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阳货 (2)

子路这个人有正直，勇敢，刚强等优点，但他就是学习不够，不能全面思考问题，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孔子的境界。所以每次只要孔子说要去那种叛乱之地，他就第一个不高兴。他有点大老粗，心直口快，首先向孔子发问。所以孔子在这里向他提出一个人要注意六种弊端。

论语禅：

圣人无用，无所不用。

做个诗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学《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提高观察能力，分辨得失，可以增强合群意识，可以懂得如何劝谏上级。近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可以用来事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孔子说：“不讲是非的好好先生，就是破坏道德的盗贼。”

孔子说：“紫色侵夺了红色，使人厌恶；郑乐扰乱雅乐，使人厌恶；伶牙利齿而颠覆国家，使人厌恶。”

孔子劝弟子们做个诗人，学会《诗经》的兴观群怨。

兴，作为艺术手法，即是《诗经》常用的赋比兴的手法，“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这是增强诗歌的形象性，通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说“兴”有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朱熹说“感发志意”。通过艺术形象得到情感上的激发，让人产生一种昂扬向上的志向，这是孔子所期望的。所以孔子的目的虽然不是要人去学习写诗，却是要人去做一个诗人，具有诗人的气质，这从诗歌的“兴”已经可以看出来。

观，就是观察，朱熹说“考见得失”，通过诗歌可以观察当时整个社会和现实。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当然，从文学写作来看，提高文学写作水平，首先就是要提高作者的观察能力。只有具有深刻的洞察能力，才能写出杰出的作品。孔子也是要大家提高观察能力，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识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但是孔子希望通过这么一个观察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君子的道德修养水平，君子就要像诗人那样有对社会的深刻的洞察能力，从而认识社会和生活的本质，不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群，就是合群，乐群，朱熹说“和而不流”，用现在的话就是走群众路线。《诗经》代表了各个阶层的人，作者来自社会各个层次。如果读懂了他们写的诗歌，也就读懂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你就会知道底细。这样你就会理解他们，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帮他们分愁解忧。所以《诗经》可以有使人互相交流情感、加强团结的作用。孔子始终立志于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精神，所以孔子不希望大家为了洁身自好而都去做隐士。他希望大家要去关心人民疾苦，要入世修行，也只有这样，才能很快成就君子高尚的品德，从而走向出世的境界。

怨，是怨恨，但这种怨恨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朱熹说“怨而不怒”。也就是说虽然对现实的黑暗和丑恶现象因为不满而怨恨，但是并非因为个人不满而否定整个人生，打到一切，他的心里是要改造现实的，所以是“怨而不怒”的。如果是“怨而生怒”，那就是消极了，他就是完全否定现实而没有改造现实的志向了。所以孔子认为君子是要有是非原则，见到好就说好，见到不好就说不好。如果不讲是非，到处讨好，做个好好先生，就是孔子所说的“乡愿”，“乡愿”是德之贼。《诗经》里面的诗歌有很多怨诗，有怨就有恨，恨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世道无道才有怨恨，这就首先要从统治阶级开始进行改造。从这个意义上看，《诗经》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通过《诗经》可以去劝谏上层统治者，要同情和关心自己的子民，与民同乐，建立和谐社会。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本来是君子修行的方法，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现在成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被文学上确定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并对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这虽然不是孔子的本意，但也可以算孔子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

《诗经》能够“兴观群怨”，那是因为《诗经》“诗无邪”。如果把“兴观群怨”的理论也运用到音乐中来，那么郑国的音乐就是相反的。孔子说“恶郑声之乱雅乐”，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了他对郑卫之音的厌恶。相传春秋时期,郑国国君迷恋靡靡之音,后遭灭国。因此,孔子认为,音乐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对于使人颓废、萎靡不振的音乐,一定要深恶痛绝。这里可以看出，音乐也有“兴”的作用，如果音乐不能激发人昂扬向上的意志，使人整天沉迷于靡靡之音中，对于一个国家是会亡国的，对于个人来说是会毁了他的前程的，这也不是危言耸听。

孔子是非常重视音乐对品行的熏陶作用的，高尚的音乐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的修养。音乐的“兴”就是有感而发,不要无病呻吟,它是通过直观的联想作用而诉之于人的审美体验。通过音乐的形象，让人接受真善美的教育。音乐的“观”,是指通过某一时期的音乐活动,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风俗特点,甚至可以通过它去观察社会生活的整体水平、人民群众的兴趣情感等。通过音乐去了解社会。音乐的“群”,就是通过音乐活动,促使社会群体处于一种谐和的状态之中。孔子立足于社会群体交往的音乐审美要求,把音乐作为增强人与人情感交流的重要手段,认为音乐因其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能够超越文化、风俗习惯、语言差别,成为沟通人际关系的纽带。它比任何一种沟通手段更宜于传达人们相互之间的思想,这种沟通是广义上的,是良性的,是能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而“怨”即怨刺,就音乐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音乐本身去劝谏统治者恢复礼乐社会，另一方面则要坚决把那些淫音彻底铲除，以高尚的音乐去激发民族的意志。

论语禅：

诗人是纯洁的，是无私无我的。

“道”在不言中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说：“你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能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病推辞不见。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便取来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

孔子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品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说不出来的，如果说出来了，那一定不是永恒不变的“道”。

孔子说不想说话了，子贡没有听懂孔子的意思，他想如果您老师不说话了，那么我们还学什么呢？我们又怎么去继承老师您的“道”去弘扬呢？

孔子从现实生活中出发，启发子贡去体悟生命的意义。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说了什么吗？天从来没有说什么，可是四季一样运行，万物一样生长，天要说什么呢？这是告诉子贡，出世之“道”可以呈现在一切现象之中，却又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可是人却喜欢代天说话，提出那么多世界观，那都是人凭空臆测的，并非“道”的本身。所以孔子象庄子所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子贡曾经感叹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实际上并非“不可得而闻”，而是“道”不可言。

不可言说的“道”已经是形而上的“道”，已经是宇宙的本体，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佛经说“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住微尘里转大法轮”，这就是超越了时空限制的佛的法身，如果人可以知道这种法身境界，那么人人都成佛了。正因为这种境界说不出，所以就要去悟“道”。

圣人之心彼此相通，孔子说“无话可说”，佛陀也说“无法可说”。《金刚经》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认为我如来到处说法，说了很多法，就是诽谤我的佛法，他就是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真正的佛法是离开言语的，不是相对的语言可以解释的，一说就是错，怎么还有佛法呢？可是我如来要是不说法，那么众生也就不能悟道而解脱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只能借助语言去阐述大道的本源，我的言语阐述就好像我的手指，我指向的是月亮，它代表“道”，如果人只看我的手指，不看月亮，那就不对了。这就是佛教常常所说的“指月”典故。

孺悲求见孔子，孔子推说有病而不见，却又弹琴让他听见。这个故事，安排在“无话可说”的下面是很有深意的。可是很多人没有上下联系，单独地分析孺悲求见孔子的故事，所以自古到今也没有一个人有合理的解释。

朱熹说：“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故辞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其意是孺悲这个人一定以前得罪了孔子，所以孔子推说有病不见他，又弹琴让他知道自己并非真有病，以此警告他。这样来解释，孔子好像是报复孺悲，谁叫你过去得罪我，我现在就是不见你，这哪里有圣人的境界呢？

我们认为，孔子不见孺悲正是在显示他的无言之“道”。现在有一种追星热，疯狂地追明星，而明星这个人的本身可以带给你什么呢？孔子当初也是大有名气的，也有很多人想要见他，但是孔子要告诉人们，肉身的我不是真实的我，见了肉体的我并非见了“道”，“道”是看不见也说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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