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正统与异端（道教） (4)

但是，每当封建社会处在没落的时期，宦官专权，武将把持朝政，非儒士一类的人推行暴政时，道家总是站在和儒教对立的一边，这已经成了历史规律。宦官势力的每次崛起都会伴随着术士对朝政的影响。直到西太后统治时期，这种斗争还在延续，结果每次总是儒士取得胜利，尤其在满清王朝的太平盛世时期。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就此进行草率地推论，胡乱想象，其实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儒士在很多时候也需要道家出面来解决问题。这跟古希腊人很相似，在平时他们也许看不上什么预言家和星相占卜家，但某些时候也会很需要他们。道教之所以没有被斩草除根，根源在于取得优势地位后的儒家，其自身一直都没有主张要彻底灭绝巫术。最重要的是道教的目标只是在官职俸禄的获取上，这对儒教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其实，儒家并没有完全做到把俸禄占为己有。后面我们会谈到正是由于地相占卜的方术技能才让道教的建筑古迹保留下来。道观一旦存在，道士必然会伴随着道观而存在，入住其中。同理，佛门弟子也会如此。

儒士官僚阶层总是对各种所谓的怪力乱神有一个畏惧心理。因此，国家对道家的存在一直都是宽容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进行认可。道教在国家管理职能机构里有道录司，这一正式地位显然和佛教住持相仿。在国家认可的道观里，道教被赋予的国家职责通常有：一位住持、一位高功（即道教举开坛作法时的坛场执事）、一名负责旱涝的方士、若干名普通道士。一些藩王的墓志铭有明显的道家味道 ，尽管以康熙为代表的所有满清统治者都对道教完全排斥，但道家思想的影响力丝毫没有改变。

显然，中国特有的世界观就是由正统和异端两种思想力量共同形成的。有一点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自印度传入的佛教有一个简单的目的，那就是行政力量可以借此进一步驯服教化大众。

佛教在中国

由于专门诉诸于女人的情感，改良后的大乘佛教使自己在后宫非常受欢迎，盛行一时。我们发现它和道教一样，庇护者往往都是宦官。这一情形在明朝统治下的15世纪 最为突出。

儒家同佛教徒在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利益（包括日常的俸禄），尤其是在政治利益方面的对立，使得佛教经常遭受残酷的迫害。无论统治者的态度有多坚决，佛教同许多秘密社团（例如白莲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道教都没有被真正地灭掉。理由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后面将要讲到的地相占卜有关；此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佛教可以为中国人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仪礼，尤其在葬仪方面更是如此；而且，佛教主张的灵魂轮回信仰，一旦接受之后就会深深镶嵌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成为通向彼岸的一个通俗观念。因此，佛教同道教一样，也有官方发放的佛教俸禄。在此，本书不详论佛教俸禄的问题。言归正传，来说一下道教的问题。

后世道教有非文化、反文化方面的性质，这让它在商人群体那里深深扎根，成为一种信仰。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也说明了一个阶层的信仰方式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条件能决定的。反过来说，道教的特性还是或多或少地对商人的生活方式发挥着影响。因为，后来的道教已经变为层次很浅的长寿术、治疗术和驱鬼术，它绝对反理性，有巫术化的倾向。道教认为人的夭折是罪恶带来的必然后果 ，由此必须阻止生命在半路上的损折。道教宗派的承诺是，自己可以在财神等非经典神明面前，以及进入神格的官吏及职责不同的神灵那里说好话，为人祈福带来好运。众所周知，在道教里根本找不到丝毫的市民伦理观念。但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道教所能发挥的间接的消极作用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巫术逐渐向系统化发展

儒教和道教对巫术和泛灵论持宽容的态度，道教尤其支持它们，这使得它们能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以强硬的姿态存在下去。它们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中国早先的经验知识和技能都是巫术世界观经过逐步理性化发展出来的。天文学是一门历法学科，也是一种占星术。作为占星术的天文学历史非常悠久，它最初是按季节制定，主要为农业生产活动服务。这一技术非常粗糙，和巴比伦人取得的成就绝对没有可比性。历法重新校订的工作，开始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统治时期。占卜术随之发展起来：按照类比法和大宇宙的观念来占卜时日的吉凶。“太史”作为官方编年史作者后来演变为官方的天文学家与占星术家。占卜时日的业务发展起来后，朝廷制定的时宪书变成了对时日吉凶进行占卜的人的摇钱树，因为对每一个黄道吉日的选定都要请他们来作决断。

另一方面，占星术和更古老的气象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古气象学涉及到金星的位置及其可见度，以及星光的种类、风向的确定等，这些也是格鲁特最初猜想的，因为风很重要。但它后来发生了变化，巫术与气象学结合又产生出一大批专门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文献，包括对地震、洪水、陨石、怪胎分娩，还有对小孩子的胡言乱语等现象进行解释的形形色色的东西。这些灵异的东西影响到国家的领导工作。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包括那些古代气象学的术士和乞雨师，都被视为“道家”。其中会跳大神的女人最受青睐，在这行里赚的钱也最多。

药物学及药理学产生的经验成果很快就被泛灵论理性化。例如，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长寿的植物像希伯来人的生命树一样能提供神药。这种植物大量地生长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西王母的树林中。对于发现王母娘娘的神药之林，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的扩张活动（例如秦始皇为长生不老而进行的出海探险）究竟抱有多大的希望。有一个确定的传说是这样的：一位官员听见病魔在他的内脏里说话，讨论如何在他的脏腑里扎根下来（《左传·成公十年》：“（晋成）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

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但这样的表述还是相当原始的，需要进一步的理性化。巫术将金、木、水、土、火五个元素以及季节、天气种类等相通的感官联系起来，进一步把大宇宙同小宇宙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治疗的方针。古老的吐纳法看重“贮藏”支撑整个生命体系的气。这一思想在《道德经》里的第十章中有这样的表达：“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除此之外，作为一种锻炼疗法的体操如五禽戏，也流传了下来。据德·格鲁特说，公元前2世纪，董仲舒把情欲作为有害于呼吸作用的东西而加以反对。后来的《素句》成为呼吸术的经典教科书。另外，还有和卡里斯马式官大人的手书一样的东西，即作为护身符的“符”也被保留下来。

不过，德·格鲁特的这些材料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我们要讨论的是地相占卜，也就是所谓的阴阳术或风水的发展情况。从德·格鲁特的书中可以得知，占卜家首先要确定各类建筑物动土开工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筑的形状和具体位置。形状学派在地相占卜各家各派间的斗争中，战胜了主张泛灵论的对立学派。由此，地相占卜师大大增加了获得好处的机会。从那以后，自然界的各类东西比如：高山、平原、峡谷、盆地、树木、水和花草等都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个个都确定无疑地发挥效用。一块形状诡异的石头可以使整个地区免遭恶魔的侵扰。在这一方面，任何东西的影响力都是很紧要的，人们望而却步的坟墓是地相占卜中最具影响力的所在。

任何建筑物甚至所有的内部结构包括宅内水管的安置，也需要地相占卜来指导，因为自己房宅方位的妨碍很可能致使邻居家的人意外死亡，并很容易遭受报复；每挖一座新的坟墓都有可能惊扰到其他坟墓中的鬼魂，从而有可能招致可怕的灾祸；特别对于采矿的方式，一定要保持不变，一旦有更新就会触怒鬼神；最后，修建铁路、建立有烟囱的工厂都有可能会神秘地侵扰到一个地区。这样的信仰使得技术和经济停滞在一成不变当中，地相占卜师个人的既得利益决定着这一切，它深深地抑制了近代交通与实业活动的出现。破除这些巨大的障碍，必须让人们明白巫术师、时占师、地相占卜师都是不折不扣的“骗子”。另外还需要力量强大的高级资本主义介入进来，还需要封建官绅出资修建铁路。但中国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一直没能办到。

下面这种情况并不稀罕。如果地相占卜认为修渠、筑路、建桥存在确定的危险，为取得一个好风水，这些工程得绕道几公里才能免遭灾难。地相占卜允许佛教寺院操办重大的地相占卜仪式，和尚可以从这种仪式中获取巨额酬金。据说，地相占卜师得到的经济利益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因为每当有因建筑引起纠纷之类的事情发生，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给他进贡。

中国早期先民拥有的简单的经验和技能对现在还有影响。四大发明显示出中国人天资禀赋的高超，但这些发明加上古典政治学、医学、伦理学等，都被测时法、时占术、地相占卜术、气候占卜术等巫术之类的上层建筑决定。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所谓的民间立场，以及巫术阶层的自身利益。另外，士大夫阶层在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中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五大行星（五星）、五种元素（五行）、五官和五脏等这些元素决定了宇宙起源论的思辨要点。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对应，与其说是巴比伦式的，不如说就是土生土长的。这种中国式的宇宙一体论和宇宙起源论，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园地。非理性巫术的民间色彩影响到每一部中国神话，没有任何动力来源的神灵能自由地飞来飞去，但有时候无所不能的神却还要求助于其他神魔鬼怪。这些看上去都显得很拙劣，和任何的奇迹伦理理性化都根本沾不上边。

明确地说，由于巫术世界观得到了承认，并且这种世界观为巫师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利益，所以这些东西不仅被允许存在，受到宽容对待，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道教同儒教一样都秉持传统主义，由于受到非文化和非理性的宦官阶层的把持，道教的传统主义甚至比儒教表现得更为强烈。道家认为决定命运的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虚幻的神秘力量，由此可以说道教根本没有自己的“伦理”。正是神秘力量在道教发展的最后阶段，把自己同儒教区别开来。正如前面所讲的，在神秘力量这个问题上，儒教和道教存在很大区别。尽管儒教鄙视道教，认为巫术对于道德没有多大作用，但儒教对巫术世界观也做不到完全排斥。儒教在精神上和道家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观念还有着间接的联系。儒教为了自身的权力欲求，每次都十分谨慎地触及巫术，“要是皇帝一直相信道教，谁能阻止它们为所欲为呢？”当有人提议祛除道教时，一位儒士只能以这样一个坚定而无奈的话作答。可见，巫术信仰在传统的意义上构成了中国政治权力分配的基础。

道教的教义，虽然和半生不熟的巫术以及“宇宙一体论”不一样，但它同样也没有理性，没有形成一个与之抗衡的力量。巫术和道教一样，都相信“报应”论。这个中世纪的产物起源于道教，佛教则不相信这个。根据确切的历史文献记载，巫术业一直掌握在由平民构成的特殊的祭司或术士阶层手中。一些非礼仪的文献是道教和儒教共同信仰的，如有一本叫做《秘密福佑》的书就是儒、道两家共同尊奉的。正如上面所说，儒、道两家都多少包含一些神秘主义，只不过道教表现得更加强烈罢了。另外，和儒教不同的是，道教积极寻求联系此岸及彼岸的希望。

道教中平民身份的道士们努力补足儒教忽略的东西，即两种需求：其一，在一定程度上把各种神系统化地分门别类；其二，创造出各种民间的新神。道教这样创造出三位一体的所谓的“三清” 。三清，由古老的玉皇大帝、老子以及一位来历不明的神明三方面共同构成。此外，道教图解化了被广为尊奉的民间八仙以及其他的一大批天仙，并创造出城隍庙的权力格局，规定它的职能是记录居民的言行，以此决定人们来世的命运，这就意味着它主管天堂与地狱。在各种祭祀和祈祷活动中，道教总是掌握着这些新加封的自然神和英雄神。道教的经费一般来自与地方利益相关的官绅的捐赠以及老百姓的捐款。道士只有在重大的节日里才设坛祭祀，借此祈祷神灵以换取经费。

道教的主张除了受到这种官方的宽容和非官方的支持以外，那些自称为老子“门徒”的著名作家，他们的宣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他们把得道的人说成具有超人力量的代表，并赋予这些人向虔诚的民众施舍来世幸福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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