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士（知识分子）阶层 (4)

在中国，缺少一种体现为理性手段的演说。这种演说最早出现于希腊的城邦之中，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或是辩论的效果。很显然，由于缺乏一个具体的司法形式体系，这种演说没能在中国这样一个世袭制国家生根发芽。在中国的司法中，一半是高级官员对案件进行干预的草率裁决；另一半是完全依靠卷宗的书面裁决，根本不存在当事人或是律师的辩护，唯一的内容就是有关当事人的口供和书面供词。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注重传统和礼仪，所以，司法法庭的发展也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制约。在官员们看来，讨论最后的思辨问题既没有实际的作用，也不合适，还会因此引发革新，对自身造成危害。所以，他们从来都拒绝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假如说，因为上述原因而使得科举考试在技术和实质的内容上体现了一种纯粹世俗化的性质，代表着一种针对“士大夫文化素养的考核”，那么，老百姓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在老百姓看来，科举考试具有某种神秘的意味，体现着卡里斯马。任何一个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不仅在学识方面受到了肯定，成为了候补官员，同时还标志着他通了卡里斯马的素质考验。我们会发现，一个获得官员资格、拥有学历的官员和那些获得圣职的神职人员、通过了巫术考验的术士一样，身上都体现着那种神秘的卡里斯马。

在某种程度上，考试成绩突出的考生和官员的地位与天主教神父助手的地位非常相似。要知道，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完成学业、通过考试、获得学位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通过初级考试（院试）的学生（被称为秀才），他们的品行依然受到主管学业官员和考官的监管。一旦发现有不良表现，不仅会被除去现有的资格，偶尔还要接受一定的体罚（打手心）。

中国的高级考试是在完全封闭式的贡院（进行乡试和会试的专门考场）里进行。考试过程中，考生受到严密的监视。而且，时常有考生罹患重病或是自杀的事件发生。依照老百姓的观点，这些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导致自己无法通过神秘卡里斯马考验，是因为他们品行不好，犯过很重的罪孽。只有当考生通过了各级考试后，他才能获得一定的名次，并享受到一定的特权和官职。从此以后，他终生都要接受学校的监督和审查。而且，除了受制于自己的上级，还时常遭到御史的监视和批评，因为就连皇帝的言行举止都隶属于这些御史的监察范围之内。

在中国，官员自我检查由来已久，而且还有具体的规定。这种做法和天主教的忏悔非常相似。有时候，这种自我检查还被看做是一种功劳和业绩。与此同时，经过御史和直属上级对官员工作的考察和鉴定，所得出的结论会在国家的公开官报 上公布，每三年一次。而且，审查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官员官职的变动情况。当然，能对这份审查结果造成影响的因素很多，除了客观因素，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精神”，即对于考官对自己的赏识，终生都要牢记在心，并予以回报。

士阶层的特征以及封建学生的荣誉

只要进入士这一阶层，即便只通过了考试，并未获得官职，也能享有等级制度赋予这个阶层的特权。在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后，很快便能享受身份所具有的特殊权利。其中有三点最为重要：首先，免除徭役，不用再做“低下的劳动”；其次，免除笞刑；再次，可以领取俸禄，即补贴。

事实上，最后一项特权长久以来都并未完全兑现，原因是国家的财政无法承担这样一笔支出。虽然，生员每年有10块钱的助学金，但只有参加举人考试（每隔3—6年举办一次）才能领到钱。不过，与学习和等待任命期间的花销相比，这些钱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事实上是宗族承担了生员在此期间的花销。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对这种情况进行过描述。对于宗族来说，族人进入官场做官就是对自己支出钱财的最好回报。

至于前两项特权，一直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虽然徭役的程度在不断地减弱，但它毕竟始终存在。长久以来，笞刑都是国家刑罚的一种方式。它的原型是戒尺。在中国的小学教育中有一种恐怖的惩罚方式，就是使用戒尺。这种教育的特征如下：首先，由宗族或是村子的管事长老制定出“朱卷”（即用红色墨水誊抄过的目录），即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员名单；而后，在从众多一直未进入仕途的士人中，选出一位，聘任为私塾的老师。最好的上课地点是祠堂，或是其他无用的房间。孩子们每天的功课就是从早到晚大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类启蒙书籍中的“行句”。这一时期的孩子被称作蒙生（汉字“蒙”是象形字，表示小猪埋在一堆杂草之中）。“迷蒙”则是他们整日所处的一种状态。即便是晋升到府县里学习的学生，以及通过考试的生员，依然要承受戒尺的惩罚，也就是挨板子。在德国，母亲们惩罚孩子的时候，主要是击打旧时说法中“上帝允许的地方”（屁股）。中国的挨板子与之不同，主要是打手心。不过，一旦通过了举人考试，便能不再接受这种惩罚了。看到中国的戒尺教育，会使我们联想起欧洲中世纪的教育。不过，从上述特点来看，中国的情况明显要比欧洲更为极端。

在中世纪的时候，对免除士人徭役的特权进行了明文规定。不过，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些特权并非无法更改。只要被贬低了身份，这种特权便不复存在。而且，这种贬低极为常见，随时可能发生。即便是通过考试后拥有了等级的身份，依然有被降格、贬低的可能。如果等级身份遭到了降格，即使是长者也不能避免体罚。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拥有特权的儒家弟子未能推动封建荣誉观念进一步发展。曾经，人们的生活受到过这种观念的强烈影响。

“坦坦荡荡”和“忠义”被史书称为基本的美德。而且，古人提倡“光荣的死去”。“遭厄运而不知死，是怯懦。”这句话是针对某位没能“战死”的将军所发出的评论。自杀这一行为，在战败了的将军看来，是一种特权。由于自杀就意味着放弃接受处罚的权利，所以，需要认真的反复考虑。由于宗法制中的“孝道”，导致了这些封建观念的改变。孝道就是指只要对主人的名誉有利，即便是天大的屈辱也要忍受，如果有需要还可以牺牲自我。所有主人的过错，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尽职尽责得到补救。与西方骑士以及随从的作风完全相反，在中国，向债主、父兄、官员以及帝王叩头的行为，绝对不是象征着一种封建的荣誉。而且，让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人向自己的爱人下跪，可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官员的荣誉依然保有学生荣誉的特点。这种荣誉必需通过考试成绩和上级官员的公开审核来获得。即便他得到了最高级别考试的通过，仍旧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官僚制度都是如此，最起码低级官职是适用的。例如，非常有名的符腾堡“甲等—渔夫”。当然，最高级别的官职也不例外，只是中国的情况与此没有丝毫的相同之处。

成为君子的理想

科举考试制度促使了一种独特的学生精神的出现。这种学生精神与一种基本前提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前提是中国几乎所有学说（包括正统学说和大部分的异端学说）的起点。

上天的阳气、地上的阴气同时存在于神灵与恶魔、善的神灵与邪恶的神灵以及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样的二元论使得连同自我学习在内的教育不得不把发展个人灵魂深处的阳气作为自己的唯一教学任务，因为，只要体内的阳气大过自己身上鬼的力量，那么便可以控制鬼。根据古老的说法，这样就获得了神奇的力量。

维护世界秩序和平衡美丽的精灵就是所谓的代表善的神灵。要想得到这种神奇力量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完善自己达到平衡的状态。在士大夫处于鼎盛的时期，“君子”，即“高贵的人”，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完成自我全面完善的人，他们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品”。他们所具有的充满了古典和永恒的心灵美，并具有传统理论中的典型特征。正是这种心灵美，被传统儒教作为典范树立在了蒙生的内心深处。另一方面，由于“仁”在社会伦理中体现了善和美好，所以神灵会对此施以回报。最晚不会超过汉代，这种观点升级为一种信仰，并使得士大夫们对此坚信不疑。

于是，自我完善的目标变成了经由古典的美调教后的仁。不仅学生们把合乎典范的完美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就连最高级别的考试也把这种完美作为自己的最终标准。通过最高学位的考试成为状元 ，是青年李鸿章的目标。他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还能准确熟练地背诵经典文章，尤其是孔子所著的《春秋》，并以此为傲。在通过了叔叔对他的测试后，李鸿章的能力得到了认可。由此，他的叔叔不仅原谅了他曾经做的错事，还把他送入仕途，担任了一个官职。在李鸿章看来，像数学、天文之类的所有其他知识，只不过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服务于自己成为一个伟大文人的目标。他作了一首用于祭祀嫘祖的祈祷诗，因借用了慈禧的名义，使他获得了慈禧的宠爱。

君子在谈话时使用措辞和态度的典范就是儒家的文字教养，即咬文嚼字、富有文采、引经据典、纯粹细致。对于所有实际意义的政务的责备排除于典范之外。对于中国如此广阔的国土，这种理想化的、束缚于经典的“沙龙”式的修养，是如何进行治理的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纯粹的诗词并非是中国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只不过，中国的官员需要通过符合儒教修养的典范，使之作为证实自己等级身份和卡里斯马的证据。所以，这些形式在官场和官员的交往中备受重视。在儒家学说中，充当艺术大祭司这一角色的正是皇帝。在皇帝众多的诏书中，运用最为频繁的形式就是带有训导意味的诗歌。

与此同时，对于官员来说，证实自己具有卡里斯马的证据就是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安定祥和。所以，官员担负着实质性的政务工作。皇帝、由谋士组成的翰林院和负责监察的御史组织，会根据官员的工作情况，对官员提出奖励、惩罚、训导、警戒、激励和嘉奖。同时，与官员相关的报告、提案、专业人士的评定，都会以“人员档案”的形式印发。因此，包括官员所有的政绩、在官场未来的前景和所谓的原因在内的内容都会清清楚楚地公之于众。由于我们过分注重对“公务秘密”的保护，所以，在公开程度上，任何一个欧洲议会监督下的行政管理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由于皇帝所具备的卡里斯马导致了皇帝特殊责任的产生，所以，邸报是对这一责任的经典描述。不过，从公式结构的角度来说，它又是皇帝的一份具有持续性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对象则是上天和皇帝的子民。从真实和全面性来说，其实我们的官僚制度提交给议会的报告与中国的这份报告相差不大。但是，皇帝的这份报告无论多么值得怀疑，这都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做法。因为，对于官员在政务方面承受的舆论压力来说，这种做法起到了安全阀门的作用，而且非常有效。

官员的威严和声望

在对待政治的态度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众一样，不问政事，尽可能地与“国家”保持距离，避免接触。这是非常典型的做法。对于世袭制的统治，百姓的心中依旧怀有仇恨和不信任。由于帝国最下层统治者最接近老百姓，于是，他们成为了百姓不良情绪的承受者。但是，对于民族性格的塑造来说，官方教育所起的作用没有受到百姓这种对待政治做法的任何影响。

在中国，无论是接受教育，还是等待官职的任命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当然，汉字的独特性，以及教育中使用的教材是造成教育时间漫长的主要原因。基于这种情况，一部分经济情况非常差的人只得在未完成教育的情况下，便去做各类具体工作（从商人到医生）。这部分人或是无法养活自己，或是为了接受教育四处借钱，或是为了凑足学习费用，全家人都省吃俭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由于没能完成学业，他们根本不具备对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的水平。事实上，他们只是完成了《小学》——教科书中最后一本的学习。这本书备受古人的推崇，而且，内容涵盖了所有儒家经典作品思想的精华。

这些半途而废的读书人与官员接受的是同一种教育，只是两者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因为有固定的录取名额，所以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占有很高的比例。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获得高等学位，但其人数远远大于当前官位的数量，高达数倍。因此，为了获得官职，他们或是努力争取得到私人的推荐，或是花钱买官，有的为了买官甚至不惜举债度日。在中国，卖官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手段，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一点与欧洲的情况一致。所以，这种做法取代正常获取文凭的考试是很常见的情况 。根据大量《京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直到封建制度快要消亡的时候，改革派依然在反对卖官这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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