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城市君王神灵 (1)

货币经济制度

与日本截然相反，在我们心中，早在史前时期，中国这个国家便拥有巨大的城池。地方的神灵只在城市受封，并在此接受祭礼。城主便是诸侯最初的身份。“贵都”或是“敝邑”直到战国时期，仍然是官方文书中对“国”的称呼。与古罗马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做法一样，在19世纪末期，即1872年，苗族被彻底征服，并被整体迁入城市，留下了强制城市化的印记。中国的行政税收政策向城市倾斜，城市得益、农乡受损是这种做法最明显的后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贸易市场。对于广大地区来说，这种贸易在满足他们需要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便如此，农业生产在中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使得中国的货币经济并不发达。直至近代，其货币经济仍然达不到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时期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货币体系。它的产生被看做是由衰败造成的，当然，这是从某方面出发的观点。由于行会手中掌握着对铜币和银锭成色的验证权，所以，导致了铜币与银锭之间汇率的不稳定，频繁地变动。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

在看起来颇有现代成分的表象中，非常古朴的特征依然被中国的货币制度保存着。“贝”这个古老的含义，仍然保留在“财”字之中。据说有这样一种情况：作为一个出产矿石省份的云南，直到1578年，纳贡时使用的还是贝币。“币”这个字的含义中包含“鳖甲” 的意思。早在周代，“布帛”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布帛”就是“绢币”，而且在历朝历代，它都可以用来缴纳赋税。另外，珠、玉、锡都曾经做过古老的货币，体现过货币的功能。

公元7年的时候，王莽篡权后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等级，将货币分为28个品级，让龟甲和贝拥有金、银、铜的功能，都可以作为支付的手段。秦始皇——一个帝国理性主义的统一者，他的做法则刚好相反。不确切的资料显示，他禁止了一切其他的交换支付手段，只允许制造镒与钱，即一种“圆”形的铜币、金币。不过，最终这种做法也失败了。

银成为铸币使用的金属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汉武帝时期。直到1035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南方的省份才把它作为通行的税收方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必然是由于技术的落后。从金沙中可以直接淘得金子，与之相比就技术而言，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开矿，才能得到银，而开采铜则要容易很多。而且，在采矿和铸币方面，中国人的技术长久以来都处于一种十分原始的状态。有一种说法，从公元前9世纪，或许是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制造硬币。不过，一直到公元前200年，钱币上才开始出现文字。而且这些文字不是压刻上去的，是浇铸而成的。因此，这些硬币仿制起来非常容易，在成色上悬殊也很大。这种成色的差异直到17世纪，也比各种欧洲硬币大得多。当时，英格兰金币的成色差异约为10%。鲍特曾经对一些面值相同的铜币进行称重。18枚制造于11世纪的铜币中，最重的4.08克，最轻的0.70克。公元620年的铜币6枚，最重的4.39克，最轻的2.50克。仅是从这一点，这些钱币就不能作为唯一的流通尺度。

鞑靼人手中积聚的大量黄金造成黄金储备先是急剧增加，而后又急剧下降。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金银的稀缺。尽管在相应技术条件下，银矿的开采价值很高。而日常交易使用的通用货币则一直是由铜币来充当。

在西方，流通中所需贵金属的数量十分庞大。编年史的作家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汉代的编年史作家。在当时，每年都有大型的商队，依靠供应大批的丝绸和实物贡品，从西方带回大量的黄金。曾经发现过的罗马铸币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证明。不过，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这种贸易也停止了下来。到后来，进入蒙古帝国时期后，这种贸易才逐渐恢复。

在墨西哥至秘鲁一带的银矿开始开采后，西方国家的贸易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转好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的等价物，大部分开采出来的银子流入了中国。由此，白银兑换黄金开始出现贬值。例如，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白银对黄金的兑换比例旬4︰1；明神宗万历二年（l574年）是8︰1；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年）是10︰1；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是20︰1；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18︰l；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14︰1；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年）是18︰1。不过，铜对银比价下跌的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造成这种下跌的直接原因是银身价的倍增。而银身价倍增则是由于货币经济对白银不断增长的需要。

采矿和钱币的制造对于政权来说，都属于经济特权。在《周礼》的记录中，国家有九个机构，也就是九府。早在那个时候，九府中就已经有专门负责制造钱币的官员了。一部分矿山由皇家经营，经营是通过分配徭役的方式；另一部分虽然交由民间经营，但是设有前提条件，即生产出的产品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 。产出的铜被送往位于京城的造币局制造钱币。国家制造钱币都有一定的需求量，超出的部分则由造币局负责出售。但是，由于运费太高，使得铸币的成本大大增高，数目相当可观。

公元8世纪的时候，根据马端临的记载，具体是在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年，中国现存的造币场共有99家。每年每个造币场的铜币产量是3300缗，1缗等于1000钱。每个造币场有30个工人，耗费材料的数量是：铜21200斤、铅3700斤、锡500斤。这里的1斤略等于550克。这样算来，铜钱的成本是75%，也就是说，每制造1000钱要耗费750钱作为成本。另外，造币局对此形成了垄断，并时常奢望能从造币中获取25%的利润。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从而滋生了对铜币的盗铸和作伪。尽管打击这种盗铸作伪行为的斗争持续很久，甚至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不过，因为上面的原因，这种斗争注定不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与此同时，外敌的入侵也时常对矿区产生威胁。

政府有时会直接没收个人储存的铜，或是直接从日本购买用于铸币的铜，以满足铸币对原料的大量需求。有时皇室会使用经济特权，将所有的金属矿山都由自己直接经营。管理银矿的相关官员会向银矿收取对矿山的使用费。例如，在19世纪的广州，使用费约占20%—33.3%，如果再加上铅矿的，则高达55%。把上交给国家的数目从这笔费用中扣除后，剩余的钱款就落入他们自己的腰包。这些官员在所管辖地域的主要收入便来自于此。和其他矿山的情况相同，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金矿也被划分成块，由手艺人，即矿山师傅承包，转为小成本经营。所需缴纳的使用费的标准是矿石的产量，最严重的时候，达到过40%。

关于矿山非常落后的开采技术，一直到17世纪仍有记载。除去地相占卜，这个会在下面讲到的因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式各样币制改革的失败。导致改革失败的是中国最为普遍的传统主义。它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结构中，是一种固有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进行讨论。

从编年史中，我们能了解到关于铸币贬值的问题。曾经出现过把贬值货币强制用于流通的情况，下达这个命令的人是楚庄王，不过，这种做法最终还是失败了。首次对金币贬值的报告是在汉景帝时期。从此以后，这种情况就不断地发生。关于金币贬值这个问题最有利的说明就是由此对商业造成的巨大混乱。造币金属储量的波动显然是金币贬值的最终根源。

在中国，北方要抵御草原上的夷狄，南方则大多是商业中心，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依靠金属的流通手段达到了富裕。对于通货波动所带来的灾难，北方承受的痛苦反而比南方多。

每逢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需要大量的铜钱用于制造武器，这就需要对铸币进行强烈的改革。这一点和我们在“一战”时只有镍币可以使用的情况如出一辙。战争结束后，由于军用物资被“解甲归田”的士兵随意使用，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和平也就意味着国内会出现铜泛滥的情况。一旦出现各种政治动乱，都有关闭矿山的可能。即便排除可能存在的夸张或是夸大的成分，根据报道，无论铸币短缺或是过剩，价格都会随之发生可怕的波动。

对于国家的垄断，各种贪婪的官员也并非总是循规蹈矩。在官员们的默许下，大量私人制造伪币的工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在一次次对货币垄断的尝试失败后，国家在绝望中作出了妥协，不断地允许个人的铸币行为。当然，必须依照当时现有的样式。这种情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75年的汉文帝时期。这样做的后果非常明显：整个货币制度乱成了一锅粥。到了汉武帝时期，在首次经历了这样的尝试后，汉武帝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了个人制造硬币的工程，形成了国家对硬币的垄断。与此同时，再次建立并提高国家硬币的质量信誉，还进行了造币技术的改良，即给钱币镶嵌了硬边。不过，由于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行了由白鹿布制成的信用货币。加之银币极易作伪。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汉武帝的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也许是由于政治动乱的后果之一，在公元前40年前后的汉元帝统治时期，出现了造币金属奇缺的情况。随后，篡权者王莽开始推行他的货币等级试验，把铸币分为28品。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完全是枉费心机。自此，似乎金银货币必须由政府制造的情况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再也没被提起过。

第一次仿照银行流通手段对国家流通手段 的发行是在公元807年，即唐宪宗元和二年。不过，银行方式的金属储备也仅仅是在这种做法刚开始使用时才获得的。此后，这种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越发艰难，尤其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

硬币贬值的历史与纸币的贬值，两者的结合使镑库本位制牢不可破。所谓的镑库本位制，就是在进行大宗贸易时，储备银币以“两”为单位作为来往支付的基础。虽然铜的价格不高，但并不意味着铜本位制是非常便利的货币形式。因为惊人的高额造币成本和过高的运输费用，都不利于货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例如，最初的时候，l000枚铜币等同于白银1盎司，到后来，只相当于半盎司。而且即便是处于和平的繁盛时代，由于艺术上建造佛像，以及工业上对铜的使用，造成可支配的铜在数量上极不稳定。这一点非常重要。与此同时，物价和租税负担也会受其影响产生变化。

国家想努力建立一种统一预算，其基础是完全或是接近完全的以货币作为税收。但是，由于物价会因币值起伏而变化，这样的做法都难以获得成功。以至于，最终国家只得重新以实物作为税收。然而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经济的停滞不前。

除了战争和其他财政的需要以外，物价政策是中央政府在考虑自身与货币制度的关系时，必须牢牢把握住的一点。对造币业控制的放松，虽然刺激了铜钱的生产，但是也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倾向。由于采取了诸如关闭部分造币场这样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最终，结果发生了变化。对于外贸的禁止和控制，货币本位政策参与其中，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做一方面是担心货币在自由进口时，出现外流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自由出口 商品所造成的外币泛滥。

虽然，宗教政策是佛教徒和道教徒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但是，纯粹与铸币有关的财政政策往往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所有为了建造诸如佛像、花瓶、寺院器具和装饰品之类的寺院艺术品而使用造币原材料的做法，都对货币造成了持续的危害。大量硬币被熔化会造成货币的严重短缺，铜的囤积造成物价下跌，最终导致以物易物这种经济（公元702年）的出现。寺院被政府进行系统的劫掠，并对铜制品税率（公元702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到了最后，还尝试对青铜器和铜制品形成国家垄断。后来，出于控制私造伪币的目的，这种国家垄断甚至扩展到了对全部金属商品生产的控制。不过，这些都不是可以长期执行并持续有效的措施。后面我们将会讨论一种时而宽松、时而紧缩的禁令。禁令的内容主要是为了防止土地的积聚。负责执行这项禁令的官员则正是以此而获得了大量的铜。在货币短缺的时期，能最大限度使货币集中的方法，除了高额货币占有税，还有物价政策和国库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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