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占据精神的制高点才能胜人一等(2)

中国的精神发展机制，其多元与自主选择性在过去30年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高端的开放与创新层面依旧乏力，几大现存的精神价值取向之间颇多冲突和矛盾，造成了不少迷惘、消沉甚至混乱。

影响当代中国人精神和价值的取向，透过纷纭的表象，主要包括三大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渊源；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新左派”依旧浓厚的意识形态挂帅。由于历史、现实、文化、传统、民族、经济、教育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以上三大精神价值来源磨合困难，莫衷一是。

典型的“价值与精神迷惘”现象包括：是艰苦奋斗还是发家致富？是权力关系还是法律规则？是两袖清风还是商品经济？是无私奉献还是推崇自我？是限制权力还是统一领导？是国有至上还是私营权利？是歌功颂德还是监督批评？是至上而下还是自强自律？是循规抄袭还是发明创新？是姓资姓社还是兼容并蓄？是爱国主义还是搞“全球化”？是赚钱要紧还是素质要紧？等等。

看来，缺乏有效精神唤醒及多元创新的精神发展系统都不行。中国现代精神文化建构道路上目前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向思想高端进军，如何尽快走出徘徊低迷状态，并避免其恶化为发展负担或危机隐患。

心灵坐标——中国亟待崛起的前沿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精神。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历史开端的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了惊心动魄的近百年，而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世纪历程，仍然在继续着。“五四文化”之新，就在于其前所未有地开拓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的意识范畴和思维格局。大部分中国人都熟知一个叫作“井底之蛙”的寓言，却不料想在文明大变革的转折关头，却应验到自己头上。

本来，以中国之大，物产之丰，历史之久，似乎是天下无敌的。但自19世纪末起中国开始遭遇来自西方文明的综合冲击与挑战，并不断重复屈辱和失败，这迫使中国人真正地开始正视外界，反省自己。在走过器物层面的模仿学习，甚至社会功能的部分变革后，中国社会终于认识到心灵和文化之大，才是真正推动和改变一切的。这样，历史的崭新起点和爆发点终于聚焦到1919年5月4日。

“五四”时期除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小姐”（Science，科学）之外，还有一个经常“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费女士”（Freedom，自由）。自由这个东西的确比较含混一些，许多人错误地把自由与无法无天、无道德、无政府对等。也有说法称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自由对中国文化的陌生程度。

实际上自由所指的是中国历史各阶段，甚至包括在所谓汉唐及康乾盛世都没有企及的一个微观具体文化目标，即普通人的基本生存、发展和法制权利。而且，封建士大夫阶层平时看似高高在上，但一旦皇权政治有个风吹草动，谁都可能变成残酷的牺牲品，所以缺乏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保障及尊严，这其实会殃及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

“五四运动”便痛感长期缺乏自由精神的熏陶培养，导致了中国心灵的坐标缺乏，冷漠混沌，扭曲封闭。但直接推行自由，其影响和作用依然会遭遇到中国历史的局限制约。于是在过去90多年里，自由实际上通过另外两员“超越五四”的新文化大将：康大哥（Competitiveness，竞争）和马大叔（Market，市场），从思维和行为层面更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

竞争是什么概念？在争取国家独立自由阶段，叫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世界舞台和国际博弈上，叫作“实力里面出主权”；在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就叫作“发展才是硬道理”。“康大哥”唤起中国逐步告别传统中的迂腐、依附和内耗，在世界强国之林挺起脊梁。

而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起飞，更是弥补了“五四”专注于上层建筑的革新，却忽视了经济基础、手段和模式升级换代的缺陷。“马大叔”的功绩在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调动起了社会的生产和贸易热情，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更全面的综合发展平台。

发展与博弈当成为中国前进的核心主旋律。同时必须特别警惕封建文化传统对现代化精神的阻碍和破坏。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今却似乎愈发令人体会深刻。一般理解，这只是试图警示人们注意危机的切入角，里里外外都不能松懈。但却忽视了其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即内部的危机往往反倒更容易积重难返，恶性爆发。

确实如此，外部危机比如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经过长期抗战，中国最后得了胜利。然而中国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如封建文化和腐败酱缸，等等，几千年了却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至今仍是影响国家发展的最大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资深研究员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当前的腐败一个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特别是本该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都腐败了。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完全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很严重的腐败。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加剧”。

更加严重的是，腐败的危机其实不少人，包括党和政府的高层都看到了，却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而且还经常有人提出令人目瞪口呆的“歪策”为腐败辩护或正名。

第一种抢白是世界上到处都有腐败，不应动辄把中国拎出来曝光。然而腐败的程度是有轻重之分的，一如发烧感冒与病入膏肓是两回事。比如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前来上任，及好莱坞大牌影星来中国拍片，却都是令中国社会与舆论大为不解地“轻车简从”，很少特权、排场及挥霍那一套做派。这说明中国对自身内部的腐败已经习以为常，反倒开始把别人的正常行为当成咄咄怪事了。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目前的腐败堕落都是因为实行了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所致，只有回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左运动中去才能解决问题。如此低下平庸的认识能力着实令当代中国人蒙羞。因为“文革”中许多人可以滥用权力，指鹿为马，草菅尊严和生命，这样的环境下更难扼制腐败。

还有一种辩解是中国文化从古到今就是这样运做的，特权、行贿、奢华都是常见现象，不必过于大惊小怪。既然如此，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治乱循环的“硬着陆”也是正常现象？这样下去只会消磨瓦解普通中国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过去有大陆民众冒死偷渡到香港，是因为贫困；如今大陆的产妇还是蜂拥至香港，则是因为对自身社会前途缺乏信心。这实际上是人民在用脚投票。

难道中国社会对腐败盛行就无以应对，束手待毙了吗？其实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东亚文化圈里，日本与韩国很少弥漫式腐败；在大中华文化圈内的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很少如此明目张胆的腐败。

道理也很简单，即充分减少了特权与“潜规则”，而注重树立法律、规则及公开监督的绝对权威。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监管加心灵取向：缺乏法制和社会舆论监管的特权将腐败合法化了；缺乏应有高度的道德水准将腐败可悲地正常化了。最终解决的途径手段可能有许多种，而且必须是监管制度的变革与精神牵引并重。

因为监管制度的改革具备很大的难度、阻力和风险，于是有权宜之计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发展来与腐败赛跑。这个赛跑目前包括了两个轨道：经济轨道上，希望能不断做大蛋糕，这样老百姓就能不断分点好处，减少振荡；政治轨道上，同时控制腐败和闹事，加强对官员阶层的政治教育及管束。

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以上两股轨道尚属权宜之计。一旦蛋糕增长放缓而腐败蔓延加速怎么办？传统政治说教失去效应怎么办？只有走改革监管制度的正确轨道，中国列车才可能转危为安，浩荡向前。

这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把开发自己的精神世界与财富放到战略高度来重视追求，13亿发达自强的心智必将产生巨大的创造力和文明推动力，21世纪也必将成为真正的中国世纪。

有人会问，我们一向重视教育，普及办学，难道这些无助于开启民智吗？当然会有帮助，但总体来说教育还不能代替民智的开发，现代教育可能更偏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古典教育则经常执迷于清规戒律和科考教条。

为什么中国文化中“自上而下”的做派根深蒂固？有人责备于孔夫子所宣扬的社会等级观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流毒太深，其实还不如说由于中国民智开启的程度长期不足，导致创意、理性和智慧互动的匮乏，于是只有更多靠资格或权力这些东西来维系社会的运行。

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发展使命，首先必须高屋建瓴，从机制层面鼓励高端的开放与探索以超越较低层次的纷争倾轧，避免浅薄地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当终极真理，应积极探寻、整合与创新适应于时代潮流的、能使大多数国人启发受益的精神价值观，从而促进更多中国心灵的发达腾飞。

再者，就是应该在精神唤醒的社会化机制上多动脑筋，下大工夫，推出真正有效的举措和设置。比如可以同时参照东方的办学传统和西方的社区教堂经验，也在中国试点以居民小区为单位范畴的“心光之家”，每个周末都可以组织心灵修养仪式和自由交流互动。

将上述设想付诸实践确实需要相当的远见、魄力、智慧与包容，当代仁人志士对这般千秋大业应是义无反顾。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筚路蓝缕，规模初具，那么未来的30年则应该是中国向现代民主、科学与公民文化大步跨越的关键时期，更应牢记温家宝在深圳所提出的严重警示：“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文明发展的任何跨越和突破，都必然始于勇气，贵在坚持，成乎潮流。参考西方的历程，就是先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开路先锋，再有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的有力跟进，最后激荡出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大工业革命的历史洪流，从而达成了以科学代替神学迷信，以理性代替直觉经验，以人权代替君权教权，以发展代替停滞倒退的现代化社会升级。

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都应该为当今中国发展提供足够的教训、借鉴和动力，而精神和思想的发展首先当冲破什么样的落伍僵化藩篱，也已是显而易见。中国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发展的GDP，更须关注精神发展的GDP，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的关键，从“中国致富”跨越到“中国制胜”的关键，取决于中国心灵是否能够更多地闪光，更强地包容，和更大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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