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再次，构建了开放性的团结吸纳机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了一个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注入，加速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来刚性的社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重新分化组合，新的社会力量不断生成。八个参政党，作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有着各自所联系和活动的范围和重点。通过民主党派把社会各阶级、阶层团结起来，扩大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可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很广泛的，其所联系的对象基本上吸纳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出现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且将这些力量团结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旗下。这样一种广泛的、开放的、合作的政党制度，显然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

（二）政治民主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体现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它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民主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现在各参政党积极地参政和政党间的民主监督及政治协商方面。

首先，从参政层面而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民主党派及其代表的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这种制度规定，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法定执政地位的同时，赋予了各参政党法定参政权利，也就从法理上避免了由一党执政走上一党专制的可能性，从而在权利结构层面上推进了政治民主化。这样的制度安排顺应了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和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趋势。

其次，从民主监督层面而言。一个政党要执好政，必须接受内外部监督，它要求执政党内部、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形成一种以民主为杠杆的有效监督机制，使执政党获得及时有效的监督，以致在执政过程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以顺利实现执政目标。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各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对中共的民主监督，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生活的民主性。

再次，从政治协商层面而言。政治协商的过程既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也是民主党派参政的过程，同时还是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把传统的、集中的、封闭的、独断的决策模式转变成了一种分散的、开放的、协商的决策模式，从而把决策任务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政治协商，实现“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现代化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利益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体制结构决定其具有强大社会整合功能，能把各党派、各团体分散的力量凝聚到一个广泛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首先，政治资源整合。一个拥有强大政治资源并善于开发利用其政治资源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力量。而政治供给能量的大小取决于政治资源的规模。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的资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现代化价值就在于有能力开发、整合和利用全社会的政治资源，并转换为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支持。各政党的组织结构不仅是动员政治资源的体制，而且其本身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中国拥有七千多万党员，民主党派也有数十万党员，这是一支巨大的现代化力量。

其次，意识形态整合。通过意识形态来引导社会、凝聚人心，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政党履行社会整合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也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共识和共同遵守的政治准则，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再次，利益关系整合。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政党制度与社会中的“一致”和“冲突”现象具有先天的联系。一方面，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分化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政党制度还承担着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重要功能，政党制度应该是社会冲突与一致的桥梁。民主政治的回应性和责任性要求政党制度从社会分裂出发，而终结于社会的整合。“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像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非竞争性政党生态。这种特殊政党生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主动自觉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扩大整合社会利益的幅度与深度。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也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使各种利益诉求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出来。这样各个阶层的利益表达就都能输入到这个政治体系中并得到回应，有利于全面地协调和整合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使社会利益处于和谐稳定状态，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五次宏观调控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性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茂旭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非常高的复杂性。这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五次宏观调控中看出来。对以通胀为代表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所进行的调控，虽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是一个经济性与社会性、政治性并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同时也涉及更为基础性的调整经济结构问题。此外，地方政府的“暧昧”态度也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宏观调控；复杂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和政策举措。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中央提出了下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目标：“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事实上，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制订“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时候，中央就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强调了这一举措，党的十七大则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届五中全会更是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如果从党的政策实践层面来考察的话，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是时至今日，这一转变任务仍没有完成。2010年远景目标大部分都实现了，只有这个转变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此困难？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举措有着非常高的复杂性。由于宏观调控是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这种复杂性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五次宏观调控中看出来。本文的目的即是要从这五次宏观调控的历史内涵来解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性。

一、“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和区别

中共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提法的修改，反映了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认识，即要从单一的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思路转变为经济的质与量并重的立体化发展思路。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

充分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必须首先理清“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与区别。中央文件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调整，体现了执政党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步。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或称为外延扩大的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或称为内涵改造的增长方式。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为了实现赶超目标，各地大办乡镇企业和“五小企业”，主要靠劳动力的投放、新建企业来实现经济增长，便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结果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造成环境污染、效益低下。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方才认识到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许多问题，是不可持续的。于是中央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在提高技术含量、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上下工夫，以较少的投入争取较大的产出，以获得较高效益。因而纺织行业出现了“压锭”行动，将陈旧的能源消耗大的纺织设备更新为现代的先进设备。对那些污染严重、资源能源消耗大的五小企业强行关停并转，实行资产优化重组。这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比起经济增长方式更为丰富，既涵盖要素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变化，还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以及国民生活质量。具体而言，中国目前要实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在生产要素方面由过去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二是在产业结构上由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在需求方面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四是在城乡结构方面由过去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向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五是在区域发展方面由过去东、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均衡、差距日益扩大的状况转变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六是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更加强调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和能源、促进生态修复；七是在经济社会关系上强调二者的统筹兼顾，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还要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

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主要是看GDP的增长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更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如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居住条件、医疗水平、社会保障等，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进步，是一个立体化的发展概念。“经济发展”侧重质量的提高，但并不排斥数量的增长。经济发展还是要以必要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区别在于经济发展强调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前提下的数量的增长，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的增长，同时还要坚持过去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只是，这种转变的复杂性就不是如概念之间的更新这么简单了。

二、五次宏观调控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五次集中性的宏观调控，五次调控既有其相同的目标，又有不同的内涵。调控的内涵因为每次调控所处的历史阶段不一样，面临的具体经济问题也不一样，因此内涵各异；但调控的目标却是高度一致，都是要治理经济过热，降低通货膨胀率，保证国民经济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发展。也就是说，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要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次是1979~1980年。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走出来，政府急于发展经济，提出要快上项目上大项目，要“再建十个大庆，再建十个鞍钢”。而这些大项目所需资源，以中国当时的国力是无法实现的，只能从国外进口资源与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洋跃进”。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适度发展经济，认为“洋跃进”有些不切实际，规划太大，因此很多项目被压下，这次宏观调控很快取得成效。

第二次是1985~1986年。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要实行商品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时间全国上下热情高涨，鼓足干劲搞经济。在此背景下银行贷款出现问题。结果是1984年12月份一个月的贷款增长量是当年全年贷款增长量的40%~50%，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直接导致1985年出现经济过热。为此1986年中央实施宏观调控。这次调控平稳、缓慢、适度，成效也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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