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八七会议历史局限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张嘉友，徐云峰

【摘要】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点的会议，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民主革命问题。其错误根源主要基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即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左”的观点错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相应采取的错误斗争策略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八七会议的历史局限性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指导；影响；研究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错误，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表现为“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些错误在后来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刚刚经受大革命失败惨重损失的中国共产党再次遭受严重挫折。那么八七会议的这些错误根源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八七会议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左”的错误观点，完全来源于共产国际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危急关头，能否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地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然而，八七会议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却作出了错误分析，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造成党在政治策略上的严重被动和失误。这一错误可以说完全是由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以教导主义的公式化、定型化方式，作出了与中国实际情况极不相符的判断结果。其具体表现为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及稍后罗明纳兹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实际上也成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理论根源。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革命必然要经历和正在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联合的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同时还将蒋介石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把国民党代表人物定型化的形而上学看法，使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背叛后，又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第三阶段。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实质上是以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模式来设计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也经历了三次革命，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据此，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认为大革命的失败“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中国革命将进入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直接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革命面临着准备实行类似俄国十月革命的任务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将排斥于革命联合阵营之外。这些分析显然是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经验，不符合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情况。

但是，斯大林的上述论调却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并以此作为大革命失败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依据。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他接受并且发展了斯大林的上述观点。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依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在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后，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是“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而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错误地同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并认为只有在打倒资产阶级之后，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罗明纳兹的上述观点被八七会议所接受，会议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他们。”从而混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显然，八七会议在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上的“左”的错误，应该说完全来源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八七会议后，罗明纳兹继续发展了其在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上的“左”的错误，提出“不断革命论”，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的“无间断的革命”，在革命性质上，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他还认为，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的联合，南昌起义只有工农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并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看做为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标志，进而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统统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对象。周恩来1944年3月曾评价说：“罗明纳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共产国际、斯大林和罗明纳兹的上述错误，不仅混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阶段性，也混淆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造成对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错误认识，也使得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这就不能不造成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左”倾错误。导致上述错误的根源在于其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错误，教条地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模式移植到中国，在对中国各阶级进行分析时看不到中国阶级关系的复杂和变化，不懂得人是可以变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评价上，定型化地将蒋介石和汪精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实际上，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所代表的阶级属性是复杂多变的。蒋介石在大革命开始时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也有关系。特别是孙中山逝世以后，他的立场逐渐转变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大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分化为左右两翼）。因此，蒋介石叛变革命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而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叛变革命，并不等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汪精卫也根本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他“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因此，汪精卫集团叛变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的问题，而是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的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也转而站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立场上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实际上，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仍有矛盾，仍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策略应当对他们仍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尤其是对真正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邓演达和其他真正的国民党左派（第三党）采取联合，因为他们并没有脱离革命，这也是当时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所需要的。至于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由于引起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因此，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八七会议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相应采取的错误斗争策略，是共产国际错误判断和错误指导的结果

能否正确判断中国民主革命形势是党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的前提。然而，八七会议却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没有正确地估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不顾实际上已处低潮的革命形势，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错误。以后这一错误进一步发展，在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终于发展成为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于这一错误，可以说基本上是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和错误指导造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主革命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中国大资产阶级已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成了大资产阶级的追随者，革命营垒中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反革命力量暂时超过了革命力量。其次，由于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屠杀政策，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党的组织被破坏，工会农会被解散，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共党员这时只剩下1万人左右，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工人也只有7万人左右。此时的工农运动也暂时处于低潮，虽然工人的罢工斗争连续不断，但多数是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各地农村尽管也不断爆发抗租抗税斗争，但这些斗争也是分散而不集中。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民主革命已从大革命的高潮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斗争策略应当采取一方面既进行可能的回击和反抗，另一方面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

本来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意味着中国民主革命面临的任务更艰巨，面对的敌人更强大。但是，正是共产国际建立在其对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错误分析的基础上，却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分析和判断。共产国际一错再错，把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看做是中国民主革命可以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条件。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已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指出：“四一二”后，“各阶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投向了敌人阵营，革命遭到局部失败，发展到更高的新阶段。由于事态自发而又无法抑止地迅猛的发展，因而就缩短了各个斗争阶段的时间，加快了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过程。”1927年8月9日，联共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决议中又说：“中国革命当前时期的特点是：革命已遭到沉重的失败，与此同时阶级力量急剧地重新组合，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这意义上革命正转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即为实行工农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共产国际否认中国民主革命形势已趋向低落，认为“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因此，可能性较大的前景是：革命的暂时失败将在较短时间内为革命的新高潮所取代。”这种分析显然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前所述的把大革命的失败看做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布尔什维克遭受那次失败后仅在两三个月内即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也将很快来到，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将为期不远。为了迎接所谓的“革命高潮”到来，他们在指导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斗争策略时也把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即一味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暴动，并且强调“城市中心论”。7月，共产国际派出善于组织暴动的德共党员纽曼同罗明纳兹一道来华，表明他们政策的重点是准备在中国实行暴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部署南昌暴动问题，接着在八七会议讨论秋收起义时，又把目标定为攻占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提出：“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并强调“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群众暴动，即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暴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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