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伊斯兰教在中国(4)

经堂教育这种形式大概是将中世纪伊斯兰教以清真寺和私宅为教育场所的教育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所以胡登洲一开始就收几个弟子在自己家里进行培养。以后经堂教育成了三堂合一的清真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堂往往设在北侧厢房，大的清真寺既有经文小学又有大学，规模小的清真经堂教育为伊斯兰教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和学者，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经劫难而不衰，同时也使它逐步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上层的需要。但是，对于已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回族等族的穆斯林来说，对于不信伊斯兰教的教外人来说，要真正了解和认识伊斯兰教仍然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于是有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

汉文译著活动同样始于明代，一般认为由王岱舆（1368—1402年）开始。其代表人物，在王岱舆之后，有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从时间上讲，译著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王岱舆至刘智（约1660—1730年）；第二个阶段则有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前一阶段以金陵为中心，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摘要解》、《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等。内容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和典制方面，往往是一书专译一经或专述一种理论。刘智于1730年左右逝世后，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间，即19世纪中叶以后，才又有新的译著问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马联元的《孩听译解》等。这后一阶段以云南为主，内容较以前为广，已由宗教哲学和典制扩大到天文历法、地理、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学和《古兰经》的翻译等。

这些穆斯林学者一般都曾攻读儒书，甚至是“学通四教”的人。“他们通晓伊斯兰教义，同时也研究儒学、道教和佛教所说的道理。他们往往吸收它们的有利因素，并引用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来阐述伊斯兰主张，解答各种疑难的质问；有时是用洁难的方法来阐述伊斯兰的主张。”①正如蓝煦在其《天方正学》卷首《自序》中所说，他的用意是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他们的著作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的独特风格，被穆斯林称之为“汉克塔布”即汉文经典。“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给中国伊斯兰教在理论上和形式上奠定了基础；在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宗教教育、生活习俗各方面使中国穆斯林有了一个新面貌。”②

①白寿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4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七、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其兴起的第一个世纪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派之间的斗争持续1000多年，迄今悉未停止。但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明代以前来中国的穆斯林中，既有逊尼派的也有什叶派的“但绝未见其有何激烈之对立，一月二派在西亚细亚之所为也。”①这是因为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穆斯林处于广大非穆斯林的环境之中，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保持自己原有的信仰同时又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久地生存下去，他们可能原属不同的派别，但其基本信仰相同，分歧则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穆斯林是不分派别的。不仅如此，甚至部分来中国的犹太教信徒也被列入穆斯林之列，称为“蓝帽回回”，这大概是二者的信仰和习俗有不少共同之处的缘故。今天除新疆的少数什叶派信徒之外，中国绝大多数穆斯林都自称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法学派，但在中国逊尼派的信仰和仪式中却有许多什叶派的表现。对此中国学者有不少论述，《清稗类钞》曾称：“在内地通行之教与波斯极合，与回部奉行者颇有出入，谓为阿里什叶派。”薛文波在《什叶派对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影响》一文中也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如中国内地的穆斯林尚禄色；尊重伊玛目而少谈哈里发；礼拜寺的三掌教制中其第一掌教为伊玛目，他操一坊宗教之大权。对阿里的敬仰胜于对艾布·伯克尔、欧默尔和奥斯曼，对于法蒂玛的敬仰胜于对赫彻底。誉阿里为战无不胜之勇将、“圣人的狮子”，寺内大殿墙上或穆斯林家里往往有用阿拉伯文绘成的阿里的宝剑。穆斯林男婴许多人都以阿里、哈桑、侯赛因为经名，女婴则动辄起名法蒂玛，妇女还纪念法蒂玛忌日，称为过“姑奶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中国之融合。后期中国穆斯林中虽然形成派别，但也并非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分，而多为逊尼派之不同支派而已。

①白寿彝：《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17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一）苏非派

明末清初苏非派在中国的出现，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件大事，它虽然主要表现为修持方法上的不同，但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形成教派之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它于公元7世纪末公元8世纪初出现在伊拉克，以后传播到伊斯兰世界各地。他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门宦制度。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分析，首先于公元17世纪初传入新疆的是巴哈丁（Baha"al-Din，1317—1389年）于公元14世纪在布哈拉创立的纳合西班底教团。著名学者巴尔托利德写道：“15世纪成为突厥斯坦实际执政者并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财富的和在阿赫拉尔，以及卒于1542年的玛哈图姆·阿扎姆的后代，迁居于现今中国的突厥斯坦，得以在那里建立起执政王朝。”①这与中国史料中关于公元17世纪初玛哈图姆·阿扎姆及其两个儿子进入南疆传播苏非派教义并建立政权的记载基本相符，只是进入中国南疆地区的可能不是玛哈图姆本人而是他的后裔。新疆的依禅派就是由他们传入的苏非派，其名称亦来自中亚的布哈拉一带，这是因苏非派发展到个人完全服从于谢赫意志的“塔伊法”阶段后，中亚苏非们对其教团首领讳称“依禅”而得名。中国学者勉维霖和马通认为，甘肃、宁夏的某些门宦源于新疆的依禅派是有道理的。回族等族的穆斯林中向有“四大门宦”之称，它们泛指甘、宁、青等地的虎夫耶、哲赫林耶、格底林耶和库不稳耶。马通认为：“前两个来源于也门沙子林耶和什板顶耶，后两个来源于葛德尔教团和库卜拉维教团。新疆的‘依禅’派，主要属于乃格什板顶耶。在甘肃也有他的支派，影响也不小”，并明确指出：甘肃的北庄门宦就接受了依禅派的教理。①勉维霖说，宁夏“三个苏非主义派别中，虎夫耶、哲赫林耶同出一源，自称其道派都是乃格什板顶耶……尕德林耶的道派，属于伊斯兰世界广泛流行的戛迪里叶苏非派”，并且指出：“尕德林耶来源较复杂，其中韭菜坪尔德林耶，传说是由撒马尔罕地方的一个修道士传入的，先到我国新疆、青海等地来传教，后来又由青海传入宁夏。”②

①B.B.巴尔托利德：《伊斯兰教》，见《巴尔托利德全集》，第6卷，第118页，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

①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57、2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勉维霖：《宁夏回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浅谈》，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期。

苏非主义运动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上面谈到的中国苏非派各门宦源出的教团中，有两个教团，即产生于布哈拉的纳合西班底教团和花刺子模的库布拉维教团属于中亚教团，它们先传入新疆，再由新疆传入内地是合乎逻辑和实际的。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新疆在苏非派向内地传播中的作用。当然，苏非派传入内地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门宦由朝觐归来的哈只创立，有的则是中国穆斯林受外来传道士的影响而创立。

“门宦”一词可能由“门阀”和“宦门”两词的第一个字母合成，用以表示其权势和地位。这里有一点与国外不同，这就是国外各教团大多以创始人的姓名命名，而许多门宦则以坚持方法或所在地的地名命名。如虎夫耶的原意为“隐藏的”、“低的”，故该门宦又称“低念派”；反之，哲合林耶的原意为“公开的”、“响亮的”，因之称为“高念派”。库布林耶的原意则为“至大者”。北庄门宦、韭菜坪门宦显然是因地名而得名。门宦制度的形成是与当时穆斯林社会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它是一种教主兼地主的制度。多数门宦的共同特点是教主（或称道祖、老人家）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世袭，因而形成其高门世家；有严密的教权组织机构，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为最高领袖，由他直接委任热依斯（代理人）管理由若干坊组成的教区，各教坊则由教主委任其教长；据《甘宁青史略》载，信徒“对于老人家命令，服从唯谨，虽令之死，亦所甘心。”在信仰方面，一般除保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外，还崇拜教主及其拱北，有些门宦甚至以朝拜“拱北”取代了到麦加的朝觐功课，还为已故创始人、有影响的教主及其家庭成员过忌日；主张在“教乘功课”之外要进行“道乘”方面的修持，如坐静、履行神秘主义的祈祷，有些举行“齐克尔”的仪式相当狂热。各门宦及其分支的情况不尽相同，这里我们不一一叙述。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各个门宦的信仰和仪礼中都渗进了地方原有的信仰和习俗。

（二）格底目派

明末清初苏非主义的“门宦”出现以后，被人们称为“新教”或“新派”，而对那些仍然保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逐步形成之宗教制度者则称为“老教”或“旧派”，阿拉伯语为“格底目”。虽然有不少穆斯林奉苏非主义，另立门宦，以后又有穆斯林组成伊赫瓦尼派、西道堂等派别，但整个来讲格底目派穆斯林仍占多数，特别是在内地各个省区。格底目派严格遵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履行五项基本功课，重视长期形成的各种宗教习俗；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或汉依制，教长或阿訇实行聘请制，教务上实行伊玛目、海推行、穆安津三掌教制，寺务上实行，“学东”、“乡老”或董事会制。明、清时有的大清真寺还设有穆夫提即教法说明官。格底目派奉行哈乃斐派教法思想，它虔守长期形成的老规矩，反对标新立异，重视仪式中的细枝末节。当然，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共处，也和其他教派一样，深受汉人文化的影响，在其礼仪中渗入不少儒家的东西。该派在许多方面表现比较宽容，虽对其他教派持有异议，但一般不过多地加以评论，“在教争中持折中调和态度，被公认是个温和的教派。”①

①马通、王琦：《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和门宦》，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

（三）伊赫瓦尼派

清末民初伊赫瓦尼派的兴起被视为回族等族穆斯林中的维新运动，其创始人马万福（1853—1934年）是甘肃省临夏果园村人，故一般人称其为马果园，又因曾朝觐麦加而被称为果园哈只。马万福于公元1853年生在一个“薄田三四亩，衣食勉强够”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均为阿訇，所以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以后出外求学，“他聆听‘晤思达德’（老师）的讲解，研读抄写的经书，总感到现实的遵行有很多与伊斯兰的真谛是相悖的，但没有充足的可凭经典”。①马万福才智聪敏，22岁取得阿訇的资格。随后在几个地方担任开学阿訇，深受信众和弟子们的称赞，被认为是北庄门宦年轻有为的阿訇。公元1886年，马万福与自己的老师瓦里家老阿訇以及马会三等人前往麦加朝觐。马万福看到麦加的宗教仪礼中有些与中国穆斯林特别是苏非派的礼仪不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讲解教律教义的经典，宗教学说得不到完整的传播所致。他决心留在麦加学习深造。

①马克勋：《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果园）》，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第44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公元1892年马万福取海路回国，经广州到湖北，在信众们的劝说下留老河口清真寺讲学一年后返回家乡。他相继在家乡周围地区一些清真寺任开学阿訇，开始传播所学到的知识，为倡导伊赫瓦尼派作舆论准备。这期间先后到麦加朝觐过的一些人支持马万福的活动，故人称他们为“十大哈只”，其实这并非一个确切的人数，但它表明当时倡导这一新学说的是一批有名望的阿訇。他们当时研讨从麦加带回的经典，并与之相对照评论不符合经典的礼俗。马万福明确指出“遵经革俗”、“凭经立教”的口号，后以“十大哈只”为核心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派别。他们自称“伊赫瓦尼”，意为“同教兄弟”。大概取自《古兰经》中的“穆民皆兄弟”一语。有的学者认为是受伊本·沙特1910年在阿拉伯半岛所倡导的“伊赫万·陶希德”（“信奉独一真主兄弟会”）的影响。从时间上说，这种说法尚难以肯定，但就整个来讲，它在很大程度上受瓦哈比派的影响则是无疑的。“十大哈只”的主张吸引了不少穆斯林，同时也招致各门宦的不满。后来，由于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伊赫瓦尼“统一教派和门宦”的口号，遂引起各教派和门宦的强烈反对。马万福被迫离开临夏到陕西兴安州（安康）继续传播其主张，公元1907年开始任兴安州清真大寺的开学阿訇。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马万福从兴安州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进行传教活动，影响日渐扩大，于是各地伊赫瓦尼派与门宦之间的争端更趋激化。拥有权势的马安良令马万福立即离开甘肃。马万福被迫与长子马遇真一起前往新疆，路经哈密留居下来讲经传教。甘肃省府行文新疆缉拿马万福。新疆总督杨增新令哈密县长逮捕马万福。1917年12月，哈密县长将马万福下狱；1918年正月，将其装入木笼押解兰州，中途被宁海镇守使马麟派人劫往西宁。马麟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企图通过伊赫瓦尼派的除其他教派和门宦，以利于他长期统治青海。此后，马万福长期任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阿訇，在马麟、马步芳父子的支持下推行伊赫瓦尼派教义。结果引起激烈的教争。到20世纪40年代，伊赫瓦尼派不仅在青海和甘肃两省的伊斯兰教中占优势，而且在宁夏也由于马鸿逵的大力支持逐渐成为占优势的教派。以后，伊赫瓦尼派的主张在全国更多的穆斯林中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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