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群峰壁立太行头(9)

1937年6月16日，张云逸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同广西几个高级将领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张云逸多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张云逸坦率向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随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与张云逸拟定了《团结抗日七条纲领》（草案）。张云逸将其电呈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充分肯定：“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和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张云逸与李宗仁商谈。随后，李宗仁通电支持抗战，并请张云逸留在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后来，张云逸经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抵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奔赴上海投入抗战。其间，张云逸又到广州与余汉谋进行了多次谈判，余汉谋最终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并且准许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抗战初期，共产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张云逸居功至伟，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云逸又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在新四军的组建中，张云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随后又到福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8年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2万多日军的重大胜利。在台儿庄战役进行中，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役上也配合了李宗仁的作战指挥。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的战略。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就联名致电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新四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中共中央直接点将要张云逸过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就是因为他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堪当重任。

11月，张云逸率2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2月中旬，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舒城县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并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起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战略展开的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互相呼应、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1940年1月，张云逸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二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

12月，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对大举“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70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分别担任代军长、政委，张云逸担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副师长罗炳辉）、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又兼任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新时期。刘少奇曾对张云逸在淮群峰壁立太行头南的工作提出表扬。1942年11月，张云逸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全力辅助陈毅开展工作。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张云逸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四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一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实行广泛的进攻。从8月9日到22日，华中军民在张云逸的指挥下，解放县城17座，重要市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决定性胜利。

罗瑞卿抗大培养抗日骨干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军队中干部损失很大。中共中央为培养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技术水平，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抗大”的前身）在陕北瓦窑堡创立。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

红军大学建立后，军队中一批干部就开始到抗大学习。抗大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在学员队学习。罗瑞卿一边当教育长，一边跟着学习，当时一、二、三科由罗荣桓负责。

建校之初，一、二科的工作人员只有14人，专职教员才3人。后来，党中央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抗大出任教员。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来到陕北，并且到抗大任教。到了1938年4月，抗大全校教职员已经达到1386人。

罗瑞卿作为教育长，看着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心里很高兴，但是他也担心教员们的生活。当时正是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全校从校长到学员都吃的是煮白菜，教员每个月能得到2斤大米的补助。后来，抗大的教员学员积极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罗瑞卿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让全体教员学员每人开荒两至三亩。抗大上下齐动员，开垦出1万多亩生荒地，除了种粮外，还利用学校前后的边角地块，种瓜种菜，养猪羊鸡，基本解决了学校的粮肉菜蛋自给问题。

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校到晋东南，并且临时给他们一个番号——八路军第五纵队，抗大的四个大队改为第五纵队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为独立旅。罗瑞卿担任第五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7月10日，罗瑞卿率领这支5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从延安出发。这支队伍虽经过短期军训，但是仍缺乏行军和战斗经验。这次转移要途经陕西、山西和河北三省数个县，的确是件困难重重的事情。罗瑞卿带着部队过了黄河，准备过汾河，经吕梁山过同蒲路直赴晋东南根据地。到了汾河，因为河水暴涨，加上日本军发动的大“扫荡”。原定计划无法实施，罗瑞卿率领队伍又折回渡过黄河，回陕北的延长县，然后从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到盘堂，再次渡过黄河后，抵达晋西北根据地，计划穿过太原以北的同蒲路。

同蒲路的封锁很严密，要穿越过去很危险。抗大的师生都没有行军作战的经验，尽管有一二○师派兵掩护，但罗瑞卿还是不敢大意，他将队伍分为3个梯队，决定逐一穿过封锁线。晚上，学员们带着干粮，急行军数百里，接近铁路时却被敌人察觉了。罗瑞卿果断决定，向南移动20里后过路。学员连夜的赶路已经十分困乏了，相互搀扶着过了铁路。罗瑞卿站在铁路上，亲自指挥，并且不断地鼓励大家。第一梯队穿过同蒲路后，过路点被敌人发现了。罗瑞卿再次果断调整过路点，最终使三个梯队都安全地过了铁路。

随后，抗大经晋察冀根据地、灵寿、正太路，绕道山西和顺县到了驻在太行山根据地的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历时半年多，罗瑞卿带领着学员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

1940年6月26日，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从此走上了抗日的前线。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并且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为了应对日军频繁的反“扫荡”，野战政治部机关也军事化了，共编为第四、第五2个连队。

进入到1942年，日军的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更加疯狂，以2万多人，兵分七路，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进行“扫荡”。5月24日，日本完成对窑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处在包围圈中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和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从东、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当天中午，罗瑞卿同彭德怀、左权分兵突围。罗瑞卿的队伍在转移中遭到了敌人的炮击，他命令警卫连堵住山口，不让日军下山，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随后，他率领野政、后勤部向东南而去，发现敌人之后，又往回返，与一二九师十三团相遇。罗瑞卿立即命令他们占领制高点，掩护机关转移，罗瑞卿派保卫部科长去侦察地形，结果十字岭以西没有日军踪迹。保卫部科长准备返回，但随着敌人包围圈的收缩，他已经回不来了。罗瑞卿不知道西面没有日军，继续向东走。在这次突围中，左权等人壮烈牺牲，彭德怀突围成功，罗瑞卿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大部分人员没突围成功。

此后几天中，这支队伍遭到日军多次袭击。罗瑞卿发现大部队行动容易成为敌人追击的目标，于是命令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但是，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日军的围堵下，又聚拢在一起。罗瑞卿率领着越聚越多的队伍四处寻找突围点，但是都没有效果。

罗瑞卿把干部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的办法，有不少干部主张同鬼子拼了，罗瑞卿清楚队伍里的武器太少，就鼓励大家分散突围，等突围出去再和鬼子拼，大家也接受了罗瑞卿的意见。随后，罗瑞卿逐一分派战斗小组，队伍分配结束之后，就下令各个队伍立即分散活动。

罗瑞卿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决定，终于取得了效果，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个口子。除了少数同志没逃脱外，大多数同志都突出包围圈，返回了八路军总部驻地。敌军在我军的打击下，伤亡数百人，撤回据点蹲守。

一二九师向中央报告了八路军总部合围的消息，毛泽东看了电报之后，彻夜无眠。后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彭已突围，左阵亡，罗、杨突围后又同敌遭遇。27日，毛泽东即以自己和朱德名义致电刘、邓转彭：抗大学生冲破艰难险阻终于抵达目的地。

后来，罗瑞卿带队伍向南转移，路上巧遇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部机关，才知道一二九师已连续发了多封电报，要他们寻找自己的下落。

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各根据地党委：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在彭、罗、蔡、聂来延期间由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以宋任穷为第一二九师副政委并代理政治部主任，以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以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以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职务由北方局指定人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苏振华职务由黄敬代理。罗瑞卿接到这个通知后，离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赶赴延安。

后来，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会期推后。直至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罗瑞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自古黄河冰封过两次，红军踏冰入河南

1938年冬，当毛泽东戏称徐海东只能算半个中国人的时候，王树声满怀豪情，告别延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初任晋冀豫军区（后改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继任代理司令员；随后，军区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又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太行军区属八路军一二九师战区。一二九师又是以原四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由刘伯承、邓小平分任师长和政委。刘伯承、邓小平由衷地欢迎王树声的到来。在工作上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帮助，详细介绍了一二九师参加抗战以来的全面情况以及作战中的经验、教训。在生活上嘘寒问暖，体贴入微。这使初到太行山的王树声如同在家，生活在温暖之中。再有令王树声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他见到了十分敬爱的徐向前总指挥以及曾与他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陈赓、许世友、陈再道等人。他既为战友们在抗日前线的出色表现而高兴，同时也坚定地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期望。

王树声到职以后，经常奔波于各军分区，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民兵工作，领导本地军民，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期间，最使人称道的，是他顾全大局的好思想、好作风。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人力极其珍贵。可当群峰壁立太行头刘、邓领导的主力部队扩大时，需要哪个干部，需要多少战士，王树声都毫无保留地调给，其实他主管的地方部队，也十分需要这些干部和战士！

1944年冬，王树声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员。在这之前，毛泽东亲自找王树声谈话，给他交代工作。毛主席对他畅谈了全国抗战形势，说现今已到了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我们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了。已陷入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它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又从河南南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的作战，可蒋介石政府一贯玩弄观战避战的手腕，驻守河南的汤恩伯的几十万军队，毫无斗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真把河南人民害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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