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7株玫瑰的花语，是遗弃的爱。

这一睡，就睡到下午四点多，随便弄点面条吃了，跑回报社，已是下午五点。

一见我回来，郑言便说：“快去王社的办公室，他找你。”

敲开王社的门，他正在看明天的报纸大样。见我进来，便喜气洋洋地说：“阿冰，来看看你的大作。”他把大样推给我看，“这样处理你满意吗？”

我看了一眼，一个版的内容，就是我昨晚彻夜未睡写的《如何评说，这场法盲导演的闹剧》，还有评论。“很好，很漂亮。谢谢。”我连声说。

王社示意我坐下来，我坐在他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听他说。

王社告诉我：“因为法院昨夜被人围攻事件，今天早上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维稳工作会议。书记在会上提出要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法院有错，要严肃处理相关人员；如果法院没错，公安机关要严惩冲击执法机关者。”

我点头，听他继续说下去。

王社说：“县委书记在会上希望我们报社及时报道此事，我当时就打电话找郑言安排此事，他却告诉我，你昨晚采访已经写好了稿子。”

我说：“是的，我今天早上把稿交到稿库才回家的。”

王社说：“我立即打电话叫电脑室的人把你写的稿件打印了十多份，送到县委会议室。书记看后表扬了我们报社。”

我笑：“真的？”

王社说：“当然是真的。书记说，我们的报道及时快捷，而且采访客观公正，叫我们马上排版，明天见报。”

我喜滋滋地说：“谢谢王社。”

他说：“我也要谢谢你，在这关键的时刻，你为我们报社立了功。明年的办报经费，我可以申请多些预算了。”

当时的县市级报社，人员的工资和办公经费，由政府解决，报社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的比例提交给政府，报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县委书记的肯定，对于报社来说当然是好消息，怪不得王社这么开心。接着他说：“法院院长看了你写的稿子后，叫我代他先口头谢谢你，改天请你吃饭。”

我笑：“院长一定是想请你吃饭，叫上我只是幌子。”

王社大笑：“确实也说请我。到时叫上郑言和冯社吧。”我说好的，就退出王社的办公室。

回到新闻部，我喜形于色，连搞卫生的媚姨都看出我心情特别好，说：“厉记者一定是有喜事。”

我心情大好，把手袋里装的小零食拿出来与她分享：现在，她就是我的知音，因为她懂得我的喜悦，而且真诚地与我分享喜悦。

有时候，女人就是这么简单，只因为你说了一句她喜欢听的话，她便视你如知己。可惜，就是这么肤浅的道理，也有很多人不懂，好好的知己她不当，非要当那黑脸的刺猬惹人烦。

第二天晚上，法院果然请我们吃饭。除了正副院长外，还有一位民庭的庭长和研究室的主任赖小宁。我们这边是王社、冯社、郑言、我。

席间，院长再三对我们报社表示感谢，并带头敬酒。王社是一个喝了一点酒就醉的人，而我，在当天也被任命为“党组成员”。在广东话中，“党组”与“挡酒”是谐音。

既然是党组（挡酒）成员，要喝酒也只能当仁不让了，再加上我本是一个干脆磊落的人，不喜欢拿着酒杯推辞，有人敬酒自然是一饮而尽。平生第一次，我喝醉了。

喝得差不多时，我才发觉，将醉欲醉的感觉，是如此地兴奋和开心。很多话想说，很多事想做，就连平时看着有点怕的冯社，我都觉得异常亲切。

饭后，法院的车把我们送回报社楼下，因为有点晕，我表示先回报社喝杯茶醒醒酒再走。郑言看我走路不稳，便扶我上楼。

回到办公室，李东在加班。看到我们几个人一起回来，他好像有点意外。不过我没顾得上理会他，只管坐下来，稍为清醒后去倒茶。

在当时的我看来，与领导外出应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李东看在眼中，却是羡慕妒忌恨，因为我与领导的同进同出，让他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但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一旦发现原本他认定的不如他的人混得更加好，他的心理便极端不平衡，将人家当成他的假想敌。

明目张胆的敌人，你自然可以防患于未然，而“潜伏”在一边悄无声息的伙伴，你却丝毫不会有提防之心。所以，打倒你的人，往往都不是实力雄厚的对手，而是你身边的“老熟人”。

也唯有你身边的老熟人，才可以掌握你的一些特别事情，就算事情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料，他也有本事加工成一盘让你无法消化的菜。

这盘菜不一定有营养，但一定色彩斑斓。

天气渐渐冷了，人们开始穿毛衣。我的冬天衣服本来不多，因此我依然穿依娜发的黑色小西装。这种小西装，很适合办公室的人穿，根本没人知道是厂服。

某天早上，我很早就到了办公室，搞卫生的媚姨在帮我抹桌子，我便与她闲聊了一会。

媚姨说：“厉记者，你每件衣服看上去都挺好看的。”我心里暗喜，因为我是一个重质不重量的人，我的衣服虽然不多，但能够穿出来的，都是经我精心挑选的，不算太差。

不过嘴巴上，我依然表示谦虚：“其实这件衣服是以前在依娜发的厂服，不用钱的。”

媚姨咦地一声，说：“你真在依娜做过？”

我说是呀，媚姨欲言又止：“怪不得……”

我说：“怎么了？”

她说：“前几天，李记者说你以前在依娜做过的……”

我说：“是呀，这不算秘密了。”

媚姨说：“有件事，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心里一沉，强作镇定地说：“好的，你说吧，什么事？”

媚姨说：“那天你不在办公室，李记者说，你以前在依娜做的时候，与老板打得火热，来到报社，经常与领导一起出去喝酒，傍着男人往上爬。”

我呆了，想不到李东这么厉害，连我在依娜的事都打听了。我不动声息地说：“你信吗？”

媚姨讨好地说：“我当然不信，如果我信就不会告诉你了。”

我笑笑，不再说这个话题。当然，我也不会质问李东。

如果我质问他，他当然不会承认，反而会追问信息的来源。我没有必要为了一时之气，而惹出更大的麻烦。

谣言止于智者，我也许不算是智者，但我起码知道，口诛笔伐与秋后算账从来不是止谣的最好办法，最好的方法，是对其置之不理，漠然视之。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春节也越来越近。南方的天气就是这么奇怪，春节少见春的气息，反而像隆冬。

春节将至，报社所有的人都很忙，除了在新闻方面配合部门单位搞年终总结和慰问外，还要准备贺年广告。贺年广告是报社的重头戏，一年的广告收入，起码有二成左右来自贺年广告。

商业的贺年广告，自然有广告部的人操作；记者要面对的，是部门单位的贺年广告。一般来说，记者辛苦跑线一年，部门单位也会给点面子，报社每年的贺年广告虽然做得不如电视台，但搞几十个版还是没问题的。

贺年广告大战正式打响后，采访部的人迅速行动起来了，打电话的打电话，出去找人的出去找人，唯有我坐在办公室里，愁眉苦脸。

目前，我跑线的部门有四个：妇联、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这几个部门，虽然都是容易出新闻的地方，但却很难捞油水，比如妇联，

本身就是清水衙门，完全靠财政吃饭；公检法的小金库虽然大得很，可是想从中捞点好处，估计也挺难。

你想想，这些部门都习惯了吃别人的喝别人的，几时请别人吃过饭？就好像一个吝啬的土老财，他一直习惯了占别人的便宜，谁想从他身上捞点好处，岂能是容易的事。

当天下午，李东兴冲冲地跑回来，向郑言报喜：“劳动局打算做一个版的贺年广告，收费8000元。”

“教育局呢，打算做多少？”郑言问。教育局是李东一直在跟的部门，郑言对此是抱有相当大的希望的，如果整个部门的任务完成得好，他这个采访部主任也脸上有光。

李东犹豫了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说，局长认为年底开支特别大，要尽量节省开支，因此没有这项广告预算。”郑言听罢有点失望，问我：“阿冰，你的部门跟得怎样？”

我硬着头皮说：“我明天再复你。”

唉，就算多为难，明天我也要顶硬上了，不管行不行，我都得一一找几个部门说说，就看人家给不给我这个面子了。

晚上与阿美约了在外面吃饭，因为阿美说介绍男朋友给我认识。我因为贺年广告的事压在心上，根本不想出去，可是阿美说：“有什么事我们帮你想办法，出来吧出来吧。”

我只好出去，与他们一起吃水库鱼。

说是水库鱼，其实是水库鱼火锅。几斤重的大水库鱼收拾干净后，放在一个大大的平底锅里，加上酸菜辣椒姜片蒜苗等作料，用木炭在平底锅下面烤。那水库鱼受热不停地动，食客见哪块熟就用筷子夹哪块吃。其中的乐趣，在于边煮边吃。

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水库鱼吃法，据说这样的鱼吃起来味道比较鲜美。但我不喜欢，感觉有些残忍。我喜欢让鱼充分地煮熟，然后连汁带肉地吃。我喜欢味道浓郁的食物。

所以我从来不吃白切鸡。作为广东人，我是一个异端。

我想，我之所以不喜欢清淡的白切鸡，与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那时候我常吃头菜，因此习惯了头菜那偏咸的味道。也就是说，我虽然讨厌头菜，但自小吃头菜的这段经历，却影响了我长大后对食物的喜恶。

不管你承不承认，小时候的因，长大后就会成为果，就算你后来混得人模狗样锦衣玉食，但你的行为处事方式，仍会不知不觉地烙上少年时代的印记。

阿美的男友强哥是教育局办公室的副主任，说是副主任，其实就是局长的秘书，平时为局长写会议发言稿，以及拟订下发文件之类的。据说正主任快退休了，那个位子迟早是强哥的。

看着阿美与强哥时而眉目传情、时而大快朵颐的样子，我很羡慕她。她有一个可以当靠山的爸爸，有一份稳定无忧的工作，现在又有一个前途无量的男朋友……命运女神特别眷顾她。

我拥有什么？我与她的差距，何止十万九千里。我满腹心事，低头不语。

阿美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便问：“阿冰你怎么了？”

我说了贺年广告的事。阿美问强哥：“你能不能帮下阿冰？”

我忙说：“你们教育局已经有同事问过了，办公室的另一位主任说，局长不打算做贺年广告。”

阿美不以为然地说：“没所谓的，强哥，你帮阿美再问下局长。”我疑惑不解：“但那个主任已经回绝过我的同事了，强哥再问不好吧？”

阿美压低声音说：“那个主任年纪一把不会做人，局长看他快退休了才没撤他，他说话没什么分量，但强哥不一样。”

我半信半疑地说：“这样行不行的？会不会引起矛盾？”

阿美拍拍我的手：“没关系的，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让强哥帮你问下嘛。”我只好点点头，心里好像有了希望，但似乎又隐隐觉得不妥，哪里不妥，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第二天上午，与公检法分别联系说了贺年广告的事，没有找妇联，因为知道不可能。临下班时，接到强哥的电话。

强哥说：“我问过局长了，局长说没问题，叫你下午带广告的规格和收费标准过来与我先谈，然后再由他定。”

我喜出望外：“太好了！”

放下电话，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安，把这件事悄悄与郑言说了。郑言说：“没所谓呀，李东做不成教育局的广告，你通过朋友做成了，对报社是件好事。”

我怀疑地说：“真的没事？”郑言说：“真的没事，我下午与李东说说。”

下午，我上班时直接到教育局找强哥。强哥很爽快，初步打算做一个版的贺年广告。他悄悄与我说：“局长那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局长一点头，我就通知你拿发票过来叫计财股转账。”

计财股股长，就是阿美的爸爸。想不到事情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我连声道谢，欢天喜地地与他道别。

哪料，当我回到报社的时候，李东已经摆开了架势等我回来开战了。这场战争，把他积压多时的能量都爆发了出来，因此杀伤力极强。

因为心情大好，我踏进办公室的时候，是脸上带笑的，但李东的一句迎面怒喝瓦解了我的笑容。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声音已如巨雷般响起：“厉冰冰，你为什么跑到教育局踩我的线？”

他连名带姓地叫我，显然是为了增加质问的力度。他的目的达到了，我真的胆战心惊。

所谓的踩线，与记者的跑线有关。在记者这个行业中，记者所跑的线，相当于农民的自留地，各人耕各人的地，一般情况下互不踩踏，不然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有时候，因为跑线记者也有广告攻关的任务，如果广告让别的人抢去了，也视为踩线。当然，我找教育局的行为不算是踩线，因为我是在对方明确表示了拒绝的前提下才找人问的。

因此我连忙解释：“我没有故意踩你的线，是我有同学在教育局那边，帮我……”

不等我说完，李东便怒不可遏地打断我：“说得好听，人家打下来的江山你去抢？

我辩解道：“昨天你不是与郑主任说，教育局已经拒绝你了，所以昨晚我与同学吃饭时，偶然说起来，同学帮我问局长……”

李东冷笑：切！你厉冰冰特别厉害，别人做不了的事你都做得到，

就你能！行了吧？人家的线你要踩，人家的佬，你也要勾！”

我的泪水，已经不由分说地涌了出来。他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当着我的面攻击我与方生之间的事了。

郑言见势不妙，冲到李东面前劝说：“这件事阿冰也问过我了，当时是因为你没接下这个广告，我才让阿冰找朋友的。”

李东气恨恨地说：“你别为她说好话了，她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她一直不安好心！”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巴巴地站在那里，泪水不断地汹涌而出。人家说理屈词穷，如果遇上不讲理的主，就算你有理也会词穷。

郑言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李东这样好不好？教育局的广告，算是你们两个一起做的，任务一人一半，广告提成也一人一半。”

我走到自己的位子里坐下，擦干了泪水，表示同意郑言的建议。但是，李东不愿意，他梗着脖子说：“这件事没完，我要向教育局问个清楚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他看来，他做不了的广告，我却做成了，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

他背负不起这个耻辱，所以要找个人来分担。

我不知道他将会找谁论理，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占便宜的人，殊不知堵死了别人的路，他自己也无路可走。

李东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郑言尴尬地对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闹起来有什么好处？”

办公室的梁平生与黄占等人面面相觑，他们习惯了当配角，不管多么精彩的戏，永远不说台词；唯有安伯，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恶人自有恶人磨！”

也不知道这个恶人是指我，还是指李东，抑或指教育局的人。也有可能是谁都不指，纯属借题发挥。谁知道呢，中国的语言是如此博大精深，怎么理解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临下班时，李东回来了，满腹心事，坐在位子上闷声不响。郑言问他：“教育局的事怎样了？定下来没有？”

李东悻悻地说：“我找了他们的主任，再找了局长，竟然又说不做了。他妈的，一时一个样。”

郑言没好气地说：“我已经叫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让阿冰找熟人搞定，现在你回头找人，当然是搞坏了事！”

李东犹自分辨：“如果他们决定了做这个广告，谁找不是找？关键是人家局长愿不愿意做。”

郑言怒气顿生：“关键是你找的人在局长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眼见一向温和的郑言都生了气，李东终于不敢吱声。

一直静观其变的安伯，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人心难测啊！”没有人搭话，此话貌似为这场争端下了结论。李东最终尝到了因为争强好胜而种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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