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卢沟桥事变真相(4)

广田弘毅是觉得没必要对卢沟桥事件的是非责任太较真（事实上就是日方的责任），干脆双方各退一步。对此，五相会议表示同意。

“三协定”指的是《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塘沽停战协定》是在长城与北平之间划定了一个非武装中立区，《何梅协定》是要求中央军撤出河北等，《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则是把宋哲元逼出了热河。

不过要说起来最想看到和平局面的，还是“日本之智”石原莞尔，这个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军人，很害怕日本因此陷入持久战的泥潭，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国家有几斤几两很了解，对于中国的战略纵深也有最直观的认识。石原懂中文，虽然不是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还是保持了对中国最朴素的理解：

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这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转引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因此，深怀忧惧的石原莞尔还想在最后时刻挽回局面。就是在五相会议之后，他找到陆相杉山，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与其守着华北这座火药桶，不如干脆放弃算了。

对此，石原“以刺人肺腑的气势”解释道：“本年度的计划兵员兵团数为三十个师团，其中仅有十一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照此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长编》）

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别，就是天才具有前瞻的非凡眼光，同样身为帝国的重要参谋之一，濑岛龙三直到战后才后悔地说道：“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驻兵的权利。”

杉山元人称“厕所门”，有人解释说：“西式厕所的门向两边都能开，只要挤一下就行了。杉山元也是这样，他没有自己的主意，哪边人多就同意哪边的意见。”（《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不过，出于自保，杉山元也许是习惯装傻。

对于石原的建议，杉山元不置可否。当时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在座，他以平时冷静的态度回答道：“实际上是想这样做的。但这需要和首相商谈，不知首相的信心如何？是否放弃多年来国人在华北的权益财产？这样满洲国是否安定？”梅津主要是担心首相对外交缺乏信心，华北一旦放弃，满洲也许同样不保，以至日本走向彻底失败。

杉山推己及人，最后肯定地说道：“要承担那样大的危险，我们的首相没有这样的气魄！”

尽管如此，石原莞尔还是不死心，他又赶紧给首相打电话，此言正中近卫下怀，他爽快地表示道：“好吧，那就去南京和蒋介石谈谈看吧。或许能谈好，请赶快做好准备。”（《长编》）随后，去往南京的飞机也做了安排。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近卫的书记官长风见章表示了自己的疑虑，那就是政府对陆军的统制能力问题。近卫这才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即使自己与蒋介石谈妥，陆军那边听不听自己的招呼，也是让人心里没底的。结果，长风见章建议在确实掌握现地情况之前，不可轻率行动。

近卫于是未能成行，一次也许非常必要的处置就这样流产了。近卫如此优柔寡断，令石原莞尔非常气愤，他不得不坦言道：“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首相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其实就在前几天，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宫崎龙介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近卫文麿听取了他回来后的汇报后，找到杉山陆相说明了情况。杉山元表面上没有反对，可是当领受了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中国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只是打马虎眼，最后气得近卫只好自认倒霉，埋怨自己虑事不周。

近卫文麿的确是瞻前顾后，毫无魄力，过于计较个人安危得失，起码是自信力不足。就在1941年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要彻底破裂的时候，近卫本想着去往美国同罗斯福面对面沟通，可是由于他深知自己出不了国门就可能被暗杀（辻政信确实在组织暗杀活动），或者回来时也难以活命，最后便彻底放弃了美国之行。明知责任重大，无法左右时局的近卫文麿干脆选择了撂挑子，于1941年10月宣布内阁总辞职，这才有了随后东条英机的上台。

不得不说，此举愧对国家上下对一个首相的托付，即使自己的谈判毫无成果或者对军部也起不到什么遏制作用，可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有那些内心卑微的人才抱着“鸵鸟心态”。

当被宣布为战犯的时候，近卫文麿还觉得冤枉，曾感慨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其实这可以看作是对他缺乏责任感的惩罚。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该全心全意为国民的福祉及国家的前途奋斗。

20日，正是鉴于蒋介石那“最后关头”的声明，首相与外相确实对既定方针动摇起来。

最后，在杉山陆相的主张下，近卫内阁只得通过了决议，天皇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第一次动员的3个师团开始踏上了去往中国的征程。这样，关于第二次动员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

在参谋本部，还在竭力阻止二次动员的石原与作战课长武藤章再次展开激烈的交锋，二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感情“恶化到辞职不辞职的程度”。这一次预备动员的总兵力超过了20万人，马5万余匹。

直到四年以后，武藤章才总算是睡醒了，他竭力想促成日美和解，避免日美交战。但可惜的是，更多的狂热分子到此时还没有睡醒。

23日，鉴于第一线官兵咒骂驻屯军司令部软弱，导致气氛非常紧张，杉山陆相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说：“虽说不扩大方针，但据贵官的报告，作法是否过于极端？应该尽量避免引起全面战争那样的大事件。但根据具体情况，恐怕也有奋起反击的必要。所谓不扩大事件，是避免全面战争，并非不顾皇军威信的忍耐。”（《长编》）他这无疑是在纵容扩大事态。

关东军、朝鲜方面加上日本本土开来的援军，导致华北前线将要面临日军十万之师的强大兵力。此时，蒋介石感到，如此空前规模的兵力集结，战争已势难避免。24日下午，蒋委员长紧急召见徐永昌，告诉他“日人已大举侵华”，并手令若干条，让徐当即办理。

此后，渐感绝望的蒋介石又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已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

7月25日夜在廊坊附近，日方一个维修通信线路及进行掩护的步兵中队，遭到“一向被认为稳健的”张自忠三十八师的攻击，伤亡多人，致使日方驻天津部队前往救援。张自忠曾经率团访问过日本，忍辱负重的他一向还是主张与日本友好、妥协的。当卢沟桥事变初起时，天津日军增援北平，张自忠部在廊坊都予以放行。

如今，连张自忠也忍无可忍，开始向日本挥刀相向了。“廊坊事件”使石原莞尔也不得不放弃己见，决定迅速进行第二次动员，他于26日凌晨1时给睡在军事课长室的田中大佐打电话，焦急地说道：“只好动员国内师团了，拖延将毁灭一切，火速进行处置。”

石原终究只是个军事战略家，他号称是日本唯一读得通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人，可是战略从属于政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这最核心的一点，他似乎也并没有明白。

《战争论》其实是个半成品，表述有些混乱，读懂不易，克劳塞维茨自己就曾说过，不要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个别词句，要总体理解。奉行战略服从政略的完美典范人物，也许正是德国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曾任参谋总长的毛奇，毛奇也是坚决主张军人不应干政的，他以身垂范，虽然他本人是热衷政治的。

而与毛奇搭档的又是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俾斯麦，而不是近卫文麿这种人。“铁血宰相”其实也是一种误解，他策动战争只是为了完成德国的统一，以后则基本是奉行和平的外交方针。即便是在战争取得胜利时，俾斯麦也总是尽量保留对方的体面和利益，这样也就消弭了部分仇怨。

日本本土援军也正好于7月26日开到，此后诸如“广安门事件”之类的冲突不断发生，日本方面于是决定于27日对平津一带中国守军进行“断然讨伐”。

宋哲元的态度是无可疑虑的，不过他也像蒋介石一样，希望能在有所准备后再抗战。正是由于感到了日本的巨大威胁，为了守卫国土，迫使二十九军领导层也越来越倾向于先机制敌。为了抢占有利位置，二十九军便开始主动出击。一线的双方都感到有后盾支持，华北的局面终于闹到不易收拾。

二十九军终究是弱旅，而且还被一些汉奸所渗透。果然，当日军展开大举进攻的时候，二十九军无力招架，坏消息接连传向南京。

“7月28日拂晓，日军调集陆空优势兵力，约计步兵3联队、炮兵1联队、飞机30余架，向南苑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我军伤亡惨重，佟副军长麟阁、赵师长登禹均壮烈殉职；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秦德纯后来回忆道。

不过也正是在这种激烈对抗的背景下，发生了“通州事件”——29日这天凌晨，驻守通州的伪军冀东保安队也许是良心发现了，也许是错判了形势，他们突然发动起义。起义部队不仅捣毁了日军机关，逮捕了大汉奸殷汝耕等人，还杀死了500多日本侨民、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由于通州保安队没有与二十九军及时取得配合，结果遭到日军迅速的镇压，伤亡惨重，而且让殷汝耕趁机逃跑。不过，这次攻击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彻底垮台。

29日，面对敌军大兵压境，二十九军选择了主动撤出北平；30日，天津失守。北方两座最大城市失陷，蒋介石不禁大呼：“可悲孰甚！”

然而，中国的志气没有丢，这天，蒋介石在南京以兼行政院长的身份，就平津局势骤变向记者发表谈话，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着重指出：

日人军事政治势力之侵袭压迫由来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绝非偶然。况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算为已经了结。日军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之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其战争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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