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正当男儿立志时(6)
滚滚长江激流波涛，隔断汉口和武昌。摆渡有人盘查，还是党组织联络点比较安全。这个地点只有陈赓知道。要是谭政一个人，即使逃出汉口军营，也难找到逃走的通途。陈赓带领谭政，穿过汉口的大街小巷，右拐左转，沿着长江江岸又走了很远很远……
“慢走！”陈赓轻声地叫住了谭政。陈赓拉着谭政的手，钻进江边漂浮的船坞。
这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站，有自己的船只，转运地下工作人员，来往汉口与武昌之间，用不着拿出证件，撑船的一老一少，对陈赓和谭政，热情接待，问寒问暖。什么时候从汉口驶向对岸的武昌？得听从掌舵人的安排。
武昌，中国革命中心城市之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便爆发于这里。中国共产党最早在武昌建立了组织，国共合作时期，曾在武昌设立农民讲习所，当时为我们党所全部控制的叶挺的部队，驻在不知是哪个朝代兴建的督军府。后来叶挺部队的主力移防南昌，武昌有个叶挺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的留守处。运送的小船向武昌漂流的时候，陈赓给谭政介绍武昌驻军的情况。
陈赓、谭政脱险来到武昌，落脚在第二十四师司令部的留守处。陈赓说：“咱先在这里歇个脚。明天我去联络，你在这里等候我。下一步‘探险’的路子怎么个走法？等我回来给你说。”
国共合作破裂，武汉局势恶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有枪杆子的重要。这时候，毛泽东他们在湖南组建农民武装，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组织南昌武装起义。1927年，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是将帅用武的时候了。陈赓将被派赴南昌，协助周恩来等组织武装暴动。
陈赓受领任务回来，告诉谭政：“我将赴南昌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已经和卢德铭团长说好了，把你安排在武昌警卫团，跟警卫团随后赶来南昌。”又嘱咐说：“南昌暴动，将是中国革命走向用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记住，谭政弟，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无论怎样坎坷崎岖、艰难险阻，也要坚定意志，走下去！”
听了陈赓恳切的话语，谭政连连点头。
谭政和陈赓同学、朋友、兄弟情又多了一个战友之情。谭政以有陈赓这样的朋友而骄傲、而奋进，把他引为自己的榜样。
萧劲光为革命，远赴俄国学军事
陈赓、许光达、张云逸、罗瑞卿等几位大将所上的军校，不管是正宗黄埔，还是分支黄埔，统统是国民党早期为网罗、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校，但萧劲光大将上的军校，却是苏联共产党人办的。
萧劲光受之于父母的名字叫萧玉成。正像中国古代人们所说的那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生的坎坷、磨难，造就了他这位栋梁之才。公元1903年1月4日，萧玉成出生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他的家乡赵洲港，位于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东山坡。千百年来，叠翠的山峦像父亲一般的坦荡，敞开着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他的子孙；滔滔的湘江如母亲一般的无私，奉献着不尽的乳汁，养育着她的后代。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几十年后，当萧劲光率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跨越长江天堑，直取武汉，解放长沙，回到故里时，“赵洲港”引起了人们的瞩目。“天马山飞出天马，此去处风水好。”风水先生和他们的信奉者们这样说。
但是萧玉成从出生之日起，脚下便是一条苦难、曲折、坎坷的路……
萧玉成两岁死了父亲。他记不清父亲的容颜，也不知道父亲的名字。只听得长者们偶然提到时唤父亲为“萧十二”。这一名字含有多少辛酸和苦涩，萧玉成无从体会。在他的心目中，唯一能够和“父亲”这两个字相联系的，是那架静静地躺在茅屋角上的织布机。这个作为传家之宝的旧式织机，母亲从不让孩子们乱动。但年幼的孩子们，总克制不住好奇心要去问个究竟。
“那是啥子，妈妈？”
“织布机。”
“织布机是做么子用的？”
“织布用的。”
“为啥子不织布了呢？”
“……”
萧玉成的母亲姓傅，原是橘子洲北傅家洲的人。有一年夏天，湘江水暴涨，淹了傅家洲，孤苦的傅家女子便投奔了赵洲港，给一家周姓人家做了养女，以后便与萧玉成的父亲结为夫妻。她高爽的个头，白皙的皮肤，一双没能裹小的大脚，算不上漂亮，却以善良、沉静、通达、识体闻名于乡里，有很好的人缘。父亲死后，36岁的母亲便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萧玉成上有3个哥哥，大哥萧玉林，二哥萧厚成，三哥萧容华，还有两个唤做春妹子、细妹子的姐姐。萧玉成最小，乳名唤做满哥。在那个社会里，一个妇女带着6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一分田地，没有任何祖产，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辛亥革命前后，大哥在一家饭馆学徒出师当了厨师，家中的生活有了些转机。在一个初秋的夜晚，萧玉成听见母亲和大哥在商量着什么。“老大，满伢子不小了，是不是送他去读点书？”母亲试探地问大哥。
“是，我们萧家兄弟4人，没有一个读书的，满伢子长得机灵，让他去读书吧，或许日后会有些出息。”
就这样，萧玉成进了天马山西麓的一家私塾，每天翻一座山梁去读书。两年以后，他又进了镇上一家洋学堂。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容易，而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才会倍加珍惜。萧玉成虽然年幼，但他深知，一家人含辛茹苦送自己上学，是把一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识文断字上，日后好有出息。他读书很用功，就是课余时间上山破柴，也忘不了带着书本，偷闲读书。在一起戏谑的孩童们送他了一个诨号—“书憨子”。
萧玉成果然不负全家重望，于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沙饶有名气的长郡中学。
但是，萧玉成的学生时代，已不是一个能安放平静书桌的时代。20世纪初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等，以至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猛烈地荡涤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东方睡狮惊醒了。处于中国腹地，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的湖南，像江心中的一块巨石，接受着各种浪潮的洗礼，而长沙又是这块巨石的峰巅。戊戌变法时悲壮就义的谭嗣同、辛亥革命的领袖黄兴、愤然蹈海以一死唤起民众的陈天华，以及后来的毛泽东、蔡和森……都与湖南、都与长沙联系在一起。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在湖南的学生界、知识分子当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送的第一批89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湖南籍的就有43名。湖南人民在觉醒，他们的觉醒走在当时的前列。这不能不对萧玉成走上革命道路产生积极的影响。
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号召下，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长沙各学校相继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发动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活动。长郡中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并发表了宣言。在宣读宣言时，萧玉成被帝国主义无端欺侮中华民族所激愤，大叫一声“岂有此理”！挥拳一击打在墙壁上，鲜血顺着紧握的拳头流了下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萧玉成产生了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
1920年夏天，萧玉成离毕业只有几个月了，他和同窗好友任培国（任弼时）商量，暑假期间不回家，找事情做，为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他们不愿在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马，也不愿做仅仅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人。他们向往留法勤工俭学道路，想到国外去边工作，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他们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勤工俭学已经停派了。正当萧玉成苦苦思索寻找着毕业出路时，任培国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这一天近晌午，萧玉成独自一人躺在蒸笼般的宿舍里。任培国吃了早饭就去船山中学找他的同乡任岳想办法去了，可现在还未回来，萧玉成仰卧在竹床上翻着一本书，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假期过去好几天了，一切都没有结果，他有些急。知了在树上不歇气地叫着，更增加了他的烦躁。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任培国满头大汗地跑进屋来，连声说道：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两眼放着光彩。
萧玉成急忙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任培国：“快说，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到俄国去！”
“到俄国去？！”
“是的。”任培国点着头，端起桌上的一杯水一饮而尽，喘着气又说：“我们到俄国去！”
原来，在船山中学，他的同乡任岳告诉他，船山中学的校长贺明范等人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要送一批学生去修俄文，准备送到俄国学习。任岳答应去和“贺胡子”说说，给他们也报上名。
萧玉成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太好了！如果能去俄国学习，那真是再好也没有的出路了。他几乎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这一天中午，两个朋友处于极度兴奋中，他们躺在吱吱作响的竹床上，你一言，我一语，一切劳累和烦恼都被抛到脑后去了。
“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如果去俄国，也许很快就会走，那样文凭可就拿不到了，不知家里会不会同意？”任培国说。
“要是能去俄国学习，不要这高中毕业文凭也值得，你说呢？”萧玉成问。
在旧社会，一张高中毕业文凭，也是金不换的招牌，它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就业、谋生要靠它，所以，不要这张文凭，还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我是一定要去的，宁愿不要这张文凭了。”
“我也是。那我们就横下这条心，去！文凭不要了。”
他们心中的砝码毫无疑问地偏重于俄国。此时，去俄国学习的吸引力已远远超过了这张文凭。
主意拿定，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唯恐错过了机会，便翻身下床，顶着烈日，踩着灼脚的石板路，又一次找到了任岳。任岳带他俩去见船山学校的校长、人称“贺胡子”的贺明范。贺校长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很是赞赏，当即让他们填了简单的登记表，算是先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这就是他们一生的转折点。
为了找出路，两个热血青年就是这样偶然地闯进了革命的大门，他们作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选择。当然，从社会历史中去考察，这种偶然中是含有其必然性的。
当时，萧玉成并不知道，他们的举动已同湖南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了联系，已经靠近了他们身边。贺明范是以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他们参加的俄罗斯研究会，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组织的，它的总干事就是他们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俄罗斯研究会正是遵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招收一批进步学生赴俄学习，以培养中国革命的骨干。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萧玉成和任培国一起，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的一些演讲会，听毛泽东、何叔衡、方维夏等人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
不久，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了首批赴上海专修俄文的人员名单，萧玉成和任培国都荣幸地被列在其中。两个好朋友高兴万分。他们这一批共有6个人，除他俩以外，还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和陈启沃。时势把他们推上了英雄辈出的政治舞台。
这时，萧玉成和任培国都改了名字：萧玉成给自己取名萧劲光，任培国改名为任弼时。
那一天，他得到俄罗斯研究会准备起程的通知后，回到了家里。母亲听说他要去俄国勤工俭学，很是舍不得。“满伢子，俄国有好多远？”母亲问。“不远，娘。俄国比去法国近多了。去法国要走3个月，去俄国半个月就够了。”这一两年来，长沙去法国勤工俭学蔚然成风，妇孺皆知，萧劲光便这样给母亲宽心。
“俄国太平吗？”
“太平。俄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娘。在俄国，像我们这样做工种田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没有人敢欺负他们……”萧劲光滔滔不绝，把这些日子听来的关于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情况一股脑儿地讲给母亲听。
大哥在外做工，思想挺开通，他帮助萧劲光做母亲的工作：“娘，莫要拦满伢子，出洋读书好，出去见见世面，回来有出息。如今出洋的人多着哩。这两年长沙有成百上千的人去了法兰西。”
“是……”母亲不作声了。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妇女，她知道儿子大了，不能总拴在身边。自己无力再供儿子上学，就不能阻止儿子外出闯荡。何况，儿子将要去的是那样好的一个地方。她默默地为儿子打点行装。缝缝补补，洗洗浆浆。那几夜，萧劲光不知母亲什么时候熄的灯，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只是在这时，萧劲光才意识到他对家乡有着那样深的眷恋之情。
为了多凑一点路费，母亲又一次当掉了她的金戒指。连她自己也记不清，这枚戒指是第几次进当铺了。家中积攒的一点钱，母亲全部拿出，加上大哥的帮助，一共凑了30块银元。
萧劲光就这样离开了家。临行前，他郑重地给母亲磕了头。此一去迢迢万里，不知何时才能归来，母亲掉了泪。为了宽慰母亲，他努力抑制住了自己奔涌的感情。他虽然才17岁，但他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有男子汉的刚强。但是，他永远忘不了母亲久久伫立在朱张渡口的那单薄的身影，那被江风吹乱的花白头发……
他和任弼时等6人，从长沙到岳阳，从岳阳登上江轮，沿长江顺流而下。
从此，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册上，便增加了两个名字：任弼时、萧劲光。
一艘日本邮船，徐徐离开了吴淞码头，驶向一望无垠的黄海海域。甲板上的萧劲光，凝视着滔滔的水流，陷入了沉思。8个月前，他也是这样离开湖南家乡的……此时，他又一次站在了轮船的甲板上，开始了新的航程。这次，他们将远离祖国，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他的心情和初离家时不一样了，虽然还不免怀着对故土的缕缕情思，但鼓荡在胸怀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上海8个月的短期学习，使他对俄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无比向往那个劳动者的世界；8个月上海租界半殖民地的景象，带给他很大的刺激，他迫切要求到俄国去看一看，去寻找一副改变中国的救世良方。一路上，这一行人经受了大海的颠簸和西伯利亚的寒冷，闯过数道关卡，历时数月，终于在1921年的6月底到达莫斯科。
“你，布林斯基。”
“你，查戈洛斯基。”
“你……”
……
萧劲光一行人排着队，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操场上。一位苏联教官拿着一张写着名字的白纸，按顺序给他们每人分配一个俄文名字。他们感到好笑，也感到很新鲜。他们每人领了一套麻布黄军衣、一件灰呢大衣、一条皮带、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士兵船形帽，全副武装起来，俨然是一个红军士兵了。萧劲光突然对做一个军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萧劲光成了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一员，他的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以斯大林为名誉校长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位于莫斯科中心特维尔斯卡娅街53号，一栋4层的大楼，在中国学生们看来，规模不可谓不大。它建于1921年4月，以培养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骨干为目的，开有中国班、朝鲜班、蒙古班以及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班，有几百名学生。萧劲光的宿舍在2楼，一个可以睡下40多人的大房间，一律的通铺，每人睡觉的位置上摆着一床粗毛毯。同屋的除了中国学生，还有朝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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