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杂记(1)

杂记主要收录本志修辑时限内现金阊区辖境古今遗闻軼事，内容包括地方掌故、名人軼事、诗词碑文以及具有科学价值和健康趣味的奇异珍闻，以期从各个侧面真实生动地记述金阊区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片断，反映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风貌。

一、地方掌故

1.阖闾墓之谜

吴王阖闾墓是否在虎丘山下，历来成为人们探究的热点。据《图书集成》引刘向书云：阖闾坟在吴亡后早经越人挖掘；《郡县志HS载：秦始皇为求珍异，曾在虎丘凿石寻找吴王墓，结果莫知所在；《吴地记》则有秦始皇虎丘求剑遇虎的神话记录；《太平寰宇记》说：孙权又穿石找寻，结果亦无所得，其凿石处遂成深涧，变成了后来的剑池。此后，人们就把阖闾冢与剑池联系在一起。剑池在历史上有多次干涸的记录。《虎丘山志》记载J宋戊子岁（剑池）忽干涸，中见石扉，游人竟下探之。”明正德七年，剑池之水又干，山石下露出洞穴来，人们又争相探究。文徵明有诗记述此事，诗云（吴王埋玉几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砖。地下谁曾求宝剑？眼中我已见桑田。金凫寂寞随尘劫，石阙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论往事，满山寒日散苍烟。”

20世纪30年代，李根源息影苏州，曾亲自架梯，刷清剑池石壁苔藓，从藤蔓树根丛中抄录了二处摩崖石刻内容。此二刻石记事为王鏊、唐寅和长洲、吴县、昆山三县县令所题。当年王鏊还写了一篇《吊阖闾赋》。但从石刻看，见到阖闾之幽宫仅是“相传”。

1955年，市政府大力整修名胜古迹，市文管会组织疏浚剑池。剑池戽水见底后，仅见池中南首有土坝和三面石壁相连，面积有如四只八仙桌大小，低于平时水面约三尺。以池西石壁的一条灰白水痕作标准，量到池底计一丈五尺，这和《虎丘山志》记述的池水深度是相符合的。经多方寻找墓门，在池中北首斜坡下被淤泥淹没的岩石中，发现一三角形洞穴。用长竹竿试探，知有很深的通道，但洞底淤泥也较深，不易插足。后以木板铺其上，持手电筒人内。洞中有一条约10米长的石胡同，可容身材魁梧者一人出人，举手可摸到顶，从上到下方正笔直，从而可知也是开山劈石凿成。尽头处为一喇叭口，前有一米许隙地，方容四人并立，即无回旋余地。当面有石灰石凿成的长方形石板四块，一块平铺埋土中作底座，三块则横砌迭起如巨碑。第一块已脱榫，斜倚在第二块上。第二块石板上有凸出如饭碗口大小的铁镑疤一个。作为墓门的三块石板上，横搁有黄石条，它和墓门之间有段距离，石条左右及后面全是泥土。墓门的石质固然不同于虎丘本山的火成岩，它的表面平整，只因浸沉池底已二千多年，经池水长期浸蚀，显露出横斜稀疏的石筋。除此之外，并未发现任何字迹。只是当年未开启墓门，也不可能获得墓中文物。

从琢磨平整的石灰石配置铁料作门的手法来看，正是明代建筑上多见的方法。这三块石门板是否系明正德年间长、吴、昆县令“命掩藏之”的所为？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能溶于水，阖闾墓建成至今已2000余年，剑池常年积水，很少干涸，而石灰石门仅“显露出横斜稀疏的石筋”，可见此石非春秋时代之遗物。

其实，阖闾墓究竟是否在剑池下，早就有人提出疑问。北宋朱长文曾说“剑池盖古人淬剑之地”，并有诗云（万丈澄潭挟两崖，削成奇壁自天开。龙泉一淬名因得，不待秦皇发冢来。”

再者，古籍中对于阖闾墓的记载，与虎丘山和剑池的实际情况也不十分相符。有载：“阖闾之葬，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五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千里，使象运土……”十万民工劳作的场面，在虎丘山如何摆得开？如果阖闾墓在剑池下，又为何要“积壤为丘”？虎丘四周泥土比比皆是，为何要“取土临湖”，舍近求远·如果阖闾墓在剑池下，探究其墓门如此容易，为何越王、秦始皇、孙权等试图发墓求剑而不了了之·

有人提出，阖闾墓可能在光福虎山上。其理由是：光福的地名是否与公子光有关？“虎山”与“虎丘”地名相近，容易混淆；虎山近湖，下崦湖近在咫尺，“取土临湖”比较符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春秋时吴国君王在苏州城西的活动较多，虎山上存在着许多有大墓的迹象。当然，阖闾墓究竟在哪里，还有待科学发掘的事实来解开这一千古之谜。

2.金阊亭在城内还是城外

今金阊区内旧有金阊亭，在地方史志中已有记载可以证实。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轾诋二十六”有节汉晋人物佳话，曾说及金阊亭（褚太傅初渡江，尝人吴，至金昌（阊）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后面有刘孝林注：“谢歆金昌亭诗叙曰：‘余寻师来人经吴，行达昌门，忽睹斯亭，傍川带河，其榜题曰金昌。访之耆老，曰：昔.朱买臣仕汉，还为会稽内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吴县志》引“避其迎吏逆旅比舍”），与买臣争席。买臣出其印绶，群吏惭服自裁。因事建亭，号曰金伤，失其字义耳。’”此注交代了金阊亭建亭始由，距今已两千余年。初号金伤，后以谐音易为金阊。

梁沈约《宋书》卷四“本纪第四·少帝”中记述宋少帝被皇太后废为营阳王，幽于吴郡。“（景平二年）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关踣之，致殒，时年十九岁。”说明当时金阊亭尚存，在阊门城内，离阊门不远。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冢墓”中载（汉梁鸿墓，在县西四里，要离墓北。”在引《后汉书》关于梁鸿事后述，“唐陆龟蒙云（在金阊亭一里。’《续志》云（今阊门南城内有古冢二：相传为要离、梁鸿墓。’金阊亭在城内，《宋书》可证。”“县西四里”，是指城内县治西四里。据《平江图》示，县治在今马医科，县西四里，当为梵门桥西城内夏驾湖畔。正是那里后来出土了古墓石碑。在金昌亭一里，实际是在金阊亭南一里。

可是，在范成大的《吴郡志》中却留下金阊亭在阊门城外的悬念。《吴郡志》卷九“古迹”中有金昌（阊）亭条，可见金阊亭当时已成为千年古迹。范成大在引《宋书》后说（此云走出阊门，则亭尚在城中。”随后范成大又说（陆龟蒙又谓梁鸿墓在金阊亭下一里，又似在城外。恐在今城有少迁徙耳。”《吴郡志》首次给后人留下金阊亭有城内、城外两种存疑的说法。

亭在城中什么位置？《吴郡志》载：“望云馆，在阊门河南。”明卢熊《苏州府志》：“望云馆，在阊门里河南，绍定二年李寿朋创。相传即金昌（阊）亭故地。”按南宋《平江图》所示，望云馆位于泰伯庙桥南、皋桥吴趋坊西侧。相传中的金阊亭故地即位于此。

《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载（梁鸿墓，在金昌（阊）亭南。皋伯通以要离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之。”《吴地记》云：在太伯庙南，与要离坟相并（按今本《吴地记》无此语）。陆龟蒙云（伯鸾墓，在吴门金阊亭下几一里。”太伯庙东汉永兴二年建在阊门外，吴越钱氏移之城内。据此，则墓与亭当在城外。

明代《姑苏志》说，要离墓“相传在今梵门桥西城下马婆墩，旧有炮座。嘉定十六年，提刑司修城，此地多得古冢，皆莫详其姓氏。《汉书》注（要离冢在西，伯鸾墓在北。’”宣统《吴县志稿》（宝月庵，在西北隅梵门桥西，相传古法会庵基也。创自宋高宗时，名宝志。明万历初，大士殿毁而像独存，人咸异之，延僧性斋重建。以庵旁要离墓有池清浅，夜月印渠，因改名宝月。”今梵门桥弄本是依河傍岸的一条小巷，梵门桥在今学士街与梵门桥弄交会处。要离、梁鸿墓相传就在梵门桥西城下古法会庵、明宝月庵址旁。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对两墓作了更详细的收录（要离墓在梵门桥宝月庵侧，明乡贤李鸿宅，后归吴尚书一蜚居之，堂下见石椁，旁有古要离之墓碣，明巡按高出题，今废为隘巷，名肃家园。道光七年，大府访梁鸿墓，挖土曾见此碑。”王謇作《宋平江城坊考》、曹林婵校注《吴地记》也都采纳类此记载。

金阊亭因时隔久远，并早已废毁，在圮而复建过程中就可能有过变迁。元高德基《平江纪事》在谈及阊门时云（至元修曰金昌门。作亭门内，名金昌亭。然吴人呼阊门已久，不能遽改，名之如故。故亭亦圮焉。”《苏州市志》也引述元代曾建金昌亭于阊门内。《吴门表隐》卷十有（金阊关即古金阊亭，在普安桥。明嘉靖时同知任环拒倭所建，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知府赵禄星重修。”此说是指古金阊亭位置是在阊门城外普安桥畔。顾绍武曾于40年代在普安桥西堍街道上见到过残存的城墙，朝东的洞门砖上刻着“金阊胜迹”四个大字，认为此即金阊关遗址及六朝时金阊亭所在地。史志中的金阊亭给后人留下城内、城外两说的记载。

1998年在南浩街（北段）街坊改造工程中，于金门外南新桥西堍北侧重建一金阊亭，于1999年4月落成，成为新建的“南浩十八景”之一。

3.渡僧桥始建及得名辨讹

渡僧桥在阊门外，跨上塘河（运河古道），清乾隆《苏州府志》有具体的记述：“孙吴时，民为舟以济商，有僧呼渡，舟子弗应，僧折杨柳浮水而渡，众皆惊异罗拜，愿藉神力成此桥，遂募建，不日而成，以渡僧名。”其后历代修志都沿袭这一说法，但细细考究，这一关于渡僧桥始建及得名来源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竟然是一种讹传。

渡僧桥横跨的上塘河，公元1959年以前本是隋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可见三国孙吴时还没有此河，又怎么可能在此建桥呢？退一步讲，就算这里曾有天然河流，但当时苏州并不繁华，阊门以外还是田野荒郊，人烟稀少，更没有什么寺庙，即使有水横阻，仅靠摆渡就可以了，在当时极为低下的生产力和交通条件下是不可能建桥的。况且宋代以前，绝大多数是木桥（唐诗“红阑三百九十桥”），建座桥耗费不多，似乎没有记载要靠众人“募建”。大约要到宋代开始建石桥，志书上所述建桥年代大多是以建石桥算起的。那么渡僧桥到底始建于何时呢？

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十称：他曾在朋友那里听说有块渡僧桥的石碑，为此留心寻访二十年也没有见到，后来他女婿偶然买到一张南宋咸淳十年（1274）十月僧元凯等“募缘重修记”的拓片，其开首即明确写道（渡僧桥建于至道年间，缘起、得名俱载旧记。”苏州档案馆的夏冰先生在苏州博物馆发现这一“旧记”的拓片，那是北宋天禧四年（1020）的渡僧桥修造记，上面便有“缘起得名”的记载（苏州虎丘山塘渡僧桥者，故中书令陈公省华自至道年除吏部员外郎临莅是邦，为长老顺师出世聚徒，接四方之来者，济数乡之居民，特给公用之所置也。”大意是渡僧桥是陈省华在北宋至道年间（995—997）调任苏州地方官后，为了方便许多远道而来听虎丘清顺长老讲经的僧侣、信徒，同时也便利当地居民渡河，特地给予公用而建桥的。

有关宋代修造渡僧桥的石碑早已佚去，即使是这碑文的拓片在钱大昕所处的乾隆年间也已罕见。而民间根据渡僧桥的字义，借用少林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典故，也编出老和尚折杨柳枝浮水渡河的故事，颇为普通大众所津津乐道，流传不息。乾隆《苏州府志》的编纂者竟把这一民间传说当作信史记载，以讹传讹，直到如今。

4.虎丘塔为何倾斜

虎丘塔目前严重倾斜，其最大倾角达3°5。假如从塔尖顶悬挂一根垂直线下来，落地点偏离塔心2.34米。虎丘塔为何会倾斜？

1956年对虎丘塔进行第一次大修时，发现该塔之塔基是仅在浅浅的表土上砌上三四层砖头，远不及一般民房的墙基。当时认为，这或许是倾斜的原因。

1978年起，对塔下地基进行全面钻探，发现这里原是虎丘山的绝顶，有一巨大的岩峰，古籍称为“海涌峰”。当年秦始皇东巡苏州，初探阖闾墓，还曾“见白虎踞其上”。晋代，是王珣兄弟的琴台所在地。后因造塔，把峰尖削平，把碎石填在北边，形成一个平座。但底下的岩基，却是一个南高北低的大斜坡，落差达6米左右，在虎丘塔6000多吨巨大重量的长期作用下，地基产生不均勻沉降，塔身随之不断倾斜。

在1981年抢修虎丘塔时，又发现塔的南壁和北壁的高度不等。据专家分析，可能在建塔时，砌到第二层顶部，塔身已经开始倾斜，故在南北塔壁上多砌或少砌几层砖，以达到矫正、持平的目的。这就引出又一疑问：为什么当时对塔基处理会如此草率。

据《高僧传·释道嵩》和明代张益《苏郡虎丘寺修塔记略》载，虎丘山“仁寿置塔”。说明现在的虎丘塔是借用原隋朝的塔基。隋文帝杨坚在仁寿年间建塔时，时间十分仓促。史籍记载：隋文帝幼时孤苦，由尼姑收养长大，所以一登帝位，急于报答佛恩，诏令各主要州郡建塔，并限令诏到之日即要动土，在他诞辰之日定要落成。其间相隔仅几个月，且当时所建多为木塔，塔基承载量不大，这就是塔基处理草率的主要原因。

然而，细查古代诗集，又有新的疑惑。早在六朝时期的陈代，江整、张正见两位诗人题咏虎丘的诗中，已有“宝塔居高垄，经台镇岭头”、“远看银台竦，洞塔耀山庄”之句，由此可见，隋朝建塔，可能是借用六朝时的塔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从陈朝到五代（今虎丘塔建于五代）的400多年中，何以对塔基的倾斜之隐患竟毫无弥补之举，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5.“苏州三关，考

苏州有“六门三关”和“三关六码头”之说。民国十八年（1929）许云樵编著的《姑胥》在“六门三关五敌楼”中说（‘三关’是指浒墅关（原名青龙关，本有敌楼、关卡）、铁铃关（在枫桥，有一座望敌楼，是明嘉靖三十六年尚维安（持）造）、白虎关（在普安桥堍）。在70年代流传的《姑胥掌故》一书中，对“苏州三关”也是这样叙述的（浒关——原名青龙关，本有敌楼，在浒关镇上。铁铃关——在枫桥堍，与寒山寺相近，有一座望敌楼，是明嘉靖三十六年尚维安（持）造的。白虎关——和青龙关遥遥相对，在普安桥堍。”

据清代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十记载：“金阊关即古金阊亭，在普安桥。明嘉靖时，同知任环拒倭所建。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知府赵禄星重修。又白莲桥有白虎关，亦环建。”《百城烟水》称：浒墅关，“明景泰间置钞关于此”。清道光《浒墅关志·卷一·建置沿革》记载（浒墅，在江苏苏州府治西北三十里，一名许市，旧名虎嘐……至唐讳虎，吴越讳谬，改今名……景泰元年（1450），户部尚书金濂建言，仍于浒墅添设钞关。”浒墅关并非通常所说的“三关”之一。明朝年间，由于倭寇经常在沿海登陆后人侵内地，在苏州城外筑有不少关口，以防倭寇人侵。所谓“苏州三关”应该是指分列在从阊门经上塘街接枫桥路至枫桥铁铃关沿古运河（枫桥塘）

一线的金阊关、白虎关和铁铃关。“三关”是三道防线，铁铃关为一，白虎关为二，金阊关为三。

金阊关在普安桥，普安桥位于阊门外上塘街。白虎关在今枫桥路下津桥东之白莲桥堍。铁铃关在枫桥镇之枫桥东堍。浒墅关在苏州西郊之浒墅关镇。《姑胥掌故》中误将白虎关搬到了普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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