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前的日本(3)

宇垣一成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日本现行体制的巨大弊端，可是军部及“统制派”如今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已经没人奈何得了他们了。

满洲事变中著名的“越境将军”大将林铣十郎后来得以补了广田的缺，他是同情“统制派”的，这样再次引起国会的敌视情绪，没人买账，结果他4个月之后就被迫下台，成为了“吃饱就走内阁”。

此前，西园寺已经推荐过近卫出任首相，可是眼见形势混乱，近卫对于组阁没有信心。林铣十郎下台以后，考虑到当时危机的严重性，近卫还是听从了劝告，接受了此前都是由老年人担任的首相职务。

“近卫四十六岁，让他领导国家是深得人心的选择，因为国民对政客已经没有多少信心，同时也担心军人统治继续下去。对军方说来，大多数人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没有政治野心。财阀想靠他带来稳定，知识分子则希望他制止法西斯主义。一般民众则觉得他年轻英俊，而且因为不愿当首相而对他有好感，凡是没有这种野心的人一定是诚挚的人。”（《日本帝国衰亡史》）

近卫年轻时曾在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贫乏物语》的作者河上肇门下学习过，当时也风传他在组织新的政党，全国上下对他确实是一片期待，上层也很期待他能处理好广田上台以后日渐恶化的政党与军部的关系。

1937年6月，在组阁声明中，近卫大谈“实现国际正义与社会正义”、“缓和国内的相克矛盾”，他还郑重许诺说：“我们必须以宪法容许范围内的发展改革与进步为准绳。但国家要求全民族的改革，作为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倾听这种呼声。伟大的（明治）维新使我们取得了今天的光荣与成功。现在该是年轻一代挑起担子把我国推向一个新时代。”

果然，随着卢沟桥的一声枪响，近卫为日本开创的新时代马上就来临了。

近卫文麿起初不同意扩大华北事变，可是当事变扩大之后，他又急于树立政府的权威，这样也就变得比军部更激进。对此，二战期间曾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回忆道：“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及世界形势稍有了解的人均可做出判断，但日本却不予理睬。日本之所以不能防止第二次满洲事变发生，不论怎么说都是政治上的失败和国家的不幸。军部轻举妄动，声言数月便可收拾局面，悍然突进。近卫内阁鉴于满洲事变的惨痛教训，试图把对事变的领导权从军部手中收回，因而对军部的主张，先行表示了强硬态度。”（《昭和的动乱》）

其实说到底，不管近卫的思想与初衷如何，他作为政治家、改革家都是不合格的，相反他是一种“调和主义”，有点和稀泥的意思，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所以他未能成功阻止日本的全面疯狂。他三次组阁，日本却在一步步加速走向毁灭。

4.战争助推器——参谋

日本人在战后检证战争责任时，不但注意到了个别人，也注意到了一群人、一类人的恶劣影响，这类战犯的名字叫“参谋”。

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是一种资格，只有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才能担任参谋。不过陆军大学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成绩在前20%的学生才能够报考，录取率也很低，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少，从1882年建校，到1945年最后一期，总共也不过3000名，平均每年不过只有50人左右可以当参谋（这群人相当于研究生，而像我们专科的保定军校，9期还培养了6000多毕业生呢）。对比庞大的日本陆军，这帮人真可谓大日本皇军中的“精英”，而他们自己也向来以“精英幕僚”自负。

恶名昭著的东条英机也曾是一名参谋，不过他天资非常差，在石原莞尔眼中只是上等兵的材料，但他能得以报考并最终考上，不但是一种幸运，也有照顾的意思，因为他老爸是将军，在日俄战争中立了点苦功。辻政信这个哥们儿资质也平平，但他有着过人的精力，凭借着每天不睡觉、只在课桌上瞌睡两三个钟头的天赋，他硬是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乃至日后成就了自己“绝代恶人”的大名。

蒋百里在《国防论》里曾这样描述过德国参谋：“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科学大为发达，而军官又以阶级教育之故，有专识而无常识，故世人讥之为显微镜的眼光，言其见局部甚周到而忘其大体也，当年德国外交经济乃至作战失败原因，未始不由于专家太多，看见了局部，看不见全体之故。”

实际上，他们都是克劳塞维茨与毛奇不合格的学生。塔奇曼在《八月炮火》里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故事：德国参谋总长施里芬是一个腰细如蜂的军人，他戴着单片眼镜，老态龙钟，冷漠难近，他专心致志于职务，唯工作之需要是想。有一次，他在东普鲁士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一位副官情不自禁地指着朝阳下普雷格尔河的绚丽景色给施里芬看，施里芬一瞥后答道：“没什么，一个不足道的障碍而已。”

德国人是日本人的老师，日本参谋最早的教官就是德国人，日本陆军学习的模板也是德国陆军，只是学生不但水平没有超过老师，反而比老师还狂妄几分。日本参谋更专业化、视野更狭窄，而且很多人从小就在军校上学，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其让人吃惊的“专业头脑”可以想见。

参谋人员是非常重视总结战争经验的，看重战史，而日本参谋一提起所谓“战史”，无非就是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连一战的水准都达不到。在一战中，日本也就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指挥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的确需要丰富的经验，可是日本并没有这种经验，丝毫也没有。尽管一战中德奥、英法双方都因为经验不足犯过很多错误，可他们从战争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却是日本人无法企及的。

一提起陆军战术，日本参谋们脑子里浮现出的，无非就是大胆的进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更甚者，大多数的参谋们其实毫无实战经验，纯粹是在那里瞎指挥。因此说，日本陆军的总体战术其实非常保守、僵化，且不重视武器装备及后勤保障，只不过单兵素质较高，其训练扎实且深受武士道熏陶。

蒋百里也曾经指出日本将领的水平低下，参谋们的水平尽管也非常低下，可他们还是可以把将领们忽悠住，因为他们懂点最新的武器装备等知识；而且这帮将领大多也是参谋出身，只是年纪越大越跟不上新形势罢了。

因为从不与社会接触，所以参谋们注定了先天不足，脑子里缺根筋，像石原莞尔这种人在参谋中已经算最出色的了，绝大多数的参谋都只能算眼高手低、侵略成性的类型——这一点连日本人自己在战后也是普遍认同的。

石原莞尔身在庐山，有时候也能看到庐山的很多真面目，他就曾经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向某亲王指出参谋们的致命缺陷：

按我个人的想法坦率地说，在陆大锻炼的只是对指挥官的战术教育，缺乏指导持久战争的基础知识。结果即使能指挥决战，但不能指导持久战争。而在此次战争中，就必须将日本的战争能力同中国的抗战能力和苏、英、美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威力，以及能够对之牵制的德、意的威力等情况，全面掌握起来，据以判断日本对华作战将能投入若干兵力，并决定战争指导方略。然而，当时在参谋本部并无一人具有上述判断能力。

指导持久战争，不能只由参谋本部决定，具体事项需由统帅、政治各当局同心协力确定方针。如意见不能一致，尚需呈请（天皇）圣断。然而，就连这样的战争指导也未做到，而是仅有统帅、政治的各有关省部任意行事，并且无人汇集整理。看来这是由于陆大教育不良，以致无一人能依据大纲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说，我等并未掌握能够作出综合判断的知识。

我认为，虽然没有信心，却敢提出意见的现象，恐怕是今日日本幕僚的通病。造成统帅部的极不统一，并非某一个人的责任，不是说谁的不好，我想这恐怕是由于陆大教育不符合战争的实际要求。（《长编》）

可是，就是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最后却控制了日本陆军，进而“绑架”了日本政府。“二二六事件以统制派的全面胜利，也带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特殊标志，就是参谋们在军内爬上了近于变态的高位，可以说二二六事件是参谋们的胜利。”“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参谋们可谓在军队中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稳固扎实的官僚阶层，要想彻底清除他们官僚主义、军国主义的流毒，只能整个连根拔起，而这几乎就需要日本尤其是日本陆军的浴火重生。

参谋们也经常干出一些无法无天的勾当，比如前面提到的辻政信暗杀近卫首相的举动，诸如此类，简直不胜枚举。下面再列举一个私自销毁电报的事例吧。

1941年12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美国驻日使馆发了一封罗斯福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亲笔电报，呼吁避免战争，重开美日谈判。大本营通信课少佐参谋户村盛雄曾经私下命令递信省检阅室的电信官白尾，除与日本政府有关之外，所有外国来的电报全部延时送交，结果这封电报送到户村手上的时候已是12月7日正午。当时，他从濑岛龙三那里听闻，在马来半岛已经发生了美日空战，“战争已经开始了，看起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来电报也没有意义”，所以他将这封电报送到美国大使馆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而美国大使在天皇面前读完这封电报已经是12月8日凌晨3点15分。4分钟后，轰炸珍珠港的飞机便从航母上起飞了。等到东京审判时，东条英机听到这个时间差，他也感到非常吃惊，表示自己从不知道这件事。

就是这样一个自以为是、胆大妄为的少佐参谋，连别国国家元首发给日本天皇的电报都胆敢私自扣留，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号的胆大分子居然无人认真追究！

“九一八事变”的确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一手策划的，但是卢沟桥事变前，虽有日方部分高层三令五申试图防止华北驻屯军寻衅，可是这场事变的背后还是缺少不了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的影子。

大谷光瑞是日本一位著名的佛教徒、探险家，他长年致力于日本海外的传教活动，也从事一些谍报活动，很有社会影响。1937年6月，在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普遍盛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人要搞阴谋活动。

大谷光瑞当时是日本佛教中最大的宗派之一净土真宗东本愿司派法主，他也听到了类似的传闻，他不希望看到中日全面冲突，欲“对国策有所贡献”，所以特意赶到华北了解情况。

今井武夫时为日本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人在北平，大谷光瑞于是邀请今井武夫到六国饭店密谈。大谷光瑞请教说：“日华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我总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打破这种险恶的局面。不知道武官先生对目前华北局势有何高见？”

今井回答道：“目前华北局势已经非常紧张，驻屯军早已不耐烦了，欲效法关东军有所动作。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

大谷听后十分着急，认为驻屯军这种想法完全与大日本帝国目前的国策背道而驰，所以他建议：“武官先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把刚才提到的意见跟首相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具体由我来安排。”

当两个人刚回国向陆相首先报告时，正好是7月7日。

无独有偶，就在大光谷瑞准备回国之时，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受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派遣，也来到华北了解情况，因为石原莞尔也听到了风声，有些不放心。

冈本来到华北后，向驻屯军传达了日本军政高层的既定方针，要坚决按军部意图与命令办事，绝对不许搞阴谋活动。冈本也向今井武夫了解了情况，今井向他复述了大谷的同样担心与当前华北紧张的局势。冈本在谈话中也透露，他此行的目的是石原部长要他到华北“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冈本在北平、天津旅行一周后，回到东京向上级报告，不过他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相，反而乐观地表示：“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讲来，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同时，他又报告说，“这种紧张局势与爆发事件的说法都来自中方，驻屯军虽无意制造事端，但鉴于中日矛盾正在加剧的事实，预料中方或将挑起某种事端，因而正在考虑一旦有事断然采取相应措施的准备。”把皮球踢给了中方。

后来，卢沟桥的枪声终于响起，时隔20多年后，今井武夫作为当事人，他仍然感到非常的困惑：“在龙王庙向日军开第一枪的纵火罪犯究竟是谁？直到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今天，仍然无法判明。有时我认为是中共干的，有时又怀疑是日本无赖，有时又怀疑是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传来转去，反复探讨，怎么也得不出确证来。恐怕今后除非罪人自我暴露外，在历史上将永远是个谜。”（转引自《灾难与转折1937》）

不过，就在1961年，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宪出版于东京的《日中战争史》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材料，此中交代：卢沟桥事变次日，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在同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谈话时承认，自己就是教唆的元凶；战后，茂川又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在1937年7月11日、15日两天，日军两次在铁道上安置炸药，欲将进出北平的宋哲元置于死地。显然，宋哲元一死，中日之间的冲突就会立即升级，从而达到日军好战分子的目的，此中策划的无疑还是日本特务。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阴谋活动，都有着参谋“下克上”的影子，而且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本身也是参谋出身。

世人普遍认为，日军是“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而将帅们大多就是参谋出身。

在战后定罪的28名甲级战犯中，就有18人做过参谋；7个被绞死的，只有一个广田弘毅是文官，其他6个都曾是参谋。虽然犯有战争罪，但是没有被起诉的还有很多参谋，据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不太懂得日本的军队系统。

参谋们无疑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得力的倡导者及维护者，对于那些可笑的军国主义精神宣传，他们首先就是信奉者，然后又是积极的传播者。

《菊与刀》中就列举了一些自欺欺人的“皇国”宣传：每当日军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就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当敌人胜利时，他们还是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又所谓“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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