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1916日历(3)

农商部设立林务处专管全国森林事务

（1月3日）

1915年12月31日，农商部曾奏称：“吾国幅员辽阔，边省森林丰富，固宜急起经营，而内地满目荒山，弃置尤为可惜，亟宜切实规划，以资兴利。”拟特设机关，分区派员专办，并拟林务处暂行章程。是日，袁世凯申令照准。15日，林务处成立，以农商部次长金邦平兼任督办，专管全国森林事务，以发明林学、保商兴利为宗旨。

北京政府决定对云南用兵

（1月4日）

统率办事处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对云南用兵策略。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令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以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暂时督理云南军务，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意图造成云南内乱；又试图通过英、法势力，使云南取消独立。两者均未见效果，遂考虑直接用兵。用兵区域分为三类戒严区：由百色、泗城经兴义、威宁及泸州、宁远为紧急区；由桂林经贵阳及重庆为临时区；由雷琼经辰沅、荆襄及汉中为预备区。用清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遗策，分川、湘、桂边三路进兵。川、湘两路暂由第三师全部与第六、七师各一部编成，以曹锟为总司令，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以常德为根据地，伺机由湖南经贵州进兵云南，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以重庆为根据地，由四川向云南前进；粤桂两军合组之桂边一路军，以龙觐光为总司令，以南宁为根据地，由广西百色向云南攻击。

各省军政长官电请袁世凯早正大位并明令讨伐云南。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领衔联络各省军政长官42人，电请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转请“颁发明令，令将出征”，讨伐唐（继尧）任（可澄）等。安徽将军倪嗣冲、巡按使李兆珍电请袁世凯“早正大位，以定名分，而安人心”，同时，各省抽调军队若干，由大员统率赴滇，“用伸天讨”。其后，7日奉天段芝贵；8日河南赵倜，吉林孟恩远；9日湖南汤芗铭、沈金；10日浙江朱瑞、屈映光，山东靳云鹏、蔡儒楷，陕西陆建章、吕调元，上海杨善德、卢永祥，山西阎锡山；11日湖北王占元、段书云，江西李纯、戚扬，广西陆荣廷、王祖同，黑龙江朱庆澜；12日四川陈宦；13日张勋等各省军政长官先后电请袁“早登大位”，并对云南实行军事讨伐。

袁世凯拟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遭拒绝。袁世凯不顾五国公使劝告，实行帝制后，以为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所虑者唯日本而已，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又有赞成帝制的口头表示，故遣使表面为庆贺日皇加冕，考察实业，实则准备以牺牲利权为代价与日本洽商借款及谋求赞助帝制。是日，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通知日本政府，决定派上卿衔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以大总统所佩之同等大勋章一座颁赠日皇。5日，陆宗舆访日外相石井菊次郎，征询日政府对袁世凯实行帝制的意向。而周自齐奉袁密令后，6日与梁士诒密谈访日事宜。8日，外交部再电陆宗舆，告以周准备24日抵东京，希知照日外部。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使馆举行酒会，为周饯行，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15日，石井急电日置益，以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以免发生误解为借口，令拒周赴日。16日，日置益照会外交部，请周暂缓赴日；陆宗舆电外交部，称日政府“此次拒绝周使，即是蔑视元首之发端。其机关报口气图画，已不以友谊相待”。17日，陆宗舆再电外交部，极力主张延缓帝制，使“乱事无从蔓延”。日本拒绝原因据称在澄清“特使”之政治色彩，当时中日各报纷云“接受特使暗示承认帝制”，反映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政策变化。

蔡锷通电讨伐袁世凯

（1月5日）

2日，戴戡即奉护****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派遣，率部离滇前往贵州策应独立。是日，蔡锷通电讨袁，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立名实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7日，蔡锷函劝北方各师旅团营长效鲁仲连之力拒强秦，取消帝号，法华盛顿之争取天赋人权，建树共和，共襄义举。切勿存心观望，坐失事机，甘为公众之敌。并密电四川将军陈宦、师长刘存厚，请一致反对帝制，速为策动。袁世凯颁令讨伐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袁世凯令“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兹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袁世凯同时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勿受蔡锷等“煽惑”。7日，袁世凯颁令嘉慰龙济光、张勋、冯国璋、陆荣廷、段芝贵等“公忠体国，义愤同深”，“著各于所部，简拔精锐，听候随时调用，其防扎地面，务须严密戒备，以保治安而卫黎庶”。8日，袁世凯特任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继张锡之职，任命王金镜为陆军第二师师长。10日，袁世凯任命伍祥桢为川南镇守使，以加强对云南用兵事宜。19日，曹锟奉袁世凯命，离岳州西上入川督战。

广东共和军在惠州举事讨袁

1月6日。前广东都督陈炯明在惠州等地联络各处民军约万余人，组成讨逆共和军，陈自任总司令，下设18支队，由林海山、叶匡等分任司令。是日，发布“保障共和、征讨逆贼”檄文，将所部分为十路，于宝安县属之淡水、白花及惠州等地，同时起义。义军与龙济光军展开激战，先后攻占惠州属平山、平海、稔山及白花等地，并一度包围淡水。8日，龙军援军到达，经力战20余日，各路共和军相继失败。28日，袁世凯据报特令加督理广东军务龙济光郡王衔，并颁巡按使张鸣岐一等文虎章，其余参与战事人员分别获得奖叙有差。

参政院议决驳复龙建章“艳”电所请

1月7日。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曾于1915年12月29日通电请求另行表决国体问题，或由元首取消帝制。是日，参政院开会议决驳复，以所谓民意、法律驳斥再付公民公决说、元首宣言取消说，均不能成立，并称所谓人民疑惧心理，纯由唐（继尧）、任（可澄）造成，不能归咎中央。

政事堂通电各省将军、护军使、镇守使等切实查报地方治安情形。政事堂担心袁世凯称帝和对云南用兵之后，各地方是否会发生重大变乱，如若发生，是否能够迅速平定，要求各地方迅速切实查报。

江苏中华革命党人议计起义讨袁失败

1月8日。1915年12月下旬，江苏中华革命党人决定响应云南起义讨袁，并取立足地作为基础。经江苏中华革命军司令长官周应时、苏州革命军司令吴江左、清江革命军司令臧在新等计议，定于是日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地点原定于苏淮，后改为镇淮，同时联络南京、常州、苏州、扬州、通州响应。未料7日晚镇江机关为敌侦破，臧在新亦在阜宁被原定参与起义的军官捕送南京，导致镇、清两地未能如期举事，其余各地无法响应，起义中止。臧在新旋被杀害。

蔡锷致电南洋华侨筹饷接济。电称云南常备各旅团与贵州各团营合编为护国第一、二军，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但“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多”，请海外父老昆弟“解囊相助”。并函请柏文蔚任南洋筹饷总代表。

教育部颁布一系列教育法令。教育部颁定《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定师范教育本旨为注意教养学生勤于体育；富于美感，勇于德行；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实事求是；具有高尚之志趣；注意教授法和养成自动之能力等。并规定师范预科、本科、讲习科、设备、职员等事项。

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对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以及蒙养园、盲哑学校等各类学校有关教则、编制、设施、职员、学费作了规定，特别突出修身、读经等教学科目，强调涵养儿童孝悌忠信诸德，注重《论语》、《孟子》大义。同时废止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校教则》、《课程表》，及有关高等小学各项之规定。

教育部还公布《地方人员兴学人员考成条例》。并批准商务印书馆将前编辑的民国新教科书生理及卫生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化学、物理、算术、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等10种书名，一律改为新体教科书。12日，又通知各书局修改教科书，除理科、算术、体操等科外，对国文、修身各科，凡涉及国体及标明共和之处，由书局自行修改。

唐继尧代表李宗黄抵达上海

（1月9日）

唐继尧为联络各方讨袁以壮声援，特遣派李宗黄、唐继虞为驻沪代表，负责与各方联络。李携带唐继尧致孙中山、陈其美、陆荣廷、梁启超、冯国璋等私函，自昆明出发，取道河口、海防、香港，抵达上海，并往访中华革命党。在香港时，曾与陆荣廷义子国会议员曾彦、孙中山驻港代表钮永建联络。10日，李访陈其美商讨袁事宜。并得日本武官青木帮助，由孙洪伊安排，李2月15日乔装自沪，乘日舰赴宁，在南京宪兵司令陈调元牵线下，17日与冯国璋密商共同讨袁，希望冯在长江下游出兵，最低限度亦需严守中立。冯以环境扦格未作表示。此后不久，李宗黄征得唐继尧同意，再赴南京晤谈，冯国璋始允严守中立。

英、法、俄、日就承认袁世凯实行帝制商榷

（1月10日）

俄驻英大使访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并递交照会，建议协约国承认袁世凯将行帝制，以免陷于被动，致招煽动“党人”起事反袁嫌疑。葛雷即表同情，并于11日将照会内容转告驻英日使上达日本政府。12日，日外相石井答驻日英使称：无必要因德、奥等国承认帝制而改变态度。此时，日驻华公使日置益亦报告日政府，谓英、法、俄驻华公使认为，若袁行帝制，应在适当时机予以承认，以免中国政局继续“****”。

叶德辉等电请袁世凯“立颁登极诏书”

（1月11日）

湖南长沙教育会长叶德辉与符定一、蔡湘、陈建中等在电文中称：“中国文化重在三纲五伦，天生民立之君，经训昭垂，古今不易”，国民代表已研定国体，而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扰已定之国基，树人民之公敌”，吁请“大张天讨”。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等奏请

（1月12日）

将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从祀关岳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依据。14日，湖北宜昌神龛山石洞发现石龙，袁世凯令妥为保护，竟传为祥瑞。

1月13日。哈尔滨双合盛火磨以20万卢布买妥俄商地列金火磨，继续生产“红鸡”牌面粉。

龙建章潜离贵州

（1月14日）

云南宣布独立后，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地位尴尬，试图周旋于袁世凯及讨袁力量之间，故有请重决国体通电之举。其通电被驳回，即以母病告假三个月，是日离开任所。15日，袁世凯以龙建章滇乱未平，率行请假，“实属有意规避”，令着先行离任，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遗缺特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之兄刘显潜署理，设法拉拢，借以削弱西南力量。17日，贵州省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举行联合大会，一致议决“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皆非先由本省亟谋自主不可”，并公推刘显世为都督。

唐继尧与任可澄致书梁启超盼长江下游发动

（1月15日）

唐、任在书中称滇黔虽已起事，但西南局势尚未见明朗，对于大局也非至关重要，而“长江下游一有动摇，全局立可解决”，盼长江下游发动。并称德、法两国领事对云南独立态度亲善，而英领事稍持异议，请梁积极为西南策划外交及建国问题。梁与江苏督军冯国璋有联络，时正在上海联络陆荣廷，谋与云南一致讨袁。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文章称：“1915年与1916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自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要求1916年之青年，其思想行动须“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须“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须“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

上海、江苏饥民发动闹荒风潮。上海南汇县饥民反对屯田缴价、清丈沙田，数百人在御界桥一带向富户要索钱米，并集议起事。15日，饥民数百又至张江栅要索钱米，要求停办屯田、清丈，警察开枪镇压，死伤数人，大动公愤。饥民愈聚愈众，连日来在南汇、川沙各处“闹荒”者达六七千人。19日以后，“闹荒风潮”漫入上海、奉贤县境，饥民两三千人连日拥至上海县三林塘、六里桥等处要索钱米。淞沪护军使连夜派兵渡浦驶往镇压，饥民旋被击散。2月13日，江苏南县饥民300余人至七团镇“闹荒”，被防军击散。

蔡锷率云南护国第一军主力自昆明进击四川

（1月16日）

中路先遣队董鸿勋支队已于1月10日先行出发，抵四川永宁（今叙永）后曾与驻永宁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会商响应之计。是日，蔡锷率中路主力赵又新、顾品珍第二、三梯团自昆明出发，取道黔境向四川进军，并发布《告滇中父老书》、《谕四川同胞文》，再次重申护****讨袁决心及严明之纪律。

孙中山于东京致书康德黎夫人

（1月18日）

孙中山吁请英国官员勿受袁世凯欺瞒，指出：“英国竟无视袁世凯昭然若揭之亲德倾向而甘受愚弄，实令人诧异。”“香港、上海及新加坡等地之英国官员，居然与袁世凯合作而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其行动似乎受命于袁世凯，而非本国政府，视袁世凯直若其主子或上司。此种行径必贻英国政府以不良之后果。”。

留沪国会议员孙洪伊等活动反袁驻沪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李述膺等致电驻华各国公使，谓袁僭称皇帝，已失其元首资格，凡有对外交涉均属一人之私图，我全国国民断无承认余地。3月3日，孙洪伊等在沪再发表通告各友邦书，谓“袁世凯叛国称尊”，国民“决心除此残贼”，望各国亲善民国政府，“弃绝背叛之独夫”。21日，孙洪伊等布告誓除****袁世凯。25日，谷钟秀、孙洪伊等50人通电各国公使，表示“誓除袁氏，以靖乱原，断不取一时姑容，永贻后患”，并望各国“同情”。

留尼汪岛华人向当地总督提出“中华商会”新章程，6月24日获得批准。

新华宫发现图谋刺袁事件

（1月19日）

刺袁案主谋为京师警察厅督察长袁英，其为帝制功臣十三太保之一袁乃宽次子，并与袁世凯认作同宗，故行动不为人所注意。袁英先是致书各省督军，约期举事，并以血书运动模范团。张作霖得袁英函后，即向段芝贵告密，段以原函密呈至京，事遂发，袁英被捕入狱，内史沈祖宪、内尉瞿克明等人亦有牵连。新华宫经查后，得炸弹50余枚。此案几经调查，终因牵涉甚广，未加深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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