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子路 (8)

一个领导者必须“身先士卒”，但是“身先士卒”与“事必躬亲”是有区别的。身先士卒是说明一个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像百丈禅师年纪那么大了何必还要出坡劳动呢？他的弟子们那么多，缺他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子们敬重师傅也是应该的。然而，我们要明白统帅者的表率作用，百丈禅师身先士卒的真诚表现，比他向徒弟说更多的禅语更有用。领导者的魅力就是要做到使人口服心服。要使一个人表面上服从你比较容易，但是要使一个人从心里服从你，就比较难。要让人从心里服从你，就需要身先士卒。

虽然身先士卒，并非每一件事情都要领导者去做，也就是说事必躬亲。身先士卒就是起到带头作用，例如领导带头植树，但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领导都要去植树吗？只因为领导带了这个头，就有号召作用。所以说，事必躬亲并非能够成为一个好领导，而身先士卒则是一个领导者的优秀素质。

选拔优秀人才在各个岗位发挥作用，人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领导者也就不用事必躬亲了。所以，选拔人才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什么是“举贤才”？孔子说“提拔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会推荐吗”？

孔子希望上下都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历代圣贤此心都彼此相同，历代明哲无不重视任用贤能。《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知人则哲，即能识别、提拔人才是最大的智慧。《老子》中提到：“善用人者为天下。”善于使用人才的人能成就天下事业。三国?魏?曹操《求贤令》：“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举荐做官。《三国?蜀?诸葛亮》中有“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有才能的人不可埋没，没有才能的人不可伪饰，仅有虚名的人不可进用。

论语禅：

先放下自己，然后才能放权，不要什么都自己管，要提拔更多人才各司其职。

名正言顺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卫君等待老师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子路说：“老师您说得太远了吧！那名分有什么可正的？”孔子说：“你想得多简单啊！子由！君子对于他不了解的事情，就要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够兴盛；礼乐不能够兴盛，刑罚就不能够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慌乱而无所适从。所以君子有名分就一定可以说出和它相应的言论，说出的言论就一定可以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是一点也不马虎的！

“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卫国经过几年的内乱，君位终于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即卫出公，亦称卫孝公。辄父蒯聩在晋的庇护下流亡在卫晋之边境，一时无力夺回王位，因此卫出公的政权暂趋稳固。由于孔子的弟子多人在卫做官，卫出公也有意请孔子来卫担任重要职务。

孔子一回到卫国，子路见老师在卫有做官的可能，就去问他：“如果卫君请您协助他主持政务，您首先打算做什么事？”孔子说：“首先要做的是端正名分，使人的职位和名义相称，名称与实际相符。”子路一听，不能理解，因为卫出公自己做了国君，而其父亲流亡在外，本身就名不正了。

孔子则认为，卫国政治上的动乱，归根结蒂是因为“君臣”与“父子”的名分已乱了。卫灵公死后，理应由蒯聩接君位，但蒯聩不满其母的淫乱，谋杀未成，流亡在外，于是卫就立蒯辄为君，辄是卫灵公的孙子，也是世子蒯聩的儿子。孔子认为出公的王位是合乎名分的。虽然蒯聩是父，辄是其子，但辄是在父离国而不得已继承君位的，则“父子”关系不离不弃，其“君位”亦正当。其父亲蒯聩反而有逆父谋杀母亲之罪，名分本来已不正。

蒯聩是因为谋杀母亲而流亡，到出公即位，辄还是十余岁的童子，南子在堂，蒯聩自然不能回国，并非辄拒父。蒯聩入戚，卫兵围之，是卫臣石曼姑等所为，不是出公。所以蒯聩逆父杀母之罪成立，而出公则无逆父之罪。所以孔子为出公正名，不但于国家，还是于出公本人，都是正义的。只是后来，孔子终于没有能够实现自己愿望，事与愿违了。连子路最后也为这场纷争成了烈士！

论语禅：

心正则名正。

樊迟请学稼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以后，孔子说：“樊须真是小人啊！领导者喜好礼，老百姓就没有人不恭敬；领导者喜好义，老百姓就没有人不服从；统治者喜好信，老百姓就没有人不真诚。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前来投奔，哪里还用得着你自己亲自种庄稼呢？”

先看看旧报纸的批判文章：

找到1974年1月30日《北京日报》，有一篇文章写道：

从孔丘对樊迟的破口大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反动的教育路线，就是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主张“学而优则仕”，即为奴隶主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反动官僚和精神贵族，造就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孔丘的这个反动教育路线，为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所继承。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上纲上线的典型文章，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写照。孔子与樊迟的对话，成了反动的教育路线，孔子培养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还有文章攻击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孔子是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无奇不有。

我们来分析这段话，首先孔子没有对樊迟破口大骂。樊迟虽然没有远大志向，但是终究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是希望把他培养成社会的有用人才，恨铁不成钢，看到他不问心性的修养，却去问一些种田种菜小事，不免有点失望。现在还有人批评孔子，说樊迟出去后，孔子就在骂他是小人，这样有悖师道，违背他自己提倡的恕道精神。实际上，孔子说樊迟是小人，没有骂他。这里的“小人”，其实只是相对于“上”，即在上位的领导者而言，是指他不堪造就，不求上进，并非说他品德上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有些家长骂自己的子女：“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 恨铁不成钢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

第二，孔子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人，要种田种菜，确实不是孔子的专长，所以他说不如老农，是实话实说，并没有错。如果让科学家也去种田，社会还能进步吗？科学家一项发明可以解决多少农民的温饱问题，让科学家都去种田种菜，人类就不要进步了。所以，孔子说樊迟没有远大志向是对的。现在的农民，希望自己的儿女考上大学，难道还盼望自己的儿女回来种田吗？

第三，重视智育没有错，如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么中国只能继续贫穷下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当然也需要大老粗式的体力劳动者，但是更需要有智慧的脑力劳动者。体脑分工，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所以孟子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没有错，也是指社会分工不同，并非就是轻视劳动人民。光靠死力气不能使社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饿肚子。如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就会进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孔子从来不轻视思想道德修养，他从来都是把道德修养放在最前面的。他所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他有七十二贤人，这一些人哪一个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他们被孔子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一些人更是成为国家的股肱之臣。

最后要说明，孔子从来也没轻视劳动，他说先之劳之，即是强调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与禅宗百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旨是一样的。追求至善的人，怎么会偷懒呢？颜回一生勤奋，一切都是自食其力，哪里看见他不劳动？孔子称赞他是最好的学生。所以看问题，我们一定要全面，孔子激励樊迟树立远大的志向，并非就是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

论语禅：

种好心田则能种好农田。

诵经与诵诗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处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禅门日诵，要诵经诵咒，从而使修行者入于禅定之中，但是，并非仅仅是诵经诵咒时就入定，还要把佛法贯穿于生活中，并在生活中予以应用，那才叫做真正的诵经与诵咒，那才叫做真正的入定。

孔子亦如此，他虽然没有教学生诵经，但教学生诵《诗》，《诗》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教学生诵诗，不单纯是为了诵诗，而为了把诗运用到实践之中。他不主张死背硬记，当书呆子，而是要学以致用，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春秋时代的朝聘，常常“赋《诗》以见志”，这方面的材料，《左传》等古籍还保存不少。据有人统计，《国语》用诗三十一条，《左传》引诗二百十七条，其中记各国公卿引诗一百零一条。可见《诗》已经是一种国际语言，并成为政治寄托和讽喻的工具。

然而，孔子所说的赋诗，不仅是日常生活和国家交往的一种表情达意的语言，更是一种高尚追求的显露，以诗言志，将诗的高尚理想，诗无邪的精神，运用于实践之中去，学以致用，这才是孔子教导学生诵诗的真正目的。

论语禅：

把日常生活变成“诗”和“经”。

善人政治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孔子说：“如果有圣人为君王，必定要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怎能去端正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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