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24)

在掩护中央强渡湘江的阻击战中，四师付出了重大代价：一天之内牺牲了2位团长，全师人员损失过半，红军战士的血，染红了湘江滔滔的流水。1934年12月中旬，黄克诚带领部队到了黔东南的黎平一带。这天，他接到通知，说军团召开师、团两级干部会议，便急忙赶到会场。彭德怀主持会议，黄克诚看到，一段时间来一直眉头紧锁的彭军团长露出笑容了，他知道，大概形势有所好转了。果然，彭德怀传达了一个好消息：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关于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听到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黄克诚十分高兴，他懂得，这实际上是个信号，说明“左”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那一套不行了，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又将给红军带来新的活力了。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攻取遵义。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转移中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同时，作出了在川、黔、滇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

会后不久，毛泽东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他了，看到毛泽东黑了，瘦了，头发更长了，唯有一双眼睛还是又黑又亮，炯炯有神。听着毛泽东琅琅的话语，看着毛泽东挥动的手臂，黄克诚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毛泽东重新带领红军前进，这使他兴奋不已。

1935年2月上旬，红军摆脱追兵，进入云南境内，在扎西集结。因为战斗减员，红三军团在扎西缩编，取消师的番号，按新编制军团直辖4个团，为十、十一、十二、十三团，黄克诚任十团政委，张宗逊任团长。

2月下旬，黄克诚、张宗逊指挥十团，参加了夺取娄山关的战斗。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地势十分险要。娄山关守敌是黔军的一个旅，他们据险把守，十分猖狂。

战斗打响了。这是2月25日的上午，太阳刚刚爬上山坡，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十三团就发起了攻击。敌人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关口，占领了关口东侧的制高点点灯山。整整一天，十三团猛烈进攻，仍未攻克点灯山。彭德怀命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同时投入战斗。张宗逊、黄克诚和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人带领部队从东面迂回，断敌后路，阻敌增援，配合十二团和十三团围歼敌人。第二天，大雾弥漫，十三团乘大雾一鼓作气攻上点灯山。敌疯狂反扑，又夺回这个制高点。红军再次强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终于攻占了点灯山。敌人又发现了十团和十一团的迂回动作，慌忙溜走了。攻占娄山关后，三军团向遵义城开进。

遵义城有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没有城墙，老城在西，有城墙。一军团进入新城，黔敌从南门退走。三军团攻打老城，在观察敌情时，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中弹牺牲。三军团的干部战士都十分爱戴自己的参谋长，邓萍的牺牲，激发了战士们更深的恨，部队很快便攻克遵义，消灭了残敌。

刚刚攻入遵义，十团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占领城西老鸦山，阻击驰援遵义之敌。老鸦山在遵义城西南，离城只有1000多米，是控制遵义城的制高点。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慌了手脚，命薛岳部的2个师向遵义方向奔来。敌人的第一个长征途中，在攻打遵义战斗中牺牲的邓萍。攻击目标，就是老鸦山。2月28日上午，敌人向老鸦山的红花岗、碧云峰发动猛烈进攻。十团打得万分艰苦，张宗逊团长负伤，钟伟剑参谋长牺牲，只有黄克诚一个人在指挥战斗。敌人像潮水般压过来，情况相当危急。黄克诚高声喊道：“同志们，山下就是遵义城，党中央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战士们顽强坚守，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这时，军委派由陈赓为团长的干部团支援战斗，生力军的到来，给十团的指战员极大的鼓舞，战场形势顿时起了变化。

下午3点钟，黄克诚率十团指挥所向前移到红花岗侧翼的一个高地上。附近山坡的树林里，红军战士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开“诸葛亮会”，有的在订立功计划，战斗情绪十分高涨。这是战斗中短暂的间隙。敌人在忠庄铺方向集结，老鸦山前面的敌人也在收拢，企图再次发起进攻，红军战士也在积极准备给敌以更大的打击。

黄克诚走到战士们中间，几天的战斗，使他显得有点疲劳，打了不少补丁的灰色军服沾满了泥土，但他的声音是坚定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一军团，也就是总预备队，已经迂回到了预定地区，准备出击。”“准备出击”这几个字，在他的口里铿锵有力。战士们明白了，这次战斗部署，不是简单地为了把敌人阻止在红花岗、老鸦山以南地区，而是要设下诱饵，把敌人拴在老鸦山一带，然后我军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下午4点，我军的总攻开始了。一军团在忠庄铺以南首先打响，他们以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迅速把敌人截断。敌人陷入红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老鸦山前面的敌人见势不妙，也开始仓皇撤退。随着军团指挥部一声令下，三军团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十团的战士们想到牺牲的参谋长，想到倒下的战友，咬牙切齿地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黄克诚挥动手枪，冲在十团前面。

“冲呀！杀呀！”喊杀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山谷发出回声。惊慌失措的敌人有的丢掉武器，有的举枪投降，还有的钻进路旁草丛中，出尽了洋相。这次战役，全歼了敌吴奇伟的2个师，王家烈的8个团，俘敌3000多人，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以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

天色渐晚，几颗星星已挂上了树梢，一眨一眨的，仿佛在庆贺红军的胜利。战士们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心头有说不出的喜悦。

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克遵义城。

黄克诚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一大堆报纸翻看。

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来，由于战事频繁，戎马倥偬，他有半年时间没有看到报纸了。这次他见收集到这么多报纸，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连吃饭休息都忘记了，只顾埋在报纸堆里翻阅。

可是，黄克诚看着看着，脸上原来那股高兴劲消失了，眉头渐渐紧锁，心情不禁沉重起来。因为他从报纸上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多被打散，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如方志敏、刘伯坚等相继遇害牺牲，有的则下落不明。他联想到，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很大消耗；长征以后，到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时，主力部队已折损过半；此后，又经一路苦战，两夺遵义，继续伤亡和减员。黄克诚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

想到这里，黄克诚坐不住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话从不憋在心里，有什么意见总要提出来，尽管他为此曾吃过不少苦头，多次被指责为“右倾”，甚至遭到批判和降职，但他总是从党和红军的根本利益出发，置个人得失荣辱于不顾，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刚直不阿。黄克诚当即找到一位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也受到重大挫折，现在剩下的几万人都是革命的精华，绝不应该再轻易地去让他们作出牺牲。当前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应该尽力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有的仗可以不打，有的仗应该变换方式打。必须与敌人作战时，上级要注意掌握时机，作通盘考虑，并应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

由于黄克诚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同领导的谈话反映上去以后又引起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尤其不能再带兵了。

于是，黄克诚再次被撤销团政委职务，在军团司令部随军反省。

黄克诚不愿闲着没事干，就几次恳求领导给自己分配点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司令部侦察科长。

黄克诚并不太计较什么工作，他看重的不是什么职务，而是如何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尽管他视力差、体质弱，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努力把工作做好。

黄克诚在执行侦察任务期间，曾多次遇到险情。一次，他竟误入敌人的机枪阵地，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后来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风趣地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看来那时我还不到该死的时候。”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川南的会理城召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在这次会议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至于林彪写这封信是出于何种动机、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无人知晓了。但林彪写信的事，彭德怀一点儿也不清楚。彭德怀虽受到毛泽东的误解，但没有做任何辩解，他觉得大敌当前，不宜再闹出什么内部矛盾，况且会事久自然明。林彪当时也没有说写信与彭德怀无关，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提此事时，林彪才申明说与彭德怀无关。刘少奇当时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会议前不久，他曾向中央提过建议，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同敌人硬拼。毛泽东在会上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企图改变中央的军事指挥，而刘少奇的观点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会后，红三军团在德昌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思想。本来要批判彭德怀，但又不便直接点名批判他，就把黄克诚拉了来批判了一通。

6月16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此后不久，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出缺，黄克诚又奉命当了教导营政委。教导营的任务是训练排连干部，黄克诚同营长彭绍辉密切配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行军时，教导营归十一团指挥，十一团政委王平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因此，王平常常不对他下命令，黄克诚爽快地说：“归你指挥，你就指挥，有什么客气的！”

1935年8月初，红军队伍来到了四川北部的毛儿盖地区。从这里向北，是一片茫茫的草地，党中央决定红军通过草地，经班佑北上。

草地纵横几百里，草丛上弥漫着阴森的浓雾。在那些漂亮的绿草和鲜花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沿途虽然沼泽遍地，但水内大都含有毒汁，不能饮用。草地上气候变化莫测，时风时雨，不时还会遇到狂风和冰雹的袭击。红军队伍就在这困难重重中吃力地前进着。

8月末，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的2个纵队分别由红一、三军团改编而来。

开始整编时，上级曾酝酿让黄克诚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但有位领导说，黄克诚历史上一贯右倾，反对整顿纪律，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结果黄克诚不但未予提拔，反而让他降职当军事裁判所所长。

这位领导说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是确有其事。但把它作为黄克诚的一大罪状，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事情是这样的：红军走出草地之后，中央派了几位领导干部到红三军团工作。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这次从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红三军团有些红军长征途中翻越雪山——夹金山。同志就对这种作风看不惯，下边的干部战士也常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那时一般伙食条件很差，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部队中发生这类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上面派来的个别人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要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黄克诫当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下面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何况大家刚刚走出草地，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情况极为困难，马上就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黄克诚提出上述意见后，连续几次在会上受到批判。

军事裁判所所长，这是个“闲差”，当过军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的黄克诚，被任命了这样一个职务，明摆着是一种轻慢。但黄克诚却十分认真地去做这项工作，在他看来，党的所有工作都要用全部精力去做，绝不能挑肥拣瘦。

他到任不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十一大队有个连长叫阮平，他平时过多地靠两个所谓的“秀才”工作，而自己不太负责，有一回还吃了老百姓2个鸡蛋没给钱。大队有的干部觉得事情严重了，开会批评他，还要送到军事裁判所裁判。大队政委王平不同意，他认为这点小事处分一个久经战斗考验的同志是不对的。但有的同志坚持要斗争阮平，要送裁判所。事情到了黄克诚那里，他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处分阮平。他说：“我们的同志转战万里，出生入死到了这里，我们还要对他们不信任，对他们打击吗？”在黄克诚和王平等人的坚持下，阮平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地解决。在从甘南哈达铺向陕北进军途中，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掉队的人很多。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让黄克诚审判。经历过反“AB团”、反改组派的黄克诚，对错杀同志的惨况记忆得太深刻了，黄克诚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掉队的同志，经常找上级据理力争，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

本来上面就有人对黄克诚有不好的印象，现在他又三番五次地拒绝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命令，就更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他们认为黄克诚太“狂妄”“不服从领导”，有一位领导甚至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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