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儒学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的影响(3)

家庙作为一家之中最神圣庄严的场所，只允许长子家（大宗家）中有权设立。而且因为长子地位的象征在于家庙，祭祀的权力应该由他来掌握，因而家庙总是受到严密的保护。这种宗法关系延伸到同族村落之中，对村落的平面布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掌握家族权力的大宗家总是占据全村最好、最显要的地段，其他各家都以大宗家为基准展开，体现出明晰的伦理秩序。

4.2.2.4斋室建筑

斋室，也称斋舍、斋阁，斋室往往配置于先祖祠堂、家族墓地附近。朝鲜人对祖先的祭祀，当是在儒学导入，产生了人伦观念以后。在此之前的祭祀多为宗教活动，如对山川、日月、星辰以及风雨神祇的祭拜。这是几乎所有民族都曾经历过的阶段。朝鲜半岛流行多种相关的祭祀，如祠堂祭、时祭、祢祭、忌日祭、墓祭。斋室建筑就是为完成这些功能而建造，家族在此讨论和安排祭礼的准备、程序等事项，作为远道而来的族人参加祭祀时的临时住所；有的也负有作为对族中子弟进行教育的教学场所的功能。

带有儒学伦理意味的祭祀，据推断是高丽末期方才引入朝鲜半岛，因此斋室建筑的出现，不会早于朝鲜时代初期。朝鲜时代初期，王陵周围就已经出现为保卫和祭祀进行准备工作的建筑，从世宗二年（1420）制定的《山陵制度》来看，陵墓周围要设立5开间规模的“丁字阁”以及守陵的17间“斋所”。这样的制度在一般士大夫家族的反映，就是斋室建筑。

朝鲜时代的斋室建筑的产生，与家庙的出现一样，也是以社会伦理的儒学化为背景的。按朝鲜编撰的《朱子家礼》定例，有能力和地位的家族，要建家庙及斋室。17世纪以后，斋室建筑普遍化，如书院、祠宇一样，也具有了党争势力基础的意味。大体上17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壮大家族的势力，联系网罗家族中的多个分支，将郡、县甚至更广范围内的族人团结在一起，开始重视对入乡祖、中始祖、派祖等的祭祀，斋室建筑从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朝鲜存在的斋室，数目多得难以计数，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建造，同宗家、书院、祠堂、旌闾等设施一起，成为朝鲜半岛乡村儒学建筑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朝鲜时期代表性的斋室建筑如：安东权氏的陵洞精舍，海南尹氏永慕堂，义城金氏的西枝斋舍，安东全氏的所等斋、晚云洞、慕先楼等，高城李氏的崇室斋舍、可仓斋舍、台庄斋舍、南兴斋舍，海南尹氏的永慕堂等。

斋室建筑以服务于同姓同族的事务为目的，因此私密性比较强，与同时同地服务于公众的乡校、书院等建筑刚好相反。建筑的规模根据家族的经济能力、政治势力以及人丁数量而定，配置方式根据本族的祭祀礼仪的需要而定。由于其功能相对来说比较驳杂，因此空间构成也比较多样化。但比较固定的共性是具备相当数量的房（住宿）、为坎事服务的厨房、聚会的空间等，与居住建筑比较类似。

斋室这类儒家建筑非常特殊，与在布局上非常讲求伦理秩序的书院、乡校不同，而是类同于士大夫住宅，其秩序是内在的，外形则比较灵活。斋室建筑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地域性比较强。例如朝鲜湖南地区的斋舍，其开放感较强些，而且不设厨房等设施；而朝鲜岭南地区的斋舍，则多设楼阁作为聚会之所，斋舍的规模也更大。

4.2.2.5旌闾建筑

所谓旌闾建筑，是朝鲜官方为表彰忠臣孝子、贞女烈妇而在需要的地方所建的表彰性建筑，是儒家忠、孝、烈等道德观念的建筑象征，在功能上类似于中国之表彰用牌坊。旌闾的建设，并非自朝鲜时代而始，新罗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如《三国遗事》卷第五，孝善第九，就记载了当时官府为表扬“贫女养母”的事迹而特为其建旌闾的记录。当然，此时这些旌闾建筑的形象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旌闾建筑在朝鲜时代最为发达。在性理学的强烈影响下，朝鲜时代对忠贞节烈尤为强调。当然，在朝鲜时代以前也存在过贞节观，但仅仅局限在丈夫生前，妇女在丈夫死后再婚还是自由的。而进入朝鲜时代，当性理学成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理念后，宗法思想得到广泛接受，以父系为中心的家族制度得到加强。结婚就是妇女到男人家生活，奉养公婆、传宗接代。为了维持纯粹的父系血统，社会尤其强调妇女的贞节。为使妇女保持贞操，国家采取赏罚并存的形式。守好贞操的妇女被称为“烈女”，由国家每年进行表彰，在其妇人家正门树“族门”，赏稻谷、免户役。“烈女”既是家族的光荣，还享有免役的特惠，由是朝鲜一朝烈女辈出，朝鲜半岛各地，也就涌现出大量的旌闾建筑。旌闾的种类繁多，有的仅为单纯一碑，有的以过街门楼的形式出现，而以“旌阁”最为常见。旌闾一般立于村口、要道旁，将记载有表彰内容的石碑或者木牌置于“旌阁”之中，加以保护。旌阁往往建筑低矮，规模一般不大，但是为突出表彰的隆重，往往施以繁密的斗拱，装饰得非常精致与华丽。

当然，旌闾表彰的对象不仅限于“烈女”。为了大力宣扬忠孝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朝鲜王朝每年都要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因此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量的旌闾。纵然饱经战火兵灾，留存至今的旌闾建筑，仍然数目庞大。据1983年韩国政府统计，仅在韩国所辖行政区域内，就留存有旌闾4362处，其中单独遗存的石碑占45%，碑阁占21%，阁占14%，门占13%，碑门占6%。

4.2.2.6石冰库

石冰库即是储藏冰块的仓库。虽然这只是一种储藏设施，然而其出现和发展，仍与儒学的传来有相当的关系。早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石冰库就已用于藏冰，但直到出于礼制和宗法目的进行的祭祀活动出现并盛行以后，石冰库就被纳入礼制建筑的体系之内，成为高丽和朝鲜时期各地方城市（邑城）中必备的设施之一。地方官府用于储藏冰块以供炎夏进行各种祭祀之用，因为在夏季储藏各种祭祀饮食，需要大量的冰块。石冰库的规模因地方财力的不同而各异，中等规模的如庆州石冰库大者如黄海道海州遗留下来的高丽时代的石冰库，长28m、宽4.5m、高6m，全部用石砌筑，顶部为穹隆式，这样的构筑物也是与礼制有关的建筑。

4.2.2.7客馆

朝鲜王朝对“礼”的体系的整备，在建筑领域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客馆的大量建造。在“礼”的思想之上发展出的官方待客礼仪非常繁复，其中的习惯之一就是须在靠近邑城中心的风景秀丽之地建造客舍和与之配套的楼阁、亭台、园林等，以供官府接待宾客，其性质与中国的驿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客馆作为国家统治体系中的一环，正厅中要供奉殿牌或阕牌，厅左右分布客舍，供外境来的官员住宿之用，并举行接待和送行的宴会等。这样的功能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客馆主体建筑呈一字形，中间为正厅，屋顶比左右的客舍部分为高。宿舍以东为尊，因此东翼廊前一般设有莲池，宴会也常在此举行。朝鲜时期全国约360个郡县都有这样标准模式的客舍，这是朝鲜王朝整饬国家统治体系的表现之一。当然，因各地重要性或财力的不同，客舍的规模有大有小，较大者如平安北道成川客舍、忠清道寒山郡的寒山客馆、全罗道谷山的谷州客馆/顺昌客舍、京畿道的水原府客舍等，而普通的客舍规模并不大，如京畿道安城客舍等。

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舍一般配置在邑城的中心地带。当然，也有客舍选址于本地名胜之中的例子，这样的客舍往往和楼阁相伴，用于地方行政长官或者地方名流休闲聚会、款待官方客人之用。当然也有一些独立的楼阁，主要建在景致之处，或与城门相结合成为地方的地标性建筑、景观建筑。朝鲜《东文选》中对著名的客馆以及客馆中的楼台有所记载，如江陵府的景浦台、咸平郡的咸碧楼、尉津的蔚云亭、清安郡的回顾亭、光州的清风亭、全州的观风楼、常州的风影亭、南阳府的望海楼、平安北道成川客舍的东明馆、江原道安边客舍的驾鹤楼、江原道三涉的竹西楼、江南密阳的岭南楼、真州的矗石楼等，均是朝鲜全国闻名的楼阁，可见当时客馆中亭台建设风气之盛。规模较大者如成川客舍的东明馆，留存至今的为17世纪重建，是位于大江之滨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中间为正厅，周围建有江山楼、十二楼等壮丽的楼阁。

4.2.3.1礼制秩序下的都城

中国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业已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华夏文化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而此时西方城市规划科学尚处于比较粗放阶段，朝鲜半岛和日本更是在比较原始的石器时代，当然谈不上城市规划的发展。早熟的文化催生了灿烂的文明，中国的历代都城，如商之殷、西周之洛邑、汉之长安、隋唐长安及洛阳、宋之汴京与临安、元之大都、明清之北京等，均是当时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大都市。

西周时，中国已进入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大肆的分封掀起了周代城市建设的高潮。在总结前人都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营国制度”，其基本特点为城廓重层环套，采用方格网规划体系，宫城为全城规划结构的重心，宫城之南北轴线为城规划之主轴线，宫城前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配置在外朝左右两侧。这套制度载于《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成为此后中国都城规划的重要基础。虽然在此后各时期，因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条件的不同，这套规则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这种以君为本位的规划结构，以及体现“君”的权威的礼制营建标准一直为后世的都城所继承，成为中国都城规划的基本思想，并影响到邻近地区如越南、朝鲜和日本。

朝鲜半岛的历代都城，除新罗之庆州外，在地形上难觅开阔的平原来建造，但在中国平原地貌上发展出来的都城规划思想，仍然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与王权威严相关的礼制秩序。这种礼制秩序在朝鲜半岛都城中的表现，可概括为都城以王宫为重心、衙署与王宫关系密切、宫前设南北大道、道路体系等级化、礼制建筑（各种坛、庙）的设置这些方面。

朝鲜半岛早期的都城，一如中国早期奴隶制王国的都城以王宫为中心，而且王宫的筑造往往始于立都之最初，如高句丽之长安城、百济之泗沘、庆州城之金城/月城、高丽之开京和朝鲜之汉城。在完成王宫的建设后，开京的外城直到90年后的1009年才开始筑造，前后耗时21年才告完成。朝鲜朝于太祖三年（1394）10月开始营建宫阙、宗庙与各官衙，次年重要工程均告完工，在1396年才始筑外城城墙。

高句丽之平壤城与长安城、百济之泗沘城、新罗之庆州、朝鲜之汉城，均在王宫之前开设有直线形的南北干道，并以之为城市展开的主轴；再设有东西干道与王宫前的南北大路直交，将城市大体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主要是宫城和官厅衙署及贵族住宅，南部主要为普通平民居住区。这样的空间布局体系也反映了礼制秩序影响下的规划思想。朝鲜朝的汉城因受地形的限制，其正宫一一景福宫前的大道不再直通都城的南门，而是止于东西干道，长度较短，在左右两侧配置六部衙署。

从礼制的观念看来，都城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非常重要之一环，其中供奉历代先祖神位的宗庙，以及祭祀山川的社稷坛、祭祀孔子的文庙，以及先农坛、先蚕坛等礼制建筑都应完备。《三国史记》等文献中屡次提及当时百济、新罗国王“祀祖庙”“祭社稷”的记录。如《三国史记》卷第一，新罗本纪第一：“南解次次雄立……三年（公元6年）春正月，立始祖庙”；《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始温祚王……元年夏五月，立东明王庙”；《三国史记·杂志第一》：“新罗宗庙之制，二代南解王三年春，始立始祖赫居世庙，四时祭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儒理尼师今二年春二月：“亲祀始祖庙，大赦……”等。根据这些文献记录，可以推想自高句丽平壤城时期以来，朝鲜半岛的都城中已经建造了“祖”和“社”。就具体的配置方式而言，平壤城、泗沘城等早期的都城已难以了解，新罗的庆州则完全遵照了“左祖右社”的要求，以宫门前南北向的朱雀大路为主轴，东西对称地配置宗庙和社稷。

朝鲜初期的汉城建设中，主导城市建设的人物如权仲和、郑道传、沈德符、金凑等人均为儒学者，决定这个城市构造的大前提是儒学伦理秩序，因此对宗庙和社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汉城的正宫为景福宫，官衙配置在景福宫之南，其南北向轴线之左（东侧）配置宗庙，右侧（西）配置社稷，从这点上看，是符合“左祖右社”的中国制度的。建都初期汉城在景福宫之北配置了市场，力图符合“前朝后市”的理想王都模式。受地形的限制，汉城的先农坛、先蚕坛等配置在都城的东部，而祭祀山川、风雨等的神坛则分别配置在北岳与南山以及城外南侧。

比起中国和日本都城发展中所受的影响因素，朝鲜的都城还受到另一个特殊因素的影响，就是与中国间存在的天朝礼制秩序。终朝鲜一朝，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事大交邻”，始终和中国保持着朝贡与册封的关系，在各个领域也积极地引进了明朝的制度，两国之间自然存在着“天朝礼制”的种种等级概念，给朝鲜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规模、制度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2.3.2整齐划一的邑城

朝鲜都城的建设，也影响了地方城市的建造。建国后朝鲜王朝一直致力于构筑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作为这些努力的重要环节，各地以礼制入手，建设一定的统治秩序。因此15世纪中期以后全国的地方城市有了比较共同的模式。朝鲜世宗时期是国家的各种制度成熟完备的时期，朝鲜文字也创造于这个时代，而且整个朝鲜王朝实录中只有《世宗实录》中有地理志，可以看出加强王权统治的行动力度。这部分地理志经进一步的充实和整理，于1486年（朝鲜成宗十七年）以《东国舆地胜览》之名刊行于世。根据该记载，当时朝鲜全境划分为360个郡县。

朝鲜时代以民生安定与保护国家为着眼点，因此在行政上和国防上必要的地方建造邑城，战略上有利的地方为防御外敌的入侵则建造山城。邑城一般包括一部分在平地上的街区，一部分为靠山的城并围绕以城墙为特色。城廓的构成与平壤、开京等基本相同，分为内城与外城；在平面形态上有和完山府（今日之全州）相似的方形，也有如清州牧相似的不规则形式等多种。邑城规模大小不一，平壤有人口3万余户，忠州牧与尚州牧有23000余户，罗州牧有22000余户，完山府有21000余户，规模均不甚大。山城如北汉山城、南汉山城、铁瓮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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