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战前的日本(1)

1.小人得志的日本

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要看到它的内里及本质。研究一个国家的行为，既要看到它的民族性，也要注意考察这个国家的体制、制度问题。

中日之爆发全面战争，责任全在于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但是我们仍然不禁要问，日本这台战争机器究竟是如何发动起来的呢？为什么就没有制衡的力量让它停歇下来呢？日本军部的权威为什么那样巨大呢？日本为什么老是出现精神分裂式的二重外交呢？容我细细道来吧。

如果说德国是欧洲的问题少年，那么日本无疑就是亚洲的问题儿童。因为儿童比少年还要幼稚和疯狂，还要不可理喻。

塔奇曼曾经指出：“促成施里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那种极端的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八月炮火》）同样，日本也具有这种不可一世的种族优越感，不能跟别人正常来往，这正是问题儿童的重要表现。

日本一直蜗居在亚欧大陆东端的几个海岛上，由于距离适中，日本既可以同大陆有一定的联系，又不至于被强大的外敌入侵。只有元朝初年时，忽必烈组织了两次对日本的跨海远征，可是由于台风的神助，让日本人逃过了一劫。

由于日本所处的狭隘的封闭的环境，日本的本土文化“接近于没有骨骼的类似于海参那样的生物，原则上不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形体，经常变化形体”。早在两汉时代，日本已经同中国有了往来，可是此时的中国文化却并未影响到日本，直到平安时代（794~1192年），日本才受到唐风很深的影响。唐初日本人在朝鲜被中国以少胜多狠揍了一番，大概是从此折服了。

蒋百里在《日本人》中曾指出：

当时日本尚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后，隋唐时代即印度文化东输，佛教在中国正是极盛的时代，才有大多数的日本人留学中国。所以印度文化与中国哲学混合输入日本。创造日本文字的，是一个有名的和尚，在中国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时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几个佛教大师，把他们的理论，风靡了全国，上达皇室，下迄国民。

戴季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番差不多。”（《日本论》）

封闭环境中的人往往会陷入盲目的臆想，不是自卑就是自大，日本虽偏处海岛，但历史上也有几次想要入侵大陆。最热闹的一次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两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可是当时明朝的国力尚强，丰臣只得含恨以殁。

日本带给中国历史的消极影响，绝不仅仅是倭寇的烧杀掳掠，它甚至是中国近代走向落后的一大根源。倭寇在元末就已经大量出现了，到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阻断倭寇与内地的联系，于是不得不实行了“海禁”的政策。这一政策被厉行到明朝末期，是造成明朝封闭的直接原因；及至清朝，这一政策又被最高统治者借鉴，以至形成了闭关锁国的局面。

到了19世纪，西方的侵略大潮席卷亚洲，中国受灾严重，日本亦未能独善其身。不过由于日本人的敏感性和危机感，使得他们很快推翻了封建保守的德川幕府的统治，从而成功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崭新时代。马汉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分析道：“除去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日本较小的地域、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进步的关键。”（《海权论》）

“真正从日本民族的发展看来，有两个指导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从前的圣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与中国哲学。一是现代的明治大帝，他创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文明。”（《日本人》）

明治天皇的确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海航行靠舵手，因为明治天皇把稳了舵，才有了日本迅速的崛起，而不至于早早地陷入迷乱之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暂时摆脱了陷入半殖民地的屈辱命运，但是面对西方势力的包围，小小的日本仍然有不安全感，似乎总有被吞并之虞。

明治维新的功臣、军人干政的始作俑者、人见人烦的山县有朋担心，假如英国或俄国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立足点，日本的独立就会岌岌可危。当时的亚洲与非洲，只剩下中国、朝鲜、土耳其、阿比西尼亚、苏丹等六七个独立国家，日本人不得不警钟长鸣。

山县有朋向国民指出，日本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线”和“利益线”。前者指新确定的国家疆域，而后者指和日本的安全需要紧密相关的临近缓冲地带，“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山县认为日本的主权线包括对马的海岸线，利益线则穿过了朝鲜。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必须扩充军备。哪怕国力有限，也要先确保自己的生存。

身为教育家、报刊撰稿人的福泽渝吉，本来对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是他慢慢发现，世界也是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运行的，日本如果不想变成弱肉，就只能起而成为强者，沧海横流，不进则退。为此，福泽渝吉提倡日本应该脱亚入欧，即日本不能与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联系太紧密，不能做兄弟，这样做只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日本应该采取冷酷的行动以保护自身的安全，而不惜损害邻邦的利益以保全自己。

假如“危机在即，断然侵入邻居的地方是正当的——不是因为他觊觎邻居的房子或者憎恨邻居，他不过是想保护自己的房子免遭火灾”。“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付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这也许是日本人的独有思维，是其民族性的一大展现，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可谓是日本人的最好写照。自然，对于山县有朋与福泽渝吉等人的倡言，大家那是相当的有共鸣。为此，日本人开始付诸行动。

第一步，就是与中国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毫无疑问，中国是败了，可是中国败就败在没有血性、不能坚持，假如中国能够抗战到底，以中国之深厚根底，小小的日本能奈我何？

中国之所以不及日本在西方的压迫中反应迅速，一者的确是因为中国大，体态臃肿；二者则是中国在封建专制统治之外，又多了一层满洲的种族专制，这应该是清朝体制更为落后保守也更为“卖国”的因由。

试想，一个压迫民族会情愿看着一个被压迫民族慢慢觉醒、充满活力吗？清廷会容许汉族蓬勃向上吗？不可能！因此，比之一个汉族政权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在近代的屈辱与痛苦才更多了那么几分。

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在萨多瓦等战役中大获全胜，此时得意忘形的军队和国王威廉一世便主张进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并要奥地利割地赔款。

可是身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明白同奥地利结仇的严重恶果，而且也明白如果同奥地利继续战争更可能会招来法国的干涉，所以他力主军队适可而止，只要奥地利宣布退出德意志。为此，俾斯麦进谏顽固的国王，他以辞职相威胁，还卧床大哭。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写道：“我至今方觉察国王极为厌恶阻碍其计划的进谏者，因此无法再与国王讨论此事。在我心中，准备请求国王将我编入所属的军籍，以便继续为国效命。我回返寝室时，几乎产生跳楼自杀之念。当我发现深厚房门被打开，来人是王子时，也无意返身相迎。”

最后，王子被俾斯麦的言行所打动，才终于勉强说服了威廉一世，从而为德国的崛起清除了隐患。

伊藤博文所扮演的正是俾斯麦的角色，他也成功地阻止了军队的胡来。

当时，日军攻占了旅顺口，山县有朋所代表的军方还想把战火直接烧到北京去，迫使清朝签订城下之盟；可是伊藤主张打一场有节制的战争，如果战争扩大化，不仅日本无必胜把握，而且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为此他提出建议，派兵占领台湾，攻打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以此要挟清朝谈判，逼迫其割地赔款。

对于日本来说，正是由于伊藤博文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及非凡的政治领导力，才有了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这种胜利，“把政治和军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战略为政略服务，从而最大限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拿到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以及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这对于充实日本的国力自然是大有裨益的，起码很多重要的工业部门有了宝贵的资金，陆海军也得到了大量军费。

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英日同盟条约》，日本人兴奋得上街游行，因为这表明白人已经看得起他们了。

日本之所以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一方面的确是其国土面积狭小、岛国多地震等不利因素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确实与他们传统的精神文化有关系。富勒在其《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就曾加以指出：“日本人一代中所完成的成就，可以相当于欧洲人在20代中的成就。日本原有的封建社会，是和14世纪的欧洲差不多的，可是当它踏入20世纪的门槛时，就已经变成完全装备的工业、陆军和海军的强国了。虽然如此，日本外表上固然已经西化了，可是在内心中却还是充满了武士道的回忆。”

的确，快速成长的日本，就像一个畸形成长的儿童，其心智的成熟严重滞后于身体的成熟，它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特别是军国主义。这种情况也决定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权具有特殊的侵略性，这个政权对内残酷剥削和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则积极扩张掠夺，从而走上了类似沙皇俄国那样的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道路。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就日本占据山东的问题采访一位中国官员，记者问：“为什么德国占据山东你们不那么激烈反对？”官员答道：“因为不一样嘛，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专门破坏的。”（《在中国二十五年》）

1904年，好战的日本又同俄国爆发战争，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以及极大的国力损耗，“贫乏的资源已被战争榨干”，但是却让它随后成功控制了朝鲜，并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而且，根据《朴茨茅斯合约》，俄国“放弃其在满洲的所有优惠与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全球通史》）

日俄战争也让日本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使其正式成为世界几大“列强”之一，并且也让寻觅救国之道的中国人看到了立宪体制的优越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同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一次暖春一样，借着英国在中国与印度市场上的后退，日本的民族工业也有了一次大跃进。仅仅从1915年到1919年，日本的百万富翁就增加了一倍多。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欧战的结束，日本的冬天很快就到来了。

2.走向军国主义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根底浅薄、资源贫乏的工业国，而且由于贫富分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导致其国内市场更为狭小。

至于日本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蒋百里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在1918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个月的薪水是50元，加上奖金，他的年收入也达不到1000元；在军队中，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40多块，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可是，一个暴发户一次小小的宴会，开销通常都在1000元以上；旅馆酒食的开销，随便一挥霍，就是500块。

当一战时的繁荣过后，随着与战争有关的产品需求的枯竭，以及西方在南亚重新夺回市场，日本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正当艰难恢复之时，不巧又碰上了可怕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大地震，是人类有史以来破坏最大的地震之一，日本人员及财产的损失都非常严重，地震使得大地变成“红色的荒漠和火葬场，河流和运河上漂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就是在这种举国悲痛的时候，残忍的日本人也不忘拿朝鲜移民发泄，他们在震后袭击并杀害了6000多名朝鲜人（其中也包括上百名中国人和十几位日本社会主义者），因为风传朝鲜人在趁乱搞破坏。

屋漏偏逢连阴雨，等到日本从地震中振作起来的时候，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又席卷而来。1928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4亿日元，而1930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37亿日元。

在此期间，为了应付危机，日本几乎所有产业都建立了卡特尔，几乎整个日本的经济都被卡特尔所网罗，财阀资本因“昭和恐慌”进一步强化了对产业的支配力。“目睹‘昭和恐慌’对中小企业的巨大打击，日本政府在通过黄金解禁施行紧缩财政的同时，不得不采取与‘紧缩财政’相悖的救济融资，以银行储蓄分别给予遭受打击最大的缫丝业融资补偿和养蚕业应急贷款，并对农村、渔村和中小商业提供低息贷款。”（《日本通史》）

经济举措是一个方面，也就是在这种经济、社会全面出现危机的独特背景下，那位在汉口化装成苦力扛包的、日本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提出了“满蒙领有论”，认为占据中国的东北及内蒙地区就有助于缓解“昭和恐慌”的燃眉之急。

军队中的很多人服膺他的这一理论，比如那位曾指示石原莞尔做苦力的板垣征四郎，于是“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一幕就这样上演了。

萨苏在《国破山河在》中曾分析说，日本人做事，一向是在开端时谨小慎微的，一旦取得明显的成果，就开始大起胆子来，而且盲目跟风者甚多。“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本来它只是关东军自作主张发动的，假如我们的张少帅可以针尖对麦芒地跟关东军干一场，结果真的很难预料！甚至于，也许会及时遏制住日本军人的侵华野心。

尽管那首流传甚广的“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是对张学良的一种污蔑，但是风流倜傥的张少帅的确让人没法替他说好话。再如锦州弃守，对东北军的士气打击也很大。不过在主政东北时期，张学良也的确在建设、教育等方面做过一些贡献，乃至于梁思成夫妇都被吸引到了东北大学教书，可是张学良毕竟年轻，先是同苏联闹翻，继而又被日本人唬住。

“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看来也是一件重大事件，它是日本人所谓的“十五年战争”（1931~1945年）的开端，起码日本人事后明白，正是对于中国东北的占领，埋下了中日大战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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