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卢沟桥事变真相(3)

因此，蒋介石判断，宣言发表后，绝不会因此导致战争。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17日，措辞空前激烈的“庐山谈话”的拟定稿出炉，结果引来一片纷纭。

蒋介石庐山谈话全文如下：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各位先生: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政府的一贯主张：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

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告，后来的中国人，大概只是记得一些关键的词句，可是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先前）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对此，国民党内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当北平广播了蒋介石的讲话时，兴奋的人群涌向街头，同时响起了号角声和锣鼓声。”

但是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军政高层人员比较谨小慎微，还是倾向于主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当时正在英国争取借款，他在电报中致蒋称：“中日事件，除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这里的“儒堂”指外交官王正廷。

在知识阶层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等都主张“忍痛求和”，他们对于抗战没有一点信心，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为此还两次面见蒋介石，并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就批评胡适是投降派、妥协派，但他的确是有点书生气，太过于一厢情愿。

的确，日本高层的部分人是有求和诚意的。就在这时候，驻日武官几次发来电报，称日本首相将派密使来华，谋求和平。

鉴于事态紧张，蒋介石不久便回到了火炉一样的南京，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又当面向他进言道：“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如何努力耳。”（《徐永昌日记》）

其实不但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而且战场在中国，必然要大大地破坏中国的生产建设。

尽管反对意见那么多，但是蒋介石认为，如今日本方面准备未足（的确如此），如果自己适时显示强硬态度，也许可以影响到日本当局的和战心理。所以他决定还是该赌一把，就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如上的庐山谈话稿。

因为沟通方面，确实是个问题。日本天皇“统而不治”，首相则没有多大的实权——近卫文麿是渴望沟通的，但无奈军部中的狂热好战分子处处阻挠，连密使都被他们抓了。当然，日本方面以不讲信义、只认拳头出名，也不是让人喜欢的交流对象。

此时的蒋委员长完全是在碰运气，起初他还有点自信，“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可是等到7月20日谈话见报当天，又不免紧张起来：“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指最后通牒）？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

次日清晨，因未见有异常消息，蒋介石又开始有些得意，“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而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从本土正式派出了那3个师团。

庐山谈话的公开发表，在国人是一片沸腾。可是一连几天下来，日方照样增兵不已，并没有什么妥协迹象。蒋介石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深知国民政府此时的困难局面，一旦过早同日本发生大规模冲突，必然要吃大亏。这也是他多年来打掉牙齿和血吞的最大隐衷，他此时非常明白，自从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日渐走上正轨，先进装备不断购入，假如能够再准备两三年，实力一定会大有起色。

22日晚，南京方面大致知悉了秦德纯与日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其中规定：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

23日一早，蒋介石召集一干要员就此协定展开讨论，在会上，蒋委员长一改过去的态度，开始肯定宋哲元方面的妥协、示弱姿态。这与他几天前公开发表的那份措辞强硬的发言，以及对宋先前的不满和疑虑，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或许在此时的蒋介石看来，身为国家元首，为长远计，还是不能不选择暂时的忍辱负重。

6.优柔寡断的日本首相

与蒋介石的纠结、矛盾心理形成强烈共鸣的是，日本方面对于下定出兵的决心也一直有些异议和反复。当然，这些反对出兵的人并不是活菩萨大善人，他们只是比较谨慎，特别是忌惮中国之北的苏联。毕竟此时若一着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事实上，也的确是没法持乐观态度的。

7月18日，在五相会议上，外相广田发言道：“解决事件的外交谈判，不可受卢沟桥事件原委的拘束，希望根据新的设想，既要适应现状，又要按照确保既定权益、坚持三协定、尊重领土主权、树立共存共荣和华北特别反共地区的方针，以维持和平的方法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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