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述而 (3)

虽然富贵不可求，但是我们可以在因地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人就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佛教有句话叫做：“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意思是菩萨站得高，看得远，他知道有恶因必然有恶果，所以经常警惕自己不要做坏事。众生就只顾眼前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损害别人的利益，等到恶果来了，悔之晚矣，所以众生只怕恶果，却不怕恶因，这是愚蠢的行为。如果反过来，我们向菩萨学习，在因地里不造恶因，这命运也就改变了，如此说来，富贵是应该这样去求的。

袁了凡先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立命之学”即是求富贵的方法。袁了凡先生是明朝人，幼年时遇到云南的孔先生，精通算命，他推算袁入学宫应当在第二年，县试府试进学（考试）的名次，都应验了。后来袁了凡遇到云谷禅师，告诉他命虽然有，但是大修行人可以改变命运，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只要一心为善，命运就可以改变。袁就把从前的过错，一条一条记录起来，尽情揭发剖露忏悔，发誓要做三千件好事，以求得考试成功。云谷禅师又教他念准提咒，使他所求更有把握。从此，他的命运就改变了。孔先生算定的五十三岁寿命。后来先生身体健康，近八十高寿。子孙科举顺利，世代昌盛。

论语禅：

富贵不可求亦可求。

安贫乐道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吃粗食，喝凉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饭疏食”，饭，这里是“吃”的意思，作动词。疏食有说是粗粮的，有说是菜食的。

曲肱：肱（ɡōnɡ），胳膊，由肩至肘的部位。曲肱，即弯着胳膊。

孔子极力提倡“安贫乐道”，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是说粗茶淡饭，居住简陋，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乐在其中。所以孔子特别赞扬颜子“一箪食”的精神。

当然孔子也不是要说让大家都去做苦行僧，正当的生活还是必要的，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决不能以破坏别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取得自己的名利。所以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义的手段而取得富贵荣华，是坚决不能做的。不义的荣华富贵，如天上的浮云一般，来得快，也去得快。圣人视天下如敝屣，把抛弃本来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都看作抛弃一只破旧的鞋子一样，可世间人竟然还要用不义的手段去获取富贵，真是有天壤之别。伯夷和叔齐兄弟互相推让王位，竟然为此而逃走。佛陀虽然为太子，却不愿意继承王位而出家修道，寻找天下众生的解脱之道。与他们比起来，若还通过不义手段去牟取富贵，是不是太愚蠢了呢？

中国历史上的禅师们对于安贫乐道体会最深，他们认为“少一分物欲，就多一分菩提；少一分占有，就多一分慈悲。”有的禅师，坚持过午不食，即过了中午后就不再吃东西。有的禅师，夜不倒单，就是一生都不睡觉，所谓休息就是打坐。有的禅师，入山苦修，皇帝请他下山他不肯，他以山间的松果为食，与大自然同在。有的禅师，农禅并举，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有的禅师，身怀绝技，医术精湛，救死扶伤，不求回报。

四川乐至报国寺前任住持离欲禅师，可谓真正离欲的一位禅师，一生安贫乐道，也是仁者寿的现实榜样。他是四川省合川县泥溪乡人，生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1992年4月17日预知时至，安详坐化，世寿一百二十四岁。禅师一生节俭，朴实无华，常年居住一小小的房屋，从一扇小窗透进微弱的光线，照着一张三尺多宽的旧木床，一床土麻布蚊帐，老蓝布的被褥和床单。床上一张烂草席，一个土蓝布包糠壳的枕头，都是疤上重疤，深浅不一的各色补丁，共有一百多个。一张旧书桌，一把旧竹椅，一个装满杂物的旧衣柜。屋侧一间小厨房内，一个泥糊的土灶，放着直径约一尺五寸缺一个边边的小铁锅，小缸边一张烂木桌。虽然报国寺设施不断改善，但禅师的寮房一直照旧，直到圆寂。禅师对自己如此苛求，对众生却有求必应。他做了很多好事，又用精湛的医术，给大众看病。

论语禅：

享受越多，离“道”越远。

《易》与佛

子曰：“加我数年，吾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可以学习《易》的道理，按照它去办事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

老版本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朱熹说：“此章之言，史记作为‘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假，这里通“加”字，给予的意思。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里明显告诉我们孔子是到晚年才开始喜欢《易》的，所谓“五十”是后来版本的错误，“五十”应该是“吾”字。因为古书竖排，“五十”误为“吾”很有可能。

孔子到了晚年才去接触《易》，感到时间太紧张了，更主要的是有生之年不能对《易》加以更多发挥了，所以他希望上天多给自己几年寿命，用来学习和研究发挥《易经》，这样就会使后来人都不会有很大的过错了。因为《易经》就是大道至理，通过易经可以指导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犯错误。所以这个“无大过”也不一定是指自己，而是指后来的人。孔子主张认真研究《易》，就可以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天命”，即“道”，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明孔子非常喜欢读《周易》，曾把穿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很多次。孔子到晚年“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已经融通了易学，所以能够处处变通，又能时时圆融，不会再出现错误。因为易代表了宇宙变化最根本的规律，通《易》的人实际已经开悟，真正通《易》的人，只能是圣人。

澫益禅师《论语禅解》：“学《易》方无大过，《易》其可不学乎？今有穷年读《易》，而过终不寡者，其可称学《易》乎？”孔子学《易》无大过，可一般人一生研究《易》而过错很多，那是他没真正学懂《易》。

要真正学懂《易》，必须与佛学相融通，若能以《易》参禅，则善中上善矣。禅宗二祖慧可之弟子“僧那禅师”专擅《易》学、《礼》学，南至相州时，遇慧可说法，即与学士十一人出家，从慧可受道。

澫益禅师写了《论语禅解》，还专门写了《周易禅解》，他主《易》亦佛，以易参禅，其在《周易禅解》一书中大多分成几部分内容来解说《周易》经传文句。先是归纳和阐发每一卦爻辞及其《传》文的义理，然后再以佛学思想观点加以贯通，尤其是在解六十四卦卦爻辞时，都尽量引用佛教禅学的思想来加以阐明，充分证明《易经》每卦的义理都与佛理是不谋而合的。

《易》与佛的关系可从下面看出：

第一，“易”有简易之义，即“易”虽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进这个“模式”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即“大道至简是也”。

佛以一真圆觉遍撒三千世界，伏羲以一笔开演天地。本体即一，佛叫做真如、佛性、圆觉等，因一念生多念，故一念三千，也就是宇宙从一念产生出来，大道至简如此。易把本体叫做“太极”，“太极”是没有分别的，不分阴阳的。如果一分阴阳，也就不断分化，以致三千大千世界。太极图即是简易模式，易用阴阳鱼这个图来表示它的宇宙真理。

第二，“易”有变易之义，即“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辩证法”的。

佛也讲变化之道，这种变化之道，佛叫做“无常”。世间一切法（客观存在），生灭迁流，刹那不住，谓之“无常”。这种无常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因果规律在其中制约的，例如有得必有失，有善必有恶，俗人限于这种相对之中，不得自由而有六道轮回。若能除掉分别心，吉凶均不存在，回归佛性。佛说一真法界，一切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无不还归此法界。

《易》的变化从两仪开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原始反终，复于太极。两仪开始出现分别心，然后分化为更多，其中有阴有阳，有善有恶，因为阴阳善恶对立，所以才会有世间吉凶现象，除掉了阴阳对立，也就除掉了分别心，那么将回归太极。

因为世界是无常的，所以佛无定法，唯在当机。因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易》无定体，唯变所适。

因为世界变化无穷，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法法相融，法法无上。因为世界变化无穷，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卦相通，爻爻相错，群龙无首，其道大圆。

佛教认为众生因贪嗔痴无明的牵引，所以永远在六道中轮回，既没有始也没有终。《周易》六十四卦不以“既济”为结束，而以“未济”，同样说明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无始无终，循环周转。《序卦》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以来济终焉。”即是说事物是生生不绝的，因此用未济为终。

第三，“易”有不易之义，即“易”虽讲变化，但“道”的本体却是永恒不变的，看到了不变的“道”，才知道世界的本体是永远不动的。

佛性如如不动，太极亦如如不动，无论世界如何千变万化，众生时而沉沦，时而上升，改头换面，无数轮回，而佛性和太极是不变的。众生一旦觉悟其本性，回到不变的本性，他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佛性和太极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论语禅：

学《易》不易，学《易》亦易。

子不语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

乾隆年间才子袁枚写了一部笔记小说叫做《子不语》，即孔子不说的，他都说，这部书写的都是一些神奇鬼怪的事情。还有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也是“子不语”的东西。

孔子看到鬼神迷信给人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所以他从来不宣扬这些东西。除了“怪异”和“鬼神”不提以外，孔子也不提“暴力”和“悖乱”的事情，因为反面的东西提多了反而可以诱发这些事件再次发生。人们有逆反心理，你说做不得，有人偏偏要模仿去做。所以孔子总是坚持正面教育，不说那些丑恶的东西，以免把人引向邪道。

因为传统解释“不语”带有对“怪力乱神”不以为然乃至否定的意思，所以流传至今，特别到了相信科学的当代社会，一些人据此把孔子列为唯物论者。论述此时，又把孔子其他有关的话连贯起来，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因此，鲁迅说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另外一些看法认为孔子对于民众的鬼神信仰也不反对，而是视之为一种教化民众的手段，一种可以令“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的“善巧方便”，祭祀鬼神仅仅是心理满足，并非认定所祭祀的鬼神存在。例如，对于《礼记檀弓》曰“惟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耳，岂知神之所飨”，郭沫若这样解释：“他肯定祭祀是求的祭祀者的心理的满足,并不是认定被祭祀者的鬼神之真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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