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谁更善于“择优”，就更经得起挑战(1)

什么是“优”？有人说美国就代表优秀，这很欠准确。虽然美国汲取了前人经验教训，采取了很多优化的举措与制度安排，但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挑战也还不少。于是优秀应该是一种有效的综合选择，而不是简单复制某个单方。再就是优秀的目标确定下来之后，如何选择最佳路径去追求实现既定目标？最佳路径应当减小社会风险和成本，同时能比较全面地加强社会运作的合理化。这一点对于正面临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而言尤其重要。

拿捏住发展的关键穴位至关重要

从2011年初开始，中东阿拉伯国家爆发了民主变革浪潮。有观点认为这代表了美国在该区域霸权体系的崩溃，这也有点道理。比如美国的老牌“现实主义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博士对阿拉伯世界的此轮变革就颇有反感和失落，因为其可能损害布氏心目中美国主导的世界“大棋局”。

但也需切记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主要取决于美国本身的实力和能力，某些外界的变迁并不妨碍其利益的未来重建，这代表了美国新一代政治和战略家的观点；而且美国还拥有其中东地区霸权的另一重大支柱——以色列。

美国利益目前在中东面临挑战，其主要原因也是公开的秘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阿拉伯国家掀起自主独立浪潮，但却是多由独裁专制的家族或军事强人掌权。而美国由于“冷战”和中东石油利益及维护以色列安全的首要考虑，不惜采取了选择“我们的王八蛋”而牺牲支持该区域人民自由民主要求的策略政策。

这样的中东政策哲学无疑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即把赌注压在了一群“亲西方”的寡头强人身上。当然，如果这些人有胆敢反水（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或者让穆斯林宗教政权得了势（如伊朗），那么美国则会坚决反对和打击，而且还会是以推进自由民主的名义。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历史及目前所面临的不定走向，也充分说明了一大规律，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模式最多可以为权宜之计，但不能成长远的大政方针。因为历史和事实反复证明，如果在一件事情上还具备更优的选择，那么这样的选择迟早会发生，而并不以哪个国家或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不应把最优选择和多样化混淆起来，比如同样是车辆，就不能笼统说火车和马车代表了多样化，因为二者的动力与技术平台不在一个档次上，相比之下马车只能是“次优”，即使是像电影《让子弹飞》里所展现的那样，用马拉上火车车厢向前跑的情况，也还是没有解决车头“动力差”的根本问题。

“如果在一件事情上还具备更优的选择，那么这样的选择迟早会发生”，也还意味着追求更优选择是人类的本能，发展动力及生存希望所在，任何迟滞或逆转此种趋势的企图只能是徒劳。比如，有了电灯以后，人们很少再向往煤油灯；刘翔之所以成名，主要是他得到了冠军而非亚军。

当然所谓更优也是相对而论，比如民主法治要优于极权专制，但以后还可能会出现比民主法治更先进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容易将民主法治作为一种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甚至把它看作是不少西方国家的现行政治社会体系，于是就有了“照搬西方”或“成为附庸”等诸多担忧甚至指责。

其实为大多数人们所努力和广泛追求的，主要是实行贯彻民主法治这种现代国家治理方式。至于在具体国家采取何种具体体系结构，当然没有必要照抄他人他国。比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采取同样技术原理和运作模式的基础之上，西方网络上使用一种社交工具叫做“推特”，而中国则自己开发推出了一套系统叫做“微博”，这无可厚非。当然如果二者之间能实现信息共享，那就更值得鼓励推广了。

在国家治理方式上有无更优选择，其实也不必讲多少大道理，不妨从具体问题做起。比如媒体批露，广州的人大代表就2010年广州亚运会大幅超额开支疑云公开质询当地政府，并要求政府决策应置身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管理之下。

这就说明大家认为相比于公共及政府现行决策过程中所充斥的主观臆断、缺乏透明和腐败因素，有更加民主、公开、廉洁的方式可以取而代之。这样的更优方式早一点、多一点得到采用，社会和文明就多一分发展进步和希望。

对中国的情况而言，择优就意味着有一种关系急需厘清，这个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也颇为与时俱进：就一个国家民族的范畴而言，执政、为官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

在古代历史，无论是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外国的拿破仑或彼得大帝，建功立业，王朝崛起，帝国扩张，等等，执政的目的就是对权力的最高追求。

进入现代之后，西方政治中逐步普及民主和公民社会等思想，而东方政治也开始实践“天下为公”和“为人民服务”等先进理念。这些思想与传统思维有了根本的区别，就是后者更强调普通人民的重要政治地位、作用和利益。

从分析的角度看，“天下为公”和“为人民服务”确实为大幅提升东方政治的素质及品位，加速中国社会及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两种号召不乏过于单向理想化的色彩，在具体实践中还缺乏制度化法制化的权利体现和永恒保障。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为官僚服务”这样类似的腐朽口号，自然不值得提倡，但合法的个体和自我利益、空间及地位却是应该鼓励和发展的。目标或口号过于理想化，却在实践中难以全面做到，事情就可能会走向虚伪甚至异化的反面。

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双向的互动与平衡，不顾此失彼。比如在国家政治中，必须承认确实存在着代表国家的政府和组成国家的人民这两大基本实体。有许多时候，这两大实体所追求的目标和轨道是一致的，但也不能否认有的时候这两大实体的利益和重心也会出现偏差、矛盾。

于是在现代社会里，一个有追求负责任的政府或政治家，其政策及施政的最终成败标准，应是看其能否有效促进政府与民众利益及追求的双赢。一个政府和民众利益双赢多于单输甚至双输的国家，才会是一个健康、进步和强大的社会整体。

2009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暴力事件，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对民族团结和睦造成一定损害。这确实令亲者痛仇者快，并将干扰影响中国的发展大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件不是简单的经济因素，还有其他问题纠缠其中。

这也就是说，单纯发展经济，注重GDP增长，鼓励发财致富，这些中国过去若干年来的主要方针和施政取向，并不特别有助于边疆问题的有效解决，反而可能让分裂势力和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各种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积累起来形成一个恶性事件，给国家民族的总体利益带来重大破坏。

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当时以经济发展打头阵是有充分道理的。但现在如果不与时俱进，仍一成不变地把“发展”理解为纯经济发展，那就是作茧自缚。经济不会令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事情总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否则就会发生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风险危机，甚至造成畸形社会后果。

中国经济实现连续高速增长十几年，如果主要政策指向仍旧片面强调经济，致使其他各项综合发展滞后甚至被忽视，这无疑会为自己造成典型的所谓“水桶短板效应”，即组成一个水桶的围板必须尽量等高，否则某些板块再长，只要还剩有其他短板，水也会顺着短板形成的空隙漏掉，桶的总体盛水能力就必定低下。

中国目前必须抓住自己新的战略机遇期，争取全面再上层楼，堵住自己发展中的短板，否则别人就会毫不客气地争抢上来，因为竞争优势与劣势间的转换从来就是这样稍纵即逝的。

中国近年来成立了新的高级智库，却冠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而且是要向美国的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看齐。但众所周知，兰德是为美国研发出一系列新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科技概念与军事模式等而闻名的，经济领域并非兰德的强项。新的高级智库仍局限在“经济交流”，可见中国目前对经济“单元发展模式”还有相当大的惯性依赖和执迷，但却对弥补加强自己一系列综合发展的“短板”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也很难有效拿捏住中国发展阶段与趋势的关键穴位。

“发展才是硬道路”现在应提升到“综合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一些新的发展领域缺乏现成经验与模式，就不能只限于口头争论和臆想，而应该依据科学发展的原理，沿着假设——试验——理论——模式——普及这个基本路径，先从小规模有限范围做起，大胆尝试，不断调整。这样才能够高度激发探索实践，开拓道路，突出重围。

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

文化是否可以得到充分拓展取决于核心价值和观念。权力观的核心在价值观，即必须正确回答权力的位置及什么比权力更重要。现代社会要求权力必须服务于个体、公民权利及社会和谐，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和法治，而非凌驾其上。如果这方面存在问题较多，就必须实行改革。

有人认为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其实利益集团在社会中从来有之，关键是要对其有效管理和制衡，减少权钱勾结，杜绝黑社会。而制衡利益集团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进普通人民的政治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讲，全民具备选举权（包括选上与罢免）和舆论监督权就显得至高无上。

权力观的另一内涵是国家要善于管理权力的局限，破除权力万能的思想。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不存在永恒正确的单方权力，权力的时段和时效性，要靠变革或民主转换来不断调节优化。那种帝制的“君权神授”，或老子打下江山后代坐江山，或原有的政绩就确保将来也会称职，等等类似的荒谬，只会误国殃民。

再者，对权力表现的评估评判必须尽量客观，即应来自非掌权者，来自赋予权力的人民大众，不能靠权力自卖自夸，因为权力都倾向说自己好。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打赢了波斯湾战争，认为自己好得不行，但在争取连任时还是败给新人克林顿，因为多数选民并不认可老布什的自我评估。

总之，如首先加强政治权力观的调整开放，有关问题和差距及改革的迫切性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求，几乎是与经济和社会改革要求同时出现的。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曾发表过不少关于政治和体制改革的著名言论，至今仍为人们所经常回顾和引用。

而中国是否需要政治改革，这似乎已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也还一直存留着一些倾向，其特点是在面对当代发展的困难、瓶颈，甚至异化情况时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主张还是回到过去，比如苏联斯大林时代或中国1978年以前的状态更为“正确可靠”。

这样的“走回头路”论调可能宣称自己也代表着某种“政治改革”主张，但其实并无资格跻身于改革行列与时代洪流，在此当可忽略不论。

然而，即使是赞同推进政治改革，在具体改革目标、路径、策略和手段等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却仍然相当地缺乏有效共识，也导致了众多的争议及彷徨，这也是中国的政治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和社会改革步伐的主要原因。

目前看来，中国政改基本存在着三种思路。一种主张是在现有大框架内进行改革，或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还有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实践经验及体制构架，改革自己的政治现状及操作。

第三种主张比较新锐。这一类思路有“少研究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特点，不愿把中国民主建设过多纠缠在意识形态争论或体制设计层面，而是集中寻找实现公民权利或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并希望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去识别和克服所遇到的瓶颈。

关于第一种思路，目前的主要争议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够充分到位，是否能符合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比如有恶少酗酒开车撞人，而后更公开宣称“我爸是××”，言外之意是“我有当大官的爹保护，撞死人了，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这种无耻加无知，既凸显法律和法制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地位依旧尴尬，又显示了官本位文化的流行。法治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起码前提，官本位文化是现代化民主的冤家对头。

再如中国的言论尺度，目前是对谩骂色情等“三俗文化”管理不足，却时常对不同观点和意见的表达探讨仍多怀忌惮。到底应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避免抓住一个问题而忽视另一个问题，使得当代中国能直面问题，这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

而第二种思路，目前所遭遇到的主要是政治文化抵触，“靶子虽然是清楚了，但射出的箭是否会走偏脱靶”那样的忧虑。即首先是担心目前力量和架构遭遇挑战，出现重大权力重组和洗牌。其次，担忧良好愿望不能实现，激烈变革反而使得现行社会秩序与运作陷入混乱甚至内哄，可能因此被外部势力乘虚而入，控制或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资源。那样的前景反而不如现状，到时可能就后悔莫及了。

为提高“中靶”的成功率，最大程度减少社会震荡和负作用，有人建议主张设立政治改革特区，像经济改革特区那样先行小范围及规模尝试探索，及时修正偏差和解决问题，争取实效，视时机进行推广。

第三种思路看来比较全面稳妥，即中国的政治改革应秉承“实事求是”精神，手段应服从服务于目的，一切政改措施及路径都应殊途同归，关键是要在具体瓶颈问题上敢于突破，取得进步。而且这种思路主张逐个地解决问题，于是总体和全局效果依然比较渐进。

要沿着以上第三种思路加强改革，尤其是核心领域的深化改革，就必须大力改变呼吁多于操作的倾向。即使是操作，也多流于要么照搬外国现成模式，抑或“摸着石头过河”。照搬外国的做法在中国一直争议很大，不过“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什么上上策，不得已而为之及粗犷经验主义成分偏重，在改革初期也还不失为一种“闯关”手段，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可能就没有石头可摸了。

突破改革的技术瓶颈

中国第四代领导层掌权初期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本来是触到了中国改革的软肋。不过很可惜，这个理论在地方和部门的一些实际运行过程中，很少被上升到认真严谨的程度。中国改革欲深化发展，并为中国发展开拓出前无古人的全新境界，必须改变情绪化及意气用事的态度，而应大力加强从技术角度探讨和突破重大的改革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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