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卢沟桥事变真相(2)

11日，宋哲元到达天津，他想先听听三十八师师长、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等人的意见。此前，鉴于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以及西安事变之后的情势，不愿意再背负不抵抗骂名的二十九军官兵们决心誓死抵抗。在北平前线负责的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身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也电令他们先扫平当面之敌。在会上，冯治安又征求了张自忠的意见，张表示无异议，于是8日晚上二十九军下达了反攻命令。

可是，日方多次派人疏通，以至于反攻始终未成事实。宋哲元到达天津后，立即被一帮亲日分子和妥协派所包围，也开始动摇起来。宋哲元本来就是个不太有主见的人，而且他能坐上二十九军的头把交椅，也是众兄弟之间妥协、平衡的产物，张自忠的影响力丝毫不在他之下。

12日，蒋再次致电，希望宋哲元就地抵抗，但以不屈服、不扩大为方针。对于蛮横的日本人，只能来点硬的。

蒋介石虽然不想过早与日本人摊牌，但是他一直以来对导致中央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也正想寻机使中央军重回河北以控制局面。这样，为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也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除了令原西北军的孙连仲部先期北上外，蒋介石又立即电令原西北军庞炳勋、高桂滋各一个师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立即动员，准备北上。

而东京方面，也很快做出了增兵的决定。

最先采取行动的还是日本关东军，关东军的对华态度，一向以强硬著称。不过，关东军的战备重点是对付苏联，所以其陆军及空军的主力部队，基本部署在了伪满的北部及东部与苏联接壤的地方。

可是，就在接到了卢沟桥事变通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7月8日上午的会议上分析：此时的苏联内部正忙于肃反，暂时无暇东顾。所以他们认为，应利用此一时机，对河北、察哈尔地区进行有效的一击，以消除背后的威胁。

会后，关东军方面便向参谋本部发电称，关东军的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做好出动准备。此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20万人左右，不过其规模一直在膨胀中，相比“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1万人的规模，如今已可称兵强马壮。

当日，关东军还派出参谋辻政信大尉（狂热大胆的好战分子）、田中隆吉中佐（大特务，曾与川岛芳子过从甚密）至平津地区了解情况，为日军下一步的行动做好准备。这天晚上，植田司令又令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急速派出战斗、侦察、重轰炸机各两个中队，先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机场，准备随时支援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作战。

随后，关东军方面又道貌岸然地对外发表声明称：“由于暴戾的中国第二十九军之挑战而发生了华北事件，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严阵以待，注视着这次事件的发展。”

关东军的火上浇油，无疑加重了华北地区的紧张气氛，以及局面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得寸进尺的日军，早在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第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4.针锋相对

7月9日的时候，虽然经中日双方协商已经停战，可是两军第一线仍不断发生小规模纠纷。

史迪威当时任美国驻华武官，正在北平，他想就近了解一下情况，所以驱车去往宛平想与中国驻防部队取得联系。可是当他抵达距离宛平县城还有500码时，剑拔弩张的中日双方不管不顾地都向他猛烈开火，司机立即掉转车头，“我们跑出来时，只剩下两个车轮了。”

10日，东京参谋本部第三课和第二部便对局势做出了如下强词夺理的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战争准备。我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包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虽不愿事态向其他方面扩大，但鉴于中国全面抗日局势，有导致其他方面日华关系尖锐化之虞，故必须考虑保护在华日侨问题。

此外，判断恐将引起欧美、苏联之参战。

根据这种所谓的判断，第三课提议：“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有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四个步兵师、三个独立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使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三个师团和航空兵团。”（《长编》）

日军一个正规师团平常兵力保持在12000人左右，战时可以扩充一倍，3个师团连同其他增援部队，总兵力已达到6万左右。日本人自认为日本军队的单位战力起码是中方杂牌军的4倍以上。日本人很自信，他们认为以上述兵力，不仅平津，即使对内蒙、察哈尔也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援。

不过，这一动议在参谋本部作战课部员中存在异议，第二课大体予以反对，身为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也持反对态度，但是石原认为为防万一，可以进行必要的动员准备。尽管如此，到了10日下午，日本最高统帅部还是内定增派上述兵员。

就在10日这天，东京方面接到驻中国武官报告，得知中央军已北上等情况。日方虽已听闻中国方面也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可是他们又得知，“中央军已奉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队发出战时体制的密令”。

此后又有一系列消息传来：10日11时，南京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官走访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通告“此次事变一切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并保留提出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合理要求的权利”，但王宠惠对此加以反驳，“并无准备妥协的诚意”。当天，海军方面又将监听到的无线电报通报陆军：“据可靠情报，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部下对中日现地协定不满，预定今日17时开始对日方攻击。”

“10日，蒋介石命令四个师向石家庄一带北上，同时，对中央空军部队似已下达出动命令。”“据同盟社汉口电称，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已命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以11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长编》）

这一切其实很正常的消息，却最终被军部的好战分子利用，成为增兵的理由，这也最终令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莞尔屈服了，最后也不得不同意了出兵。其实，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时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事后回忆道：

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为此时应当竭力促进充实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得惋惜的。（《长编》）

事实上，那位与石原莞尔针锋相对的武藤章作战课长，也是坚持不扩大方针的，只是他所考虑的手段与石原截然不同。武藤此前任关东军第二课长，是“绥远事件”等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的执行者。

1936年11月20日，石原莞尔飞到“绥远事变”现场想阻止，结果被武藤章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句话扩散得很快，石原莞尔确实开了个恶例，他虽然成功地制造了满洲事变，可是也令其他好战军人对中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认识，觉得中国好欺负，反而做出了坏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的石原莞尔只能算一位军事战略家，他倡导什么“满蒙生命线”、策划入侵东北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短视，为未来的中日全面战争埋下了祸根。

武藤章主张，为对苏战备应巩固背后的华北、蒙疆，诉诸武力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同石原的观点完全相反。实际上这个时候对华过分强硬，只会刺激中国，激发中国上下的强烈反日情绪，尤其会产生对日本“侵略野心”的一系列反弹。

及至后来，日方才不得不承认，关于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了，“现地”的局势也并不是那么紧张。事后，石原莞尔只有感叹此系“不可弥补的失策”的份儿了！

7月11日这一天，在下午14时召开的紧急阁议中，陆军方面的提案被通过，此外又通过了“为加强全体国民一致协力体制的声明”提案全文。18时25分，日本政府就向华北派兵发表了声明，并将此次事变称为“北支事变”（即“华北事变”）。

而国民政府方面，7月10日、11日两天，蒋介石已经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鉴于事态扩大，也已返回东京坐镇；而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内阁也已有增兵华北的计划。

蒋介石是明白日本的用意的，但是此时如果向日本示弱，就无法向民众交代，而且日本人向来得寸进尺，所以增援平津的军队没有撤回。在此后于庐山上，蒋介石又召集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军政要人协商对策，决定了和战的两手准备，并表示万不得已时，将不辞一战。

根据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又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政府军队接到了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则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就是这个时候，宋哲元还在积极活动，以谋求与日本方面达成和解。

12日这天，宋对外发表谈话称：“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宋哲元毕竟与南京方面貌合神离，蒋会打自己的小算盘，宋也不逊色。蒋委员长担心宋过分妥协，于是在13日致宋的电报中称：“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杨树标、杨菁《蒋介石传》）

在得知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军入冀后，蒋委员长狠狠地发了一阵脾气。可是对于像宋这种实际上处于割据地位，又有日本人参与其间的“挟日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国民政府是没辙的。

为了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与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便要求外交部发表一篇声明书，可是思来想去，外交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措辞。他们向蒋诉苦道：“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

正是这样一个由三方参与、多方搅局，又缺乏互信的局面，导致局势越来越紧张。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军民抗战救亡的空前热情，另一方面又是日本国内侵华派的大肆叫嚣，使得平津地区的局面变得异常复杂而难以控制。

7月16日，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随后接替他的是香月清司中将。香月清司的态度要比他的前任强硬得多，他在12日已经正式接手驻屯军的工作，因此16日下午3时，在香月清司的命令下，日军用82毫米大口径迫击炮开始猛轰长辛店和宛平城，造成中国守军及民众伤亡惨重。

华北局势已经恶化到难以收拾，非采取果断措施不可了。

5.蒋介石庐山谈话

蒋介石早年落魄的时候，在上海跟古董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搞过一段时间的投机买卖，虽然没有过深地参与，但敢赌的秉性是这位热衷权谋的大人物所不会缺少的（开始赚了很多，后来赔得一塌糊涂）。

7月16日，在专门会议上，就发表政府宣言的利弊影响，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过几天军事的蒋介石表态道：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的伎俩，如今卢沟桥事件已经发生10天了，他们还在徘徊威胁，没敢正式激战，可见他们无意激战；即使倭寇准备大战，而他们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倭王手里，如果我们的宣言能让倭王为之一动，也许可以转危为安，这比平时与那些日本下层人物打交道容易产生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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