库，并由此形成了稳定的实物俸禄。当然，国家的货币经济也有所发展。例如，在文献记载中，在汉朝（西方纪元的起点），国家的货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与此同时，用于工程、邮递交通的临时性徭役、实物与货币形式的赋税、常规支付的费用以及为了满足宫廷内某些要求，直至奢侈品的自足经济，在整个社会向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势下长期共存，直到现在。

在转向货币赋税的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土地赋税。在赋税的众多类别中，土地赋税直到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对于土地赋税趣味横生的历史，我们不再做详细的复述。我们会在下文中，针对农业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这里，有种情况与西方世袭制国家完全一致。这种情况也是我们不需点明的：由于皇帝在行政管理上过于松散，所以对于他来说，那些不是土地资产的财富是“隐形的”。因此，造成税收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税收制度仍然在持续向具有统一标准的税收制度靠拢。于是，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其他各种赋税进行转化，作为附加税收，并入土地赋税之中。

正是由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无法掌握，才迫使国家反复通过徭役和摊派这类自然经济的方式来满足需求。此外，或许真正首要的原因是极不稳定的通货状况。通常情况下，土地赋税在世袭制国家的发展方向有两种：一是转化为货币税收，覆盖包括徭役和各种摊派在内的所有赋税；二是转化为分摊的定额税收，这种税收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向各省摊派定额的赋税。这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简单谈过。

在满清时期，由于国家稳定、社会祥和，所以政府放弃了那部分极易变化的收入。于是在1712年，康熙皇帝颁布了那道举世闻名的诏书。这道诏书致使中国在十年后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它被称为18世纪中国盛世的源头。这道诏书的目的在于将各省的土地税转变成固定上贡赋税（我们很快会对此进行描述）。此外，在政府收入中，盐税、矿税和关税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向中央政府上缴赋税是一种惯例。只是后来与欧洲各国进行的多次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央财政陷入了困境。这才导致在罗伯特·哈兹爵士的财政管理下实施的“厘金”货物关税（主要在内地实施）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主导地位。

这种对赋税进行定额摊派的做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例如，导致了某些规定和政府的控制的取消和废除；徭役和强制性的通行证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自由迁徙的限制被取消；国家不再控制职业选择、房屋占有情况以及生产方向的相关问题。与此同时，上述所有的措施还产生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人口数量的突飞猛进。

在中国，登记土地的相关账目非常混乱。但是，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满清统治的初期，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高，基本上与秦始皇统治时期（1900年前）差不多。而且，在近百年间，人口的数量始终徘徊在5000万—6000万。但是，在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的这段时间内，人口迅速增加到了3.4亿—4亿。无论是在大面积的经济活动，还是个别的经济活动中，都体现了中国人那种举世闻名的营利欲望，并因此聚集了大量的私人财富。相对于激增的人口，以及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

对于近代资本主义来说，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非常适合其发展，但却没有出现丝毫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迹象。此外，曾经非常受重视的海外出口贸易，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对于出口监管得更加严厉，只是在广州开放一个口岸，与欧洲人进行相关的进出口贸易。就中国人而言，他们缺乏对资本主义的兴趣。自然，他们也不会因此去打破国家规定的各种限制。而且无论是行政管理方面，还是经济技术方面，中国都没有出现任何欧洲式的“进步”。最为关键的是，从表面上看来，国家由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已经无法满足任何外交上的需要。上述情况都是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和引人注意的现象。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增长速度。我们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那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解释？导致那些现象的原因，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精神因素。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有关经济的因素——它的前提条件是政治，是纯粹的国家经济。无论经济因素还是精神因素，它们都来源于同一个地方，即中国的官员和候补官员——领导管理阶层。在下一个章节，我们就首先来探讨一下他们的物质状况。

官员对定额税收的承包

就像我们在上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官员的收入只是国家仓库中的实物。由于后来货币俸禄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定例。所以在形式上，官员的收入是由国家发给他们薪水。可是，在所有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中，实际能拿到国家俸禄的官员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而且，这点儿俸禄实在少得可怜，也只是官员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仅仅依靠国家的俸禄，官员们根本吃不饱饭，也无法支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行政花费。

所以，官员也只能像过去的封建领主或是一个地方的总督那样，从自己实际征收到的赋税和常规征收的费用中，向上级行政机构上缴固定数额的税款，而后，再把自己所需的行政开销克扣出来，剩余的数额则归为己有，这才是始终存在的实际情况。只不过，官方并不承认官员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可是，不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已经成为定式。很显然，至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政府所推行的税收定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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