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以上暴动政策指导下，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这些实际上仅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低潮中组织的有限的、局部的反抗，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把各地起义行动看成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与此同时，1927年10月，宁汉合作局面破裂，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之间爆发战争，广州军阀李济深和张发奎之间矛盾也日益尖锐，这一形势使罗明纳兹进一步产生错觉，他更加确信中国革命正在“不断高涨”，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根据这一错误判断。在1927年11月9~10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明纳兹在为会议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提出“左”倾盲动主义的总方针，即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并强调总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些“左”的政策被会议所接受，以此也标志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正式形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以及错误指导，直接造成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

三、八七会议在其他方面的错误也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七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存在的缺陷和错误与共产国际也是分不开的。如八七会议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这一错误共产国际是有直接责任的。八七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但是，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剥夺了他在会上申辩的权力，“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和保留意见”。同时，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罗明纳兹将主要责任归之于陈独秀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片面强调陈独秀拒不执行共产国际指导，而否认共产国际指导和共产国际代表本身的错误。并太着重追查个人的责任，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看做是对机会主义错误负责者的人身攻击，这样使陈独秀由消极地接受批判到公开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导致矛盾激化，批判升级，最后将其开除出党，实际上造成了党内过火斗争的倾向。采取这种方式处理陈独秀及右倾机会主义还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简单地以为撤换某些领导人就能解决问题，并以为只要改变党的路线政策，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为坚定斗争的策略，革命就能成功，这样势必树起一个“右是跪着降”的对立面——过“左”的站着斗的旗帜，结果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又冒出了“左”倾机会主义。

罗明纳兹还片面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阶级成分。他把大革命时期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源归之于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说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并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的原因是“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他认为：“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水平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因此，他表示，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干部的不信任，成为以后“左”倾错误时“唯成分论”的依据，并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的出现。

另外，八七会议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倾向。罗明纳兹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大革命后期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动，如在武汉、长沙、广州的工人运动中，有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缩短工时至每天四小时以下等要求，以及两湖农运中某些“左”的倾向均未及时令行禁止，从而助长了“左”的倾向。八七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提出要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组织国民政府，“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这些不切实际的主张也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

综上所述，八七会议的许多不足和缺点都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指出共产国际在上述问题上的指导错误，不是要把八七会议上的错误责任推给共产国际，也不是要否定共产国际对八七会议历史功绩所作出的贡献，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这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依据本国国情，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引导革命取得成功，而不能照抄别国经验或依靠别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当然，八七会议的不足和错误以及稍后出现的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错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瞿秋白还很年轻，实践经验不足，他虽然有较多的理论知识，但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革命问题，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所以犯了错误。这些错误还与中共当时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清，中共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激愤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有重要关系。

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指导失误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徐云峰，张嘉友

【摘要】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曾拥有最高和最广泛的权力。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指导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领导权、土地革命和国民党改组等许多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分裂反共活动未能进行有力回击、坚决斗争，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犯右倾错误。科学评价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很有必要。

【关键词】共产国际；国共合作；指导；失误；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形成到破裂，只经历了三年半时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也促成了在苏俄援助下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由此推动了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掀起了一次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领导权、土地革命和国民党改组等诸多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民主革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共产国际为了使国共关系不致破裂，对国民党作毫无原则的让步与妥协；而对中国共产党却作了过低的悲观估计；甚至以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迁就国民党，这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主观原因中的主导因素。全面评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的遥控指挥和其代表在很多方面的瞎指挥，特别是在大革命紧急时期在理论与实践上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很有必要。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也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绝不能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共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正式决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陈独秀带回这个决议，并以此作为中共三大的指导性文件。这个决议对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和作用的估计存在着严重缺陷，以所谓实力与革命性有很大的关系为标准，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肯定了国民党的作用。这种估计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陈独秀后来的右倾错误不能说没有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口号，也得到了陈独秀的首肯。

国民党改组后，由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其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加强。但是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党纲、党章无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其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尽管孙中山“三民主义”有一定的民主内涵，但是孙中山推行“以俄为师”、“联俄”、“联共”只是一种政策，而非一种政纲。就国民党而言，如果不联合苏俄，那么不仅得不到苏俄的援助，而且苏俄很有可能与北京政府或其他军阀相接近，这样在英美不帮助的情况下国民党要发展就相当困难。但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保留地主、买办、军阀和政客（多为国民党老右派及以后的新右派），他们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对者。这时国民党的主体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其与工人阶级之间既有反帝反军阀的一致方面，又有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一面。它们很可能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纲领、目的上发生裂痕，工农运动高涨必然冲击它们的各种利益，且国共合作的形式是党内合作，它与保持中共独立性有矛盾，必然会导致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对。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魏金斯基、鲍罗廷、布勃诺夫、罗易、米夫等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实质性的认识，对此危险的前程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和足够的警惕。其结果表现出盲目的乐观，对国共合作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必然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一味片面地维护所谓统一战线，为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三大退让”充分说明国共合作面临巨大危机。

“廖案”和国民党二大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第一次大退让。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国共合作遭受严重的挑战，“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去依赖快要分裂的国民党是不中用的了。”1925年8月20日，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充分证明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同右派的斗争已相当尖锐；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的登台亮相再次说明国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污蔑中国共产党为宗旨的戴季陶主义的公开出笼给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提供了反共篡权的思想武器。而1926年1月1~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一方面打击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势力，但另一方面却让蒋介石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结果形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面，为以后蒋介石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并进一步叛变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统一战线已经出现裂痕，但鲍罗廷却对国民党二大十分满意，会后即回莫斯科报告工作。在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国民党拥有四十万党员，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中国掌权。由国民党建立的革命政府应当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为未来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批准国民党以“同情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并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制定了把中国革命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的战略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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