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伟大的平民圣人——墨子其人其事(5)

另一个名叫胜绰的弟子，墨子把他安排在齐国项子牛那里。项子牛做什么，胜绰都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墨子一听，派个人要项子牛把胜绰给辞了，说：我把胜绰弄在你身边，是要看着你别干坏事，现在，这家伙只顾沾着口水数钞票，你干什么他都随你，这不是快马扬鞭、助纣为虐么？胜绰这家伙真是被钱冲昏头了。（《墨子鲁问》语译）

这两件事，让人想起《鹿鼎记》里“红花会总舵主”与“青木堂堂主”的关系，也突显了墨子不怒而威，对众弟子家长式的控制。因此，有人推测说，墨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也是后世黑社会的源头和雏形。

另一个故事，佐证了这种说法。自我感觉良好——“毋俞于人乎”——的耕柱子，墨子在楚国，给他弄了个官。耕柱子当了官，几个同门兄弟去看他，去了四个人，煮了半锅饭；饭没吃饱；饭后，也没安排个娱乐活动什么的。几个小兄弟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后，参了耕柱子一本，说“耕柱子在楚国当官有什么用，我们几个不远千里去看他，吃得寒酸不说，一吃完，就把我们晾在一边。”墨子嘿嘿一笑，“话别说得太早”。果然，没几日，耕柱子托人送来一堆钱，还附上一封短信，诚惶诚恐地说：这是专门孝敬给老师您的。墨子点点头说：瞧，我说什么来着！（《墨子耕柱》语译）

据说，墨子步行天下，奔走不歇，以及墨家子弟的活动经费，很大一块，就来自像耕柱子这样出外做官者的供奉。否则，没有钱，门都甭想出去，更别奢谈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了。

墨子作为老师，口才自然了得。——那时候，老师一般都光说不练写，所谓著作，大都是弟子们的回忆，口才不好的，估计成不了老师。墨子在处理国际事物争端时，阻止别人发动战争，如果没有巧舌如簧，势如破竹的口才，那能挽救众多老百性的性命吗？这些都是墨子口才的正面形象。墨子口才，还有侧面形象。

《墨子公孟》记载：有个家伙，老是跟着墨子师徒屁股后面转悠，但又不肯办入学手续。墨子看他资质不错，身体强壮，思维敏捷，就对他说：你做我徒弟吧，学会了，我让你当官。那人一听，就入学了；学了一年，跟墨子要官。墨子说，不给你官。给你讲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老爸死了，老大成天喝酒，不管这事。四个弟弟就对兄长说，你把父亲埋了，我们给你酒喝。老大一听，高兴，就把老爹埋了，然后跟弟弟们要酒，兄弟四人异口同声：没酒。你埋你爸，那老爸只是我们的老爸吗？你不埋他，人会笑话你。你跟我学道理，不学，人也会笑话你。——这个“身体强壮，思维敏捷”的人，就这样被墨子给忽悠了。

下面这个，更有些味道。

鲁国有个人，让儿子跟墨子学本事，谁成想却死在战场上。作父亲就找墨子索赔。墨子说，你让你儿子来学本领，现在学会了，打仗打死了，你却怒气冲冲，这不是准备卖粮，粮食卖完了，你却生气了，岂不荒唐！（《墨子·鲁问》语译）

墨子姓墨，墨者，黑也；看来，确实有点黑。

三、最早的穷人经济学

司马迁的寥寥数语，没有交待清楚，墨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人，但后世诸多学者，还是从《墨子》本书和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中，推断出墨子大概的生卒年限，即春秋末至战国初，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的那段岁月。也就是说，那时候诸子的重量级人物，只有墨子，亲身见证了发生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这一事件，标志着东周王朝春秋的结束和战国的开始。春秋向战国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非像“汤武革命”（《周易易传革彖传》）那样，一股力量取待了另一股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而是发自社会内部，由于生产工具的演变，导致生产力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分配。

墨子在一个最有利的历史观察点上，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革。

那时，铁器的广泛使用，新型生产方式的普及，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带来了社会生产总值的疯狂增长，相对比值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城市化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很繁华，到处都是有钱人的样子个个是腰包鼓鼓，好像是个暴发户。但毫无疑问，在繁华热闹的背后，穷人更多，贫寒人家更多，平民百姓更多贫富差距拉大。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这话并非虚幻想象，而是社会实情，——那时候，就业者与非就业者，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饥寒交迫，疲惫丧命，却是时刻要面临的可怕威胁。

墨子赶上了，看到了，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话。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者，从民众的角度，发出了穷人的声音，而且是以连续、集束的方式发出。

首先是经济上，也就是在最基础的生存方面。《非命上》里，墨子提出著名的“三表”论，就是世间任何理论和言论，都得先有个说话的根据和检验的标准。这个标准，第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是和诸历史作比较；第二、第三，分别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墨子的思想里，这个重要而普适的标准的原则是，凡是对百姓有利的，就是应该的；凡是不利于百姓的，就是不该的。

《节用》提出：“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又花钱，又对老百姓没实际利益的，不干。

《非攻》篇，更是直接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说明战争的得不偿失，“今师徒唯毋兴起，……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显然，这只是小老百姓的看法，王公大人，岂能作如是观？“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非攻下》）——那年头，打仗是来钱、来利最快、最丰厚的勾当，你叫我别弄？怎么可能！死人有什么好奇怪，人反正都要死，只要不死我，不弄白不弄。两个“乐”字，画龙点睛，一针见血。

墨子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百姓人民经济上的穷困、窘迫，与政治密不可分，这就使墨子将自己的经济观点，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于是，墨子喊出了即使在今天，也极具震撼和冲击的声音：“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

很简单，但也很吓人。从上到下，一律以选当任。——当然，怎么选，还得另说；但首先，得是这个字：选。管你是天子，还是村长。

墨子就这样，贯穿了中国最早的穷人政治经济学。

四、没有阶级意识，但潜伏了阶级风暴

“真理往前一步，即是谬误。”列宁说的。

墨子为穷人说话，向王公大人大声疾呼，希望穷人们能有一个正常、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那墨子是否就是穷人的代表，或者，墨子是否就是被统治阶级的代表？

先来听听一些评论：“阴阳、名、法、儒及道德各家，皆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仅墨子一家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墨家便弥漫下层，为被统治阶级代言”——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

“墨子是直接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匡亚明教授谈墨子》

墨子的人类观点实质上是阶级论。这一思想是以《尚贤篇》为张本。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事实如何？翻开《墨子》，也许我们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墨子》全书，现存53篇，其政治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尚贤》《兼爱》等24篇和《法仪》4篇，及《耕柱》5篇。细读这些篇章，若探究墨子立论的出发点，这出发点依次应为：天下、国家和百姓，贯穿这三者的，是义。——在墨家词典里，义、利相等；义：利也。（《墨子经上》）

墨子的总体思想，一言概之，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天下，是墨子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载体和客体。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仪》

“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辞过》

“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兼爱上》

“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此若矣。”——《节葬下》

言必称天下。《墨子》全书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没有；而且都是提纲挈领、万语归宗之语。如果说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实到现实、具体层面，这第一层，就是国家。

《非攻》主要出于国家的考虑，自不待言。《七患》开宗明义，“国有七患”。《尚贤》“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节用》开篇语：“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尚同》虽以天下为论述目标，却以国家为天下之实际构成，“以天下之博大，……故画分万国”。即使是“无差等”（荀子语）的兼爱，也以国家为立足点之一，所谓“视人国若己国”（《兼爱上》）

从上所叙，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其次，是个泛国家主义者（既非鲁国主义者，也非宋国主义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国家的后面。墨子“三表”说之一，“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依次并列，——顺带说明一下，先秦时所谓百姓，不同于今日，“是贵族的通称”，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39页。春秋战国之际，百姓逐渐庶民（人民）化，但区别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观反映。

不仅如此，下面这些句子，从另一面，显示了墨子的政治倾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

“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尚贤中》）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天志中》）

“义者，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天志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尚同上》）

这些主张，能是底层民众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么？恐怕比统治阶级代表所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清晰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国家与所谓道义之中。墨子的言语之间，既没有特别偏向王公大人，也没有特别偏向百姓人民，这两个所谓势不两立的敌对阶级。墨子只是按照自定的义与非义的标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么讲，并非要否认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墨子所举以说明原则的，恰当孔子所说的小人的小知，恰当子路所谓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识对象，是国民领域的农、工、商生活。这是个非常好的判断和说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说底层民众的利益关切，是墨子思想的触动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实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帜鲜明的主张，那些主张所依据和针对的残酷现实，以及若能兑现的客观结果，天然具有倾向性。它们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现实丑陋的闪电，和山雨随时欲来的风暴源。

这与其说是墨子的意图，不如说是社会本身的压力和逼迫。无论是暴力侵夺（非攻并非仅指战争而言，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夺，都是非攻的范围和对象），还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上层社会令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跟底层民众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无时不是一幅尖锐、刺激的对照画。墨子本人，也许从未想过要发动人民，抗击暴政，甚至有可能，会站到另一面，也说不准，但墨子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就像一堆没有引线的火药，随时成为引爆的起点。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

这句话，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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