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在共和国旗帜下(6)

毛泽东国事缠身，为什么对军事比武感兴趣呢？

1963年12月，叶剑英元帅到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郭兴福同志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它不仅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还有许多创新，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部队练得身强力壮，指战员技术精湛，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那些天，叶剑英元帅冒着严寒，一次又一次地观看郭兴福连长组织的山地进攻战术演练。当叶剑英元帅向军委写报告，建议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时，担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立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元帅在解决军事训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1964年1月3日，军委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练兵方法的高潮，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罗瑞卿请韩先楚把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拿来看了，也觉得不错。

不久，罗瑞卿向国防部长林彪报告，1月下旬准备在南京军区召开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

通知发出后，罗瑞卿亲临南京坐镇。召开现场会时，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主管军事训练的一把手和各舰队司令员、军区空军司令员、各军军长全部到会。这次现场会提出以大比武的方式检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成效，并初步确定在国庆节前后举行全军大比武。从2月份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在全军展开，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具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任总参谋长。体筹划全军比武工作。5月15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在政治局会议上绘声绘色地介绍了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并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热潮。毛泽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一天，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贺龙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马上给在济南的罗瑞卿打电话。

事出突然，时间紧迫，罗瑞卿却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轰动一时的“大比武”。当时，北京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预定6月13日结束，6月14日是星期天，15日和16日，毛泽东要同与会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一同前往练兵场，观看军事比武。罗瑞卿和贺龙、张宗逊商定，从已经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单位和个人，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作比武汇报。参加比武汇报的“尖子”于6月13日调专机送到北京。

6月15日下午，天气晴朗，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领导人，一起来到北京射击场。毛泽东毫无倦意，这么多领导同志欢聚一堂，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比武汇报开始后，罗瑞卿很活跃，不时地回答着领导同志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数家珍似的向他们介绍那些特别优秀的选手。

“叭、叭、叭……”随着清脆的几声枪响，两名半自动步枪手对150米外的80个钢板胸靶进行速射，枪响靶落，弹无虚发。

聚精会神地观看弹着点的毛泽东立刻放下望远镜，连连鼓掌。

这时，罗瑞卿把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刚刚射击过的半自动步枪递给毛泽东，说：“这是国产的，1963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仗，还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

毛泽东接过枪，仔细端详了各个部位，然后举起来瞄了瞄。一位摄影师摄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兵是练出来的。”毛泽东看完射击比武后，对部队领导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要多打、多练，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打得准嘛！”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又来到侦察分队的比武场地。侦察兵在一座高楼中攀上滑下，如履平地，真是飞檐走壁。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同比武的战士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勇攀军事训练的新高峰。

看完擒拿格斗后，毛泽东兴致很好，对着一个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几句话给紧张的比武场带来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难、险、复杂的训练科目一个接一个。夜间武装越野，战士们负重20多公斤，在地形复杂的山间奔袭。毛泽东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在夜幕中行进的战士。当他发现奔袭中的战士头上戴的供识别位置用的红色标灯时，扬起手说：“看到了，看到了，在那里。”毛泽东指示说：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

这天比武表演，罗瑞卿不时地记录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16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看完水面军事表演以后，兴致勃勃地在水库里游泳。游泳是毛泽东平生的一大爱好。那天，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去了。看见毛泽东下水游泳，罗瑞卿夫妇也下了水，双双随着毛泽东游到湖心的小岛上。

毛泽东见了笑哈哈地问：“你们两个，谁游得好些？”

罗瑞卿指了指郝治平，笑着说：“她游得好，我比不上她。”毛泽东并不知道，罗瑞卿从小不谙水性，自从担任公安部长以后，知道毛泽东酷爱游泳，为了保卫工作方便，才开始学游泳。

在开展大比武运动中，罗瑞卿大将最忙了。他先后13次跑了驻9个省的许多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济南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的现场会上，罗瑞卿看到部队练兵士气高昂，时常挑灯夜战，就对指战员提出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群众的训练积极性；他得知部队弹药器材消耗过猛，便教育部队勤俭练兵，为国分忧。大将深入实际的科学指导，使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运动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王树声，神枪将军办军械

1955年，对于王树声来说终生难忘。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卓越战功的元勋们一起接受授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刚刚成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王树声对武器很有研究，是武器专家，应该请他来干”，点名让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来做军械部部长。彭德怀说王树声是武器专家是有根据的，在红军时期，王树声善于用枪就是出名的。一次他为红军战士讲述短枪射击的要领，然后举起一支驳壳枪，指着一个屋顶说：“我要打下房顶上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说完连开三枪，三片瓦全被打得粉碎。王树声不但善于用枪，而且对武器装备研究很感兴趣，部队缴获一支好枪，他就会仔细研究这些枪，研究这个型号的枪的射击性能。后来，他还指导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甚至还造出了土坦克。他到前沿部队中去，经常检查士兵的武器装备，并且不断叮嘱他们：“一定要爱护枪支，你不爱它，它就不爱你，甚至它要了你的命。”

王树声对以前缺枪少弹的日子也刻骨铭心，所以接到调令后，二话没说就赶往北京赴任。但是，等待王树声的并非一条坦途。总军机械部才刚刚建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经历不同，作风各异，水平不一，习惯多样，调到一起，一时间相互缺乏了解，上下级的关系和同事间的关系容易形成隔阂，以致部里的工作相互协调合作得不好。王树声很快看清了问题的症结，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接下来他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新中国的军械装备、研发、制造、实验的基础很薄弱，虽然有苏联的帮助，但是军械装备如何发展，人们意见不一。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说，在学习苏联和对待苏联专家建议的问题上，不管你有理没有理，都得挨上级的板子。王树声顶着挨板子的压力，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借助苏联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新路子。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为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个靶场的设计是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把它放在华北，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支持这个意见。但是，一位副部长对此提出了异议，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他认为华北靶场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东北人烟稀少，建立靶场，射程可达百余公里，而且不会影响交通方便和老百姓的安全。他刚说完，不少人就立马反对，有的说：“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有的说：“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改变，会影响两国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会劳民伤财。”

王树声听完双方的意见后，先没有表态，微微点了点头说：“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心里有了底儿，暂时先不确定靶场选址，我去两个地方考察考察再定。”散会以后，王树声立即去向彭德怀汇报，他们两个人同时坐一架飞机，飞到华北和东北上空，认真勘察了一番，最后确定这个靶场还是建在东北。那些支持苏联专家的人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这些人才承认这个场址确实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新式火炮，每分钟要能打200发炮弹。当时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军械部绝大多数人赞成用苏联的材料，苏联专家则更不相信我国能研制生产出火炮材料。

当时王树声经过反复地论证认为，苏联制成材料的炮管，虽然威力很大，但王树声将军在学习。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发红、发烫了，就需要换炮管，一旦大量地使用苏联材料，就会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到底用哪种材料更合适，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进行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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