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八佾 (1)
礼与佛戒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孔子谈到季氏时说：“八佾的舞乐都到了他家里，胆大包天，野心不小。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呢？”
三家撤除宴席时演奏着雍的国乐，孔子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样的诗句，他们家里哪一点相称呢？”
孔子说：“一个人不仁，他怎么能实行礼呢？一个人不仁，他怎么能欣赏乐呢？”
季孙氏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难道不能劝阻他吗？”冉有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神还不如林放知礼吗？”
这一章是讲克己复礼的。“礼”这个词，今天的一些词典一般做此表述，“礼”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如礼制，封建礼教。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因为推翻封建帝制的需要，传统思想受到严厉批判，礼教被认为作为维持封建秩序的精神枷锁更是首当其冲。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外在表现是“礼”，礼教我们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维持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它既是人类道德规范的概括表现，又是以德治国的根本。为政以德，需要礼教来确立人与人之间正确的伦理关系，需要人们自觉遵守公共的道德规范，只有当人的精神境界到达较高层次的时候，人类才能开始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
“礼”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它作为人类一般的道德规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过去我们只看到为臣、为子、为妻要服从于国君、父亲、丈夫，忽视了“三纲”同时要求国君、父亲、丈夫为大臣、儿女、妻子作表率的意义。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是相互的，即君王要做好君王，臣子要做好臣子，父亲要做好父亲，儿女要做好儿女。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道德规范。
这些道德规范毫无特权，孔孟本身也不是国君，他们从整个社会秩序出发对社会所有的人都有道德规范，绝不是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角度提出来的。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含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一个有道之君爱护他的臣子和人民，那么他的臣子和人民自然也会对他忠心，作为忠臣他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能把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的牺牲理解为君叫臣死。忠君爱国的思想是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并非国君的地位绝对不可动摇，在特殊的乱世时代，儒家思想认为可以推翻暴君。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周朝是中国拥有时间最长的王朝，其典章制度越来越为完善，其“礼”发展到了孔子所赞叹的“郁郁乎文哉”，对于中国历代的礼，孔子宣称“吾从周”。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级制度破坏，统治者内部对于“礼”任意僭用，礼崩乐坏。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说：“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其中还有许多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就是贵族世卿专权窃国，如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为了延续中华文明，他义不容辞站出来，提出克己复礼。
这一章可说是谈礼的重点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成为了一句成语，对于这句成语的解释，一般词典都说“如果这个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呢？意思是绝不能容忍。”这是不是孔子的意思呢？孔子对于“八佚舞于庭”肯定是批判的，但孔子不是一般人，他是仁者，是有定力的禅者。孔子是个什么人？《学而》篇已经作了概括，即“温、良、恭、俭、让”，这是一个禅者的形象。如果把“是可忍，孰不可忍”理解为孔子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咬着牙齿大发雷霆，这样的孔子是否还像一个禅者？从修行的禅者来看孔子，对于季氏的做法，孔子是严厉批判的，但是他不会暴跳如雷去骂季氏。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应该翻译为“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呢”。
从佛教修行的立场来看季氏的做法，叫做不守本分，佛教以因果观来看世间贫富贵贱的分别，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俸禄，能做多大官，那是他前世修来的，如果超越了他的福分，那就是不守本分。季氏不是天子，却做天子的事情，既暴露了他的野心，也是不守本分。不守本分的人，如果其野心成功，所超越本分的占有，到最后都会要加倍偿还。孔子从“礼”的立场来挽救季氏，虽然没有明说因果，但其目的仍旧是普度众生。
儒家提出人性本善的观点，但是这种善因受环境影响就会改变，只有遵循礼教，约束人类过多的贪欲，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佛教同样如此，佛教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因私心杂念而蒙蔽了清净佛性。所以佛教提出了“戒定慧”三无漏学，无漏就是没有缺漏。“戒”相当于儒家“礼”的约束，儒家的“礼”既是道德规范，也是法律的依据，依于礼则合乎法，违背礼则犯了法。道德与法律的相互约束，使人不能做不道德的事情，不做不道德的事情，自然也不犯法了。佛教的戒律亦如此，戒律既体现了一般的道德规范，也具有法律的效应，因为违背了清规戒律，自然要受到惩罚。守戒与不违礼作用相同，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防患意识，从而培养不犯错误的定力，有了定力，就有顿悟的一天，从此就开发了智慧，走入了止于至善的境界。所以，从克己复礼，到佛教的守戒入定，提法不同，而目的一致。
论语禅：
因戒得定，因定开慧。
“礼”与清净心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回答说：“你提的问题很重大啊！就礼节仪式的一般情况而言，与其铺张浪费，不如朴素节俭；就丧礼而言，与其仪式隆重，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这里记载了鲁人林放向孔子问礼的对话。林放：鲁国人。当时不是孔子的学生，据说后来成为孔子的学生。所以汉代《礼殿图》有他的名字，朱彝尊《孔子弟子考》据以补入。今泰安东南有放城集，传说为林放故里。
林放问的是：礼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孔子在这里似乎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一切事物的根本必然涉及到形而上学的大问题，也就是宇宙本源问题，是哲学问题，是不能简单地说清楚的。礼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在于人心，人心的根本又在于仁。孔子虽然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林放的问题，但他已经间接回答了林放的问题。这就是任何内容都要靠形式来表现，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根本，符合礼的要求。内心的真实才是礼的最真实的表现。
孔子在这里所有强调的“礼”的根本要用“心”去体会。尽孝不在于形式，心里悲痛又不如化悲痛为力量，在行动中去报答亲恩。
以禅宗来看礼之本，礼之本来自清净心，清净心才产生维持人类文明的礼仪。因此，礼仪是心灵净化的催化剂，只有来自清净心的礼仪才能真正实现灵魂的洗礼。因此，不仅儒家有礼仪，佛教也有礼仪。制订这些礼仪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灵魂的洗礼，从而去掉私心杂念，培养入世的定力，达到顿悟开慧的目的。
既然礼仪是清净心的表现，那么形式是次要的，心灵的净化才是主要的。所以，如果没有一颗清净的心，无论多么隆重的礼仪，并非能够体现内心的真诚。相反，如果有一颗清净的心，即使形式上简单俭朴，也能够体现一个人真诚。
论语禅：
清净心让人文明礼貌。
“礼”与平等心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夷狄也有君王，不像中原各国目无君长！”
夷狄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对周边地区的贬称，泛指文化落后的民族。夷是对中国东方各族的泛称，又称东夷。在远古传说时代，东夷环渤海而居，南至江淮。先秦华夏，为夷羌苗黎所融化而成，东夷是华夏先民的重要来源之一。夏、商、周三代，东方有九夷之称，是许多东方族类相近的氏族部落的统称。夷也用以泛指中国周边各民族，与夏对举。如四方之夷、夷夏之别，汉代称西南各族为西南夷等。狄，主要指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分赤狄、白狄、长狄诸部，各有支系。因其主要居住在北方，故通称为北狄。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国中原人对北方各民族的泛称。
在历史上，夷狄与中原地区相比，确实是属于文化落后的地方。但是并非落后了就不能学礼了。在《孟子?藤文公》说到楚国的陈相就是一个转变的例子。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
即使当时在夷狄地区也有贤君出现。《朱熹集注》引程子话说：“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那么“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应该翻译为：“夷狄尚且有君王，不像中原各国目无君长”。近人杨树达说“有君谓贤君也”，即指楚庄王、吴王阖闾。
与夷狄相比，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人们接受了圣君的统治，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礼仪也最为发达。尧舜禹是孔子向往的和谐社会，人类的精神面貌与后世自然不同，即使到了夏商以后，人类欲望虽然加重，但国家的礼制也不断完善，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到了西周，集前代礼制之大成，中华礼仪之邦于是形成。只是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痛心疾首，于是说：“夷狄也有君王，不像中原各国目无君长！”
孔子把夷狄与中原地区进行对比，以夷狄淳朴能够忠君爱国，提出了“礼”不分尊卑的命题。他主张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礼”变成了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共同的道德要求。
长期以来，我们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有错误的理解，认为其意为“庶人没有资格受礼，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这是以封建的特权观念去解释远古的刑礼观。从先秦人的字句上看，“上”、“下”二字，意作尊、卑。所以这句话，应为“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其意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以尧舜禹时代最为典型。那个时代，形成了维持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处罚制度，礼制刑法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谁也不能特珠。尧舜时，舜让鲧治理水患，鲧没有治好，鲧就受到了死刑处分。舜让位于禹后，禹对于执法刑父的皋陶不但重用，而且友情胜旧。当时刑礼保持公正与威严，即便是首领也不例外。孔子极其推崇三代之治，他希望建立大同世界，“礼”和“刑”是全体社会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怎么可能让统治阶级具有特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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