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子路 (3)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举行大祭。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在诸侯那里任职没有怨恨，在卿大夫那里任职也没有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愿意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说话好像迟钝。”司马牛说：“说话迟钝，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迟钝吗？”

颜回是得孔子心传的弟子，所以当颜回问仁的时候，孔子是给他传授心法，说到了“仁”的本质，是形而上的学问。仲弓虽然被孔子称赞有做官的本领，但是终究不如颜回了。所以孔子给他传授“仁”的外用，即“仁”的外在表现。

“出门如见大宾”，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严肃认真，像要迎接诸侯国的贵宾那样认真，一点也不马虎。也就是说一个仁者应该在工作岗位上忠于自己的职守。“使民如承大祭”，就是役使百姓，一定要爱护他们，像举行重大祭祀时那样小心谨慎。历代圣君都爱民如子，如尧舜等都是与民同乐，绝对不会残酷迫害百姓，让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苦力。这是针对仲弓有政治上的天才，所以孔子提出了有关仁政方面的要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成为一句成语，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具体表现。自己不愿望的，自己不高兴的，也要想到别人也是不愿意的，不高兴的，怎么可以勉强别人呢？这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也就是“恕”道。如果上面的“出门如见大宾”两句说的是“忠”，这里说的就是“恕”，那么“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就在这里体现了。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说自己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任劳任怨，而不可怨天尤人。对于现在一般人来说，他找工作首先是待遇问题，是工资问题，若这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不但会怨天尤人，恐怕还会辞职不干了。

再看司马牛问仁，与仲弓又不同了，孔子只针对他的缺点予以指点。据《史记》记载“牛多言而躁”，就是说司马牛多话又很急躁，所以孔子针对他的缺点，让他说话谨慎，不要随便说话，说到就要做到。

“其言也讱”的“讱”，孔安国说“难也”，话难说出口，好比口吃。《皇侃义疏》：“古者言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讱。”这是孔子对于那些希望成为仁者的人所提要求之一。“仁者”，其言必须慎重，行动必须认真，说到要做到，一言一行都符合正道。所以，这里的“讱”是为“仁”服务的，“仁”是体，“讱”是用。

实际上，当一个人做到言行一致了，他也就是仁者了，那么也就走到了仁的境界了。可司马牛认为太简单，还没有了解到这个层次，他就再问“说话迟钝，这就叫做仁了吗？”因为在司马牛看来，不说话太容易做到了，他还没有明白其中深意，所以孔子又补充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迟钝吗？”言下之意，你司马牛能够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么你就是仁者了。

论语禅：

仁无处不在，佛无处不在。

不忧不惧，改变命运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做事慎重没有过错，对人恭敬而有礼节，那么，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史载司马牛是宋国大夫桓魋（tuí）的弟弟。桓魋在宋国“犯上作乱”，遭到宋国当权者的打击，全家被迫出逃。司马牛虽然始终没有参与其兄的作乱，不赞成这种行为，但也被迫逃到鲁国，拜孔子为师，并声称桓魋不是他的哥哥。只身在外，举目无亲，常常不免有忧愁之感，说明他的心中时常放不下。所以这一章里，孔子回答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君子的问题，这是有针对性的，即不忧不惧、问心无愧。

不过司马牛认为孔子所说的太简单，所以他反问：“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孔子告诉他一个人要是能够做到“不忧愁，不恐惧”，必然是问心无愧。若要问心无愧，就必然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这样的人还不是君子吗？君子问心无愧，自然就无忧无虑。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朱熹说：“言由其平日所为无愧于心，故能内省不疚，而自无忧惧，未可遽以为易而忽之也。”人有求，或者有私心，就必然有忧。有求则苦，所以一般人不会无忧无惧。

桓魋曾经是与孔子为难的人，孔子周游列国在一棵树下休息，他竟然把树砍倒来恐吓孔子。孔子正气凛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当司马牛逃到鲁国来，孔子不仅没有看轻他，反而劝他不要忧愁，不要恐惧，只要内心无愧就是君子了。

同时同学子夏也同样劝慰司马牛，向他解说一切都有命运的安排，你老兄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结局，也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了，再忧愁也没有用，劝他积极面对人生，慎重做事不出过失，对人恭敬有“礼”，那就会赢得天下人的尊敬，就不必发愁自己没有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这样从子夏口中出来的，可后来这句话成为批判孔子的靶子，说孔子是宿命论，说孔子思想消极，这就完全误会了原意。首先这句话是子夏用来安慰司马牛的，其目的就是要司马牛从消极的忧愁中解脱出来，积极去开创自己的新人生境界，去主宰自己的命运，根本就没有一点宿命论的味道。如果认为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那才是宿命论。我们一般所说的宿命论是一种认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人的生死和贫富都由命运或上天决定,人无能为力的思想。这不是子夏的想法，更不是孔子的思想。当然，孔子并非否定命运，这个命运就是因果规律。正因为有因果规律制约，所以圣人要求人为善才有善的报应，为恶就会得恶的报应，这不是正是积极为善去恶，积极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哪里有宿命论的影子呢？

论语禅：

死生有命，富贵由己。

谗言之害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怎样做才是“明”。孔子说：“像水润物那样暗中挑拨的坏话，像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是‘明’了。暗中挑拨的坏话和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是看得远了。”

浸润之谮（ｚèｎ），谗言。这是说像水那样一点一滴地渗进来的谗言，不易觉察。

肤受之愬（ｓù），诬告。这是说像皮肤感觉到疼痛那样的诬告，即直接的诽谤。朱熹说“肤受，谓肌肤所受，利害切身”。

什么叫“明”？刘宝楠《论语正义》说：“言任用贤人，能不疑也。”

为官从政，“任贤”二字最当紧。“任贤”者，重用贤德之人也。《尚书》说：“任贤无贰”，也就是任用贤德之人不能有二心。对贤才的怀疑，除了用人者的主观片面之外，往往还因为听信谗言。

现实生活中也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身处不同的领导岗位，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由于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耳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变软，喜欢听奉承的话、甜蜜的话，这种话听起来舒心惬意。对于一些批评建议的话却当成耳边风，认为是专跟自己过不去。久而久之，谗言多了，诤言少了。这样的地方，必定是君子受气，小人得志，谁还会自讨没趣去进诤言呢。倒是让专进谗言的小人捞到了便宜，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所谓“谗言”，就是指毁谤别人或挑拨离间的话。由于“谗言”是背着当事人说给领导听的，久而久之，就难免使领导的耳朵根子发软，从而动摇对贤才的信任。战国时的大诗人屈原，不就是由于楚怀王、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和靳尚的谗言而被革职放逐的吗？春秋末期的吴国老臣伍子胥，也是由于直谏被伯嚭钻了空子，最终为其谗言所杀。清朝大奸臣和珅，是个极擅用谗言坑害贤才的专家，其同僚刘墉、王杰等都因乾隆皇帝的轻信谗言而深受其害。乾隆乃一代明君，为何会对和珅的谗言如此重视呢？主要是和珅能适时地揣摩乾隆的心理，对乾隆的心态、个性、脾气、好恶了如指掌，他能够时时迎合，处处讨好，博得乾隆的欢心。

谗言是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没有倒在沙场上，却往往被谗言所害。宋人罗大经写过一首《听谗诗》：“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遭诛，父听子当诀。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只要“谗言”肆行，贤才的地位就不稳，其才能也得不到充分发挥。

明朝冯梦龙先生曾提醒过我们：“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对所有谗佞之言，一定要冷静分析判断，万万不可轻信之，更不可在对贤才的任用上乱下结论。凡是在领导面前无端诽谤他人、挑拨离间者，大都有抬高自己或谋求个人私利的企图，领导者不要让献媚之人钻了空子，得了便宜。

澫益禅师《论语禅解》说：“一指能蔽泰山，不受一指之蔽，则旷视六合矣。”诚然。

论语禅：

一言可覆邦。

“信”最重要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就信任统治者了。”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治国三宝，“信”最重要。

本章里孔子回答了子贡问政中所连续提出的三个问题。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粮食充足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军备充足就不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取信于民让人民相信政府，焕发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使社会进步而繁荣。

在“足食，足兵，民信”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只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即使在不得已要减少军备甚至粮食的情况下，也不可以减少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之处。朱熹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足食，足兵，是为个人，还是为百姓？如果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统治者的粮仓满了，老百姓的粮仓空了，这岂是国家的足食？这样的政府怎么能够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屯兵百万只能为了严密防止百姓的反抗，加强个人的专制统治，这岂是真正意义上的足兵？孔子所说的足食、足兵不是如此含义。

真正意义上的足食、足兵是让利于民，让权于民。澫益禅师说“如周武王观兵于盂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方名‘足兵’耳”。周朝得了天下，不是靠足兵，而是以周王之仁心，而得天下百姓之心。因此，澫益禅师说“今时要务，正在去兵去食，不在调兵征粮也”。若能以天下百姓心为心，那么天下百姓都是国王的兵，何必再屯兵百万呢？“足食”亦是如此，若能让天下百姓富足，国王还能不富足吗？

论语禅：

仁君以天下百姓之心为心。

富国先富民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哀公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财政开支不够，怎么办？”有若回答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田税制怎么样？”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感到不够，怎么能够减到十分抽一呢？”有若回答说：“如果老百姓开支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老百姓开支不够，您又怎么会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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