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伟大的平民圣人——墨子其人其事(4)

首先来看看相同之处。二人都强调贤人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肯定人才的社会作用。孔子将历代王朝的兴衰与统治者对待人才的态度联系起来，将“尊贤”列为治国安邦的九经之一，曰：“尊贤则不惑”。将选拔贤才作为政治管理的基础，并得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结论。墨子在这点上更显突出，将人才作为为政之本，指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

其次在判断贤人的标准上，二人也有相通之处。二人都认为贤者既应具备高度的道德修养，又应博学多能。从选贤与用贤的方法来看，孔墨两人都主张观言察行，量才录用。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墨子说“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孔老圣人与墨大学家两人的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利益不同，二者的人才观也有原则区别。首先，其尊贤的出发点、目的和范围不同。孔子的“举贤才”并未打破“亲亲”的限制，只是在维护“亲亲”的前提下对“亲亲”进行的补充，是以“君子笃于亲”和“故旧不遗”为前提的，这样，必然会使举贤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墨子的“尚贤”完全打破了“亲亲”的束缚，不问贫富皆同事，亲疏远近，“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由此可见，墨子举贤的范围要比孔子大得多，这是墨子“尚贤”思想进步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为贤之道上，人也有差异。在孔子那里，学习周礼是提高修养成为贤人的必修课，所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而墨子对周礼持批判态度，他对为贤之道的论述是这样的：“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则此安生。”

五、各自的义利观。

义，“义者，宜也”，是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地很早。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主要四家，儒家提出了“重义轻利”；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

墨子声称“万事莫贵于‘义’”，甚至直接把有利于天、鬼、人的事情说成是仁义，把不利于天、鬼、人的事判断为不义。《耕柱篇》墨子里说：“今用义为政于国，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重义，但从现实价值上来说则是贵利。

墨子的学生更把义利直接挂钩，“义，利也”。由此可见，与其说墨子贵义，不如说墨子重利。在墨子而言，义不过是“利”的别名，不义也不过是不利的另一种表达。墨子把各具属性的义利统一来看。从这角度来看说，重义也是贵利，贵利也就是重义。这也就是所说的义利合一。

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孔子提出的“重义轻利”思想。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与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经济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同上）。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糜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由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孔墨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存在着形式上的对立与功能上的互补。但遗憾的是，两汉以后，儒家独步天下，而墨学式微。今天，如能发掘墨家思想中的精华，使之与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必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幸事。

6.墨子精神哪去了

《史记》写孔子师徒，用了15000字；写孟子用了240字；写墨子，用了24个字，也就是一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话除了忽悠后人，等于什么也没说。

一、墨子的形象

墨子穿草鞋，是他的大众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非攻》是这么写的。

据说是墨子老家的山东滕州火车站的墨子雕像，也是这么塑的。这是个象征性的形象，但也许是一种真实写照。

或许庄子描述的更为具体，在《庄子·天下篇》里写道：“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硚为服。”

这句话，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注释为：裘褐，粗衣。木曰跂，草曰硚。这注释太过简略，没有具体说明白以跂硚为服，到底是身上挷着草绳子，还是脚底拖着草鞋。既然你不肯说清楚，那就别怪后人大胆想象了。所以，后人直接说墨子本人（那话本是说，后世之墨者）穿着草鞋，步行天下。

墨子是不是一辈子穿草鞋，这很难说，也没个准数；但墨子在战火纷飞的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四处奔走，却是有史可查的。《文子自然》篇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之语。《淮南子修务训》一字不改，照搬了。可到班固写《答宾戏》，话变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位置调换，意思还一样，——连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可见忙到了什么程度。当墨子在山东听说湖北人要攻打河南人，立即连夜起程，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按照里程计算两地之间有7百多公里）走进楚国的首都。经过一番手脚并用的较量，制止了“一场单边主义的国际冲突”。

这件事，据梁涛先生《墨子行年考》考证，是墨子29岁那年做的，否则连走十天十夜，恐怕我们的“红军”也有点吃不消。墨子在这件事上，体现要体力有体力，要口才有口才，要思想有思想，要精神有精神（日夜不休；足重茧而不休息；脚坏，裂裳裹足），要计谋有计谋，这五大元素，全部具备，只能在一个人的黄金岁月——而30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

墨子看到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就趁机塞了本书给他。楚惠王（据推断）半皱着眉，草草翻了翻，轻声地说，书是好书，可对我没用。这样吧，墨先生要是愿意留在楚国，我可以包养你。于是墨子二话不说，又走回自己的老家鲁国了。

学者梁涛考证，墨子回国后，越王听说了墨子的义举，就想“挖人”，托人来邀请墨子去越国发展。墨子可能是旅途劳顿，毕竟又走了十天十夜，但更主要是对越王没什么信心，鲁越相距，又山长水远，就说了一番大道理，推谢了越王的隆情盛意，转身去了相邻不远、他刚刚帮了大忙的宋国（今河南省境内）。一去就被关进了大牢。这时有人造谣，说墨子死在了宋国的监狱里。好在关的时间不长，出来后，墨子又回了鲁国。墨子是鲁国人，鲁国既是他的祖国，也是他事业的后花园，墨子在外面跑累了，或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到鲁国休整一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墨子又从鲁国动身去齐国，原因是强大的齐国要攻打鲁国。这次行程，相对十天十夜来说，算短途。墨子到齐国后，对齐王说了一番以下的话。

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五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曰：“我受其不祥。”（《墨子鲁问》）

杀人会受不祥，有点像佛家的轮回报应，看来释加摩弥还得到墨子这取经了。总之，打了个“倅然断之”——刀砍人头的比喻，三问两答，俯仰之间，一场血仗就在谈笑间避免了。

墨子后来又去了趟楚国，为的还是“化解国际纠分”。墨子平生几次出国，虽然所走国度和出行气派，跟孔孟相比，略显寒碜，但效用却不可同日而语。每出去一趟，都救回不少人命。

以上叙述，都是根据梁涛《墨子行年考》撰的。

二、墨者——黑也

墨子和孔子一样，第一职业和身份，应该是老师。孔子号称弟子三千，可是史书没有一一记载出他们弟子的名字，估计这个数字有点浮夸，估计把在路上跟孔子打过招呼，或曾经和孔子住隔壁，孔子对他说过几句“之乎”、“者乎”之类的，都算作孔门弟子了。墨子的弟子——至少墨子在世时——没这么多。《墨子公输》里说，“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这三百人，不能肯定完全是墨家弟子。至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篇）明说了那是“孔墨皆死久矣”之后的事。

要成为墨家弟子，《庄子天下篇》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家是个有严格要求，纪律严明的组织，不是算个人就能“入会”或“入党”。墨子对弟子要求的严格，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出。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我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墨子耕柱》）

这个故事，现在常被用来说明人才使用与管理的道理。一个怒字，形象地显示出，墨子对于弟子的态度。

这一点，在墨子最重要的大弟子禽滑厘身上，也能看出。“禽滑厘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这样的师徒关系，不仅孔门师徒中看不到，而且，让墨子的形象，有一种老大的味道。

《墨子》书中，两件相反又相似的事，很能说明墨子跟弟子之间，这种近乎老大与小弟的关系。

一是有个叫高石子的，墨子把他安插进卫国，搞了个一官半职。卫君对他不错，高石子本人也想好好干；但没做多久，高石子就离开卫国，跑去在齐国的老师那里，说：卫君看在您的面子上，对我不错，我也想好好做，可卫君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所以我跑出来了。卫君不会认为我是狂妄之人吧？墨子回答他说：如果你走得有道理，怕人说什么狂妄。高石子说：我哪敢随随便便就离开，老师您教过我，不该要的钱，再多也别动心。墨子一听很高兴，把大弟子禽滑厘叫来身边说：你听听！不择手段弄钱的，见的多了；有钱也不要的，今天高兄弟做到了。（《墨子耕柱》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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