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前的日本(2)

福田赳夫出生于1905年，是战后一位重要的日本政治家。1931年时，他正在英国办理外交等相关事务。在《回顾九十年——福田赳夫回忆录》中，福田记述道，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导致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加速蔓延。

当年只有二十六岁的我，在当时的世界中心伦敦度过了三年的时光。目睹耳闻、深深地感受到世界风云的万千变化。

在这期间，我常常在想祖国日本现在是什么样子。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翘首瞭望祖国的身影，让我犹如眼底烙印一般对于自己的祖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我感觉到日本也与欧洲的潮流不仅极其类似，同时又在互相联动。

在我国，正值大正年向昭和年更改年号之时，关东大地震留下的重创尚未抚平，就又迎来了金融危机。该采取何种措施其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加上旧平价黄金解禁所引起的经济不景气，人们期待着通过浜口与井上的紧密配合，可以渡过这个难关。可是，不幸的是，世界规模的经济大萧条所掀起的巨浪并没有放过日本。

日本经济开始走到了最低谷。支撑着农业的两大支柱，大米的价格下跌到原来的一半，另外生丝的价格减了六成。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四处逃亡的农家屡见不鲜。在这经济一片混乱的背后，还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动荡不安。

在政界，腐败事件频频发生。人们对政治愈发的怀疑和不满。隶属于军队的青年武官和一些民间的人士聚集在一起，为谋求政治革新开始蠢蠢欲动。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就在这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满洲事变爆发了。

日本的军人有喜欢参与政治的传统，很多人退伍之后往往从政，田中义一就是一个典型。

山县有朋当年为了与公开组织政党的伊藤博文对立，便一面收买议员，一面蓄养浪人，乃至“遗后世以无数恶例”。这是军队的上层，在军队的中下层，不满现实、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也很高。

青年军官们多来自农村，来自社会的底层，他们目睹日本社会的弊病，对无数卖儿卖女的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就非常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此时“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加上一些社会上的思想家的鼓动，青年军官们就更加蠢蠢欲动了。

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被分为了以上层军官为主的“统制派”，和与中下层军官为主的“皇道派”。俞天任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中指出：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

独眼龙北一辉是“皇道派”的一大精神导师，他早年家庭破产，自己又瞎了一只眼睛，再加上失恋等一系列打击，使他在潜意识中开始埋下了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而试图变革的种子。北一辉的思想看起来有点复杂，从底层主义到战争主义，然后经民族主义到集权主义，名为社会主义又酷似法西斯主义。在北一辉等人的煽动下，日本的那些爱国的愤青们不断制造刺杀政府要人的血案。

1932年初，一个名叫“血盟团”的愤青组织，拟定了一份黑名单，上面列有包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以及三菱家族的头面人物等在内的22人。2月9日，血盟团成员刺杀了一位前大藏大臣（藏相）；3月，三井实业会社的一位经理在处于东京的总部门口出入时，又遭血盟团成员枪杀。5月15日，是更加恐怖的一天，一群愤怒的海军军官冲进首相犬养毅的官邸，将这位现任首相刺死。

刺杀并没有带来愤青们所希望的政治改革，也没有丝毫缓解社会的经济状况。于是，更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在东京上演了。

1936年2月26日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陆军“皇道派”的军官们率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了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等。他们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等政要，在刺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的过程中，由于认错了人，误杀了首相家的管家。

该事件的导火索，据说是“统制派”主导的陆军中央，欲将“皇道派”左右的第一师团调往满洲，使后者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遂选定于2月26日“蹶起”（日本自己称呼）。

本来日本民众对于“爱国贼”们很有好感，可是这一次全傻眼了。这场叛乱闹得日本上下人心惶惶，以至于天威震怒，自幼便被教导要维护君主制度和明治宪法的裕仁天皇，明令陆军镇压叛乱。

“我深感遗憾，他们居然谋害了我最忠诚、最信任的大臣，他们这是在我的脖子上绕上绸带。他们的所作所为既违背了宪法，也违逆了明治天皇的圣谕。我决不会宽恕他们，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天皇怒气冲冲地对一名侍从说道。

后来，天皇下令处死了几名叛军的首领以及狗头军师北一辉等人，“二二六兵变”至此告一段落。

“二二六兵变”虽然被平定了下去，可是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却还在持续、发酵，东京的戒严令就持续了将近5个月。佐尔格是当时的德国驻日大使，又是苏联的情报人员，他在给莫斯科的详尽报告中指出：“二二六”事件将导致或者是社会变革，或者是长期对外扩张；如果扩张，必将是朝向中国方向。

对此，蒋百里曾痛切地指出：“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英美而言，日本的确是个落后的半农业、半工业国家，日本人多地少，农民的土地一般只传给长子，这样的话其他儿子要想得到土地就只能凭借个人的奋斗。假如他们加入了军队，最直接的目标肯定就是获取生存所需的土地。

实际上，日本是第一个从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走出的国家。

由于日元的大幅度贬值，日本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商场上大幅下降，这便刺激了日本棉纱、编织品、陶瓷品、玩具以及钢铁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复苏。整个30年代，随着日本化工和机械工业从军事订货中获利甚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70%，这种发展速度是日本前所未有的。

可是日本的根本问题并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主要还是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及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变革是日本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是，社会变革是一系列的复杂的社会工程，当时的日本为了迅速摆脱危机，是很难实行充分的社会变革的；而且日本缺乏一个真正的头脑清醒的政治权威，也无法推行积极的社会变革。日本的“天皇制”的确阻碍了政党权威的建立及政党政治的成熟。如此，只有选择走上侵略扩张的捷径，因为制服了中国等国家，日本似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辟为自己私属的商品倾销地与原料供应地了。

“二二六兵变”之后，“统制派”迅速得势，“皇道派”被大量清洗，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大大加快。下表（转引自《福田赳夫回忆录》）就是一个最鲜明的反映，昭和12年即1936年，它成了财政的一大分水岭。

可见，日本的军费可谓开支浩大，严重压迫了国民经济的成长，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祸首。

长期以来，日本陆军要做世界第一，海军也要做世界第一。这本来是连一战前德国也做不到的，威廉二世当年就想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压倒英国海军。可是英国是专注于海军的，而另一方面，德国陆军又需要保持对法国陆军的优势，结果弄得海军效用有限而陆军也没有足够强大。

黑格尔说得好：“人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如今，日本又走上了德国老师的老路子，要做一台走向自我毁灭也伤害他国的战争机器了。

3.脆弱的内阁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道：假如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希特勒之流不过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位小丑，可是经济大危机的出现，却改变了德国的历史走向。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

希特勒的上台，无疑是民选的结果，而日本军人主政的局面，也是日本政客一手种下的。在兵变发生以后，广田弘毅继任首相，他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使得军部从此有了一把挟制内阁的撒手锏。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它在1900年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确立，1913年被废除，此举被认为是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举措之一。根据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陆相和海相，必须是现役陆军、海军中的大将或中将。陆相和海相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需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作为“现役武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成为军阀集团（军部）在内阁中的代表，受到军阀集团的操纵。当内阁不能满足军阀集团的要求时，或者内阁与军阀集团有冲突时，后者可指使陆、海军大臣直接向天皇请辞，同时不指定继任人。从而导致内阁不完整，首相只能率内阁总辞。由此军部可以用这一招来“绑架”内阁。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也表明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彻底垮台，是日本民主化的重大失败，因为军人的胡乱干政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

“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梦想和幻觉，战后处理带来的失望和愤慨，主流知识界的堕落，肯定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极度膨胀。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挡着最坏事态的发生。但是，就像已经再三说明了的，这道政治防波堤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扩张主义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将其扩大，最后冲毁政治防波堤，把战争的洪潮淹没整个亚洲。”（《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就在满洲事变的时候，还是略有理性的日本政府起先是想竭力制止关东军的胡作非为的，不许他们继续扩大侵略，可是终究没有管住，犬养毅之死就是与此有关。广田的举动，更是“意味着自动放弃文官对国事的最后控制权”。广田弘毅在战后的审判中作为唯一的文官被绞死，就是因为他对于军部的这种谄媚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另外，就是日本的“统帅权独立”问题，这样也分别造成了一个文官的政府及一个武官的政府，二重政府又势必会产生二重政治、二重外交等。天皇名义上节制二者，实际上却扩大了他们的矛盾与分歧。

一般认为，近卫文麿对于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可谓重要的战犯之一。下面我们就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位在“八年抗战”中三次组阁的日本政治要人。

近卫出生于1891年，他的家族是“五摄家笔头”之一，这显赫的“五门”，指的是日本镰仓时代以来“摄政关白”的王侯门第之领衔。正因为近卫家族是拥有公爵爵位的贵族，所以12岁就承继父亲爵位的他，后来得以出任贵族院副议长、议长。

近卫的母亲死得很早，他是由自己的姨母、父亲的续弦一手带大的，直到成年以后，他才得知自己的不幸身世，于是顿觉人世无常的他不禁感叹道：“知道这件事后让我觉得世间充满谎言。”这也许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阴影，使他对于世界充满了怀疑，以至于意志总不是那么坚定，自信力也没有充分表现出来。

近卫的父亲是带着一身欠债去世的，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拉了近卫家一把，这样使得近卫文麿慢慢地与西园寺亲近起来，并受到了后者欧美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老近卫生前是西园寺的政敌，是亚洲主义的推崇者，倾向于中日、亚洲连携，共同抗击欧美世界列强侵略。

近卫文麿受他父亲的影响也很深，所以在一战走向结束的1918年，近卫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论文执笔“推开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其中他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对此，信心膨胀的日本人是持热捧态度的。

1919年，近卫跟随代表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参加了巴黎和会，增广了国际见闻。1922年，近卫又就任贵族议院的决议员。近卫逐渐在自己亚洲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27年，他与木户幸一、德川家达等结成了“火曜会”，此举使他成为了贵族院内的革新势力的中心人物。

由于显赫的家世，加上外貌的出众，以及活跃的政治表现，近卫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欢迎，很早便被期待成为首相。1933年近卫就任贵族院议长。也许正是由于一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坎坷与大起大落，所以现实对近卫的磨砺远远不够。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人生走得太顺利，绝对不是好事。

广田弘毅上台后，在维持法律与纪律的名义下，不断对军部作出让步，以致引起了国会议员们的普遍谴责。

一次，面对军方的咄咄逼人，一位议员愤慨地要求陆相切腹谢罪，众人跟着一片附和，陆相羞得无地自容，只得愤愤辞职。随着陆相的辞职，广田内阁也于1937年2月倒台。

西园寺推荐曾担任过陆相的宇垣一成出来组阁，由于作为稳健派的宇垣曾经消减过陆军4个师团，所以陆军方面对他很不满。陆军方面说他们无力为宇垣内阁物色当陆相的人选，宇垣无奈，只得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我看到的是，在陆军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组成了一个集团（即统制派），把他们的观点强加在当局头上，宣传他们的行动好象代表了广大陆军的意志。陆军是天皇的陆军。他们近日来的行动是否代表天皇的陆军的普遍意志，是不太明确的。由陆军‘三长官’挑选陆相过于拘泥，缺乏诚意……我认为日本正处在法西斯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十字路口。陆军已成了一个政治组织。陆军目前的这种状况部分要由我负责。由于目前这种状况，我为天皇陛下感到遗憾。此外，我长期热爱的陆军会变成今天的如此这般，我深感遗憾……”（《日本帝国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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