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泰伯 (2)

实际上，孔子曾对曾参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句话是劝人要珍惜生命，只有珍惜生命，借假修真，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才是真正的尽孝。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才能悟道。佛教说：“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身？”佛教里面有不净观，当时佛陀的弟子看到此身不净，而想要自杀的时候，佛陀就马上予以禁止。所以，身体保护的意义就在于此。释迦牟尼是在人间成佛的，未来佛弥勒佛也将在人间成佛。若连人的身体都没有了，又怎么有佛可成呢？

“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难道曾子临终一再叮咛就是自己的手脚没有受到损伤吗？若是这样，曾子还有什么价值呢？没有灵魂的躯壳还有什么用吗？到死能够保全身体的人多的是，难道他们都是君子吗？所以我们没有明白曾子临终时他真正告诫后生小子的是什么？

那么，曾子保全了什么？

曾子说的不是保全了“身”，而是保全了“心”。从“学而”篇我们就详细地分析了曾子是发明慎独的人，他是善于反省和观心的，所以他在临终就敢于说我的这颗心不会受世间污染了，它清白地而来，也要清白地而去了。

那么又怎么才能保持这颗心一辈子出污泥而不染了，那就是曾子所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借用《诗经》里面的话来告诫人们要时刻反省自己，若稍有放松，就会堕落，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这样做到了，就会免除这颗心不受污染，一生也就不会犯大错误了，到临终也就死而无憾了。所谓“启予足！启予手！”而不是要让大家去看自己的手脚，而是让大家摆好自己手脚，而显出君子临终安祥的姿态。所以后人理解古文不能望文生义，而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看事物的本质。曾子是得孔子心传的弟子，他临终是无恐惧的，是安祥的，虽然他的手脚不能动了，但他的心是安祥的。当君子的心归于“仁”的时候，这身体又还有什么作用呢？抛下臭皮囊，而今得自在。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到临终而没有遗憾的又有多少呢？可曾子做到了。

临终前的曾子，还与孟敬子说了一番从政之本在正己的道理。孟敬子本来做了很多违礼的事，曾子对他早已不抱希望了。但是看到他在自己病重时还来看望自己，说明他还有一丝向“道”之心。所以曾子首先向他说道理，告诉他“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就是希望他听进去，因为我说的话是对你有好处的，人都要死了，绝对不会害你。曾子说了什么呢？曾子没有向他说从政的事，却说了一通做人的道理。孟敬子来探问，肯定是想问如何执政的事，但曾子却避开不说这个。因为从政之本首先是正己，正如孔子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身正，不令而从。领导者的心正了，下面的一切事情就不会偏了，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表面上好像与执政无关，实际上与政治大有关系。

论语禅:

保护自己的身，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心。

犯而不校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说：“有才能的向没有才能的请教，知识多的向知识少的请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知识很充实却好像很空虚；被人侵犯却从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胡适说：“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胡适否定是颜回，认为是曾子过去的旧友。我们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对，这种境界其他旧友做不到。胡适又说这个旧友是孔子，那更是谬论了，曾子怎么连基本的师生之礼也没有呢？老师虽然也是朋友，但作为学生从礼上不可这样称呼。

我们认为，这里曾子是专门用来赞叹颜子的。因为颜子就是一个谦虚的典范，他虽然得孔子的心传，但他从来没有自满的表情。他认为没有知识、没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一钱不值的，在他们身上总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所以，在学习上，即要向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学习，又要向少知识、少才能的人学习。曾子还赞叹颜子“有若无”、“实若虚”，正是江湖一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犯而不校”是什么意思，主要是要正确解释这个“校”字。

我们以为“校”解释为“计较”比较妥当。古棣《论语译注》译为“报复”，其根据是《小尔雅?广言》：“校，报也”，包咸注：“校，报也。言见侵犯而不报之也。”译为“报复”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以颜子的境界来说，应该是人家侵犯我我却从不计较，连计较都没有了，那还谈得上报复吗？所以若译为“报复”则降低了颜子的境界，贬低了颜子。正如“唾面自干”的故事，娄师德的弟弟说：“别人向我脸上吐痰，我把它擦干就行了。”可娄师德说他这样做还是心态不平静，应该自己都不要动手去擦，让它自己干了，才算真本事。颜子就是有这种的真本事，别人若唾面，他就会让他自干，一点也不计较，怎么还谈得上报复呢？

“犯而不校”，表现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忍让精神，这也是许多宗教家所提倡的。例如基督教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连敌人都要爱，可见境界是非常高了。还说：“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应该把右脸也送上去。”这样的忍辱精神确实也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但是一般宗教的忍让博爱仍旧是有限制的，即他们可以容忍自己的敌人，但是不能容忍异教徒，若是不信仰他们宗教的人，他们不但不会博爱，而且要远离，甚至视为邪魔，要加以消灭。所以历史上那么多宗教冲突和战争就是这样引发的。

儒家提倡“仁民爱物”，不但要爱人，还要以人普及到一切众生，连最弱小的动物都受到最公平的待遇，还会计较别人侵犯我的过错吗？所以颜子“犯而不校”是仁心的突出表现，以趣圣人之境了。

禅宗修行立足达到“无相”的境界，要除掉分别心，提倡一切众生皆平等的精神，所以“犯而不校”在佛教那里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

佛陀告诉大弟子须菩提，我过去世在山中坐禅时，遇见暴君歌利王，一刀一刀割截我的身体，我因为禅修的定力，深知一切无相，所以对暴君的割截不生痛恨，不仅不生痛恨，而且即时发心将来成佛一定要先度这个恶人，暴君就是后来佛陀成佛后第一个弟子憍陈如。从这里可见佛陀“犯而不校”的境界。

论语禅:

不可以暴制暴。

菩萨的“专制”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听从命令，不可能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是“专制”还是“爱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五四运动”的时候，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说孔子搞专制，不民主。但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很民主，古人对这两句话，圈点句读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还没有到达水准，“知之”，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还有人把句读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加了两个逗点，这句话的意思就变了。老百姓认为可以做，就让他们去做；老百姓认为不可以做，就让他们知道这样做的道理。这样，就把这句话民主化了。

我以为这句话的句逗没有修改的必要。孔子一贯的思想都是“爱民”的，但是怎样爱民，也不是光民主就是爱民了。有民主还要集中，若有益于百姓的政策法令不能实行，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那么国家就会混乱不堪。没有知识文化的老百姓也听不懂大道理，若执行重大决策，还要向百姓说明道理也是很难的，也没有这种必要。例如，指挥打仗，诸葛亮刚出山时，如果没有刘备给他的上方宝剑，张飞就不会听从诸葛亮的作战命令，那么诸葛亮就应该讲民主去听从张飞的意见吗？老百姓的头脑简单，他不可能有远大目光，所以国家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拿到民间讨论几个月再执行。

商朝盘庚迁都到殷地，老百姓都不愿迁，盘庚坚决执行这个决策，又开大会，又发布告，下命令谁不服从就治谁的罪，老百姓才勉强地跟着迁移，实现了这个重大决策。事实证明，盘庚的迁都是正确的，殷商进入中兴时代。子产治理郑国，对土地和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郑国老百姓对新章程开始也有怨言，但子产坚决执行，结果老百姓得到实惠，便歌颂子产了。所以可以使老百姓人人行其事，而让人人明白做这件事的道理，限于各种条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能不做，那就只有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要求执政者关心人民，为人民兴利除弊，决策后就坚决执行，他的确没有想过要先与老百姓商量，老百姓就是大老粗，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能与老百姓说清楚吗？如果一切让老百姓都举手赞成再去做，那就是让聪明的人先去听从愚蠢人的意见，那么其结局是什么呢？孔子不是不想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人民没有办法当家作主。尽管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办起了私学，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不分贵贱，一切人都可以来读书。但是他的学生终究有限，他不可能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到他那里读书。如果老百姓都成了七十二贤人，那么天下就无为而治了。

澫益禅师《论语禅解》：“若但赞一乘，众生没在苦，故不可使‘知之’。机缘若熟，方可开权显实。‘不可’二字，正是观机之妙。”

禅师的话是从佛教契理契机来说的，如果只说上乘佛法，对于沉没六道轮回痛苦的众生，他们无法接受，因此先要讲底层次的，甚至可以针对众生欲望予以引诱，等到他的机缘成熟，才告诉他最终的目的。不可，是观察机缘应该施以什么样的佛法，才能使他不断上进。

禅师的话是就弘扬佛法来说的，如果就政治来说，引诱只能以命令代替，这也是方便法门。人民还不了解新政策的好处，因为人民的觉悟没那么高，说多少话都没有用，这个时候就只能使用行政命令。因此，与其说空话，不如为民办实事。当百姓得到了实惠时，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感激了。

论语禅：

菩萨有时也专制，因为他要真正为众生谋福址。

修布施心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优秀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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