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延安时期生产自给运动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升华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方针，这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地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消化和吸收，使这些成果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发展服务。

五、民主执政是长久执政的关键所在

早在延安时期，实行“三三制”原则，该制度将参加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中共党员限制到1/3，将其余2/3的席位让给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这项举措赋予了边区一种民主色彩。而通过选举程式、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等一系列的活动来看，延安所实行的制度确实是一种民主制度，可以说，毛泽东对民主执政的探索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虽然还只是一种探索，但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执政打下了基础。1945年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时回答其提出“跳出中国历史盛衰周期律”的出路问题时，提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民主。民主执政的理念呼之欲出，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民主政治制度的依据。

民主制度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民主制度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群众路线而独立存在，只有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更好地实行民主执政。民主执政，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些措施和群众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使用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概念，这个概念精准的阐明了民主执政和群众路线的核心所在。当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路线，是民主执政的根本所在。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执政才有的放矢，我们的群众路线才可以良性发展，我们的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才能真的得以实现。

多党合作形成的历史原因探究

西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黄耀丹

【摘要】多党合作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中间党派的性质和特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独裁统治和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地位。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历史原因；探究

政党是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动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不同国家采用适合本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民族自由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在探索国家与民族的道路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支主要力量，辛亥革命的失败实际上标志着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破产。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民主党派最终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民主党派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党派才能获得新生，才能达到长足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们解放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土壤之中，是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选择，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间党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难以独立生存和发展

每个政党的活动中心总是放在参加政权、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政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纲领即奋斗目标来反映，集中反映了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即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向西方寻求真理，提出许多救国救民的主张和建国方略，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终生，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理想终究不能实现。

正确认识中间党派的性质和特点，不难认清它不能指引中国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道理。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当不成熟，不成熟的资本主义产生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在它身上不能不具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烙印，作为其阶级的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个阶级的特殊属性，“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同时又同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由于它本身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幻想在不正面反帝的条件下获得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不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反帝不彻底，国家的主权就难保证。反封建不坚决，农民土地问题未解决，封建经济未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发展，其将来如建立政府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能完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统治，又不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同蒋介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等方面保持一定的距离。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等在上海组建“中华革命党”，选举邓演达为党的总负责人。6月下旬，谭平山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由于对党的名称以及以什么理论为指导问题上，谭平山、章伯钧存在严重分歧，使“宣言草案”流产。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临时机构，在新的政治纲领通过以前，由于谭平山、章伯钧的某些意见分歧，谭平山主动脱党。这说明有相当部分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的知识分子，有狭隘个人主义倾向，对党内应该是正常的争论易极端化，极端民主，反对集中，合则留，不合则去，导致组织涣散，其思想政治上存在的分歧也必然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

当时还兴起民族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多次失败已失去直接夺取政权的勇气情况下出现的，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要求，实际上也是第三条道路。如王造时的“主张与批评派”、胡适的“人权派”、张君劢的“国社党”、曾琦、李璜的青年党、陈公博的“改组派”等。它们企图只对国民党统治作某些改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或暴力行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等正确主张。邓演达曾武断地说：“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对症的药方”，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要“对中国共产党抗争”。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并在理论上有比较深入和充分的阐述，普遍具有中间路线的色彩，主要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于后来中国现代史上出现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完整意义上讲，第三党的纲领是现代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开端。

总之，“中国的中间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

想。”由于中间党派及政治代表人物受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其本身具有较强的软弱性、妥协性，缺乏革命彻底性和坚定性，因而对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国家问题等的主张和纲领、政策和策略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因而就影响其活力。同时中间党派许多领导人不少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头脑中保留封建余毒较多，内部派系繁杂，组织涣散，政治上日趋蜕化。有的水平不高，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因而难以独立生存和发展。

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可能给中间党派以光明的发展前途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南京建立了帝国主义羽翼下的豪绅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党政军等大权于一身，国民党成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党，中国转入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蒋介石政权大力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及其著名人士的活动也不能容忍而大加干涉，甚至卑鄙地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等暴力行动。被杀害的中间党派领导人与爱国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如第三党的邓演达、改组派的王乐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著名报人史量才、中国民主同盟的李公朴、著名作家闻一多、民革的杨杰等。针对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如“七君子事件”、“较场口血案”、“沧白堂事件”、“下关惨案”、“珍珠桥惨案”等。中间党派以血的代价告诉人们，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外，走“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

总之，以蒋介石为首的法西斯一党专政，完全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只要认为威胁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任何卑鄙下流手段都干得出来的。对国民党左派如此，对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因此，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中间党派是不可能有完全合法地位，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给中间党派以光明发展前途。

三、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她与中间党派联合发展的必要和可能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民主革命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因为她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亿万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基本要求，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所有一切决定了她与中间党派联合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在无产阶级影响下，增加了新的不同程度的反帝内容，它已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间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进步的积极的和落后的消极的两重性。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较，已经是缺少光彩和生命力的落后事物，但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未变，中国社会性质未变，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仍不失革命动力的资格，同封建主义相比仍是进步的事物。中间党派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党派从整体和全过程来看，其双重性仍以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为主。

中间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同盟的关系。就社会性质而言，中间党派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两者所打击的敌人是共同的，在客观上自然有同盟的可能。中间党派的多数人虽然继续固守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但因受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阶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影响，特别是国内中国共产党已经和正在以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进行着根本改造中国的革命，中间党派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和吸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部分经验，或者接受若干影响。“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

虽然中间党派民主运动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有矛盾，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矛盾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矛盾相比是次要的，也就是双方无根本利害冲突。中间党派既然以反帝反封建为特性，它同三大敌人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因而不能不是主要矛盾。它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现阶段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至于谁战胜谁，是要在革命的下一个阶段才去解决的任务，因此两者在政治上结成一定的联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联合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中国人民面前站着三个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要战胜它们，必须运用马列主义革命策略，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首先要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其次还必须从战略策略上，把民族产阶级特别是中下层作为不可缺少的同盟者去争取，联合它一道去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同时克服它的妥协性和改良倾向。软弱的中间党派要解决同三大敌人的矛盾，尤其需要寻找同盟者，而且只能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没有工农阶级的斗争，中间党派想单独地夺取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运动是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五四运动后三十年中，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盟关系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在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时候，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盟关系，只是客观上的、间接的、以曲折形式体现的。中间党派在不同程度上或部分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部分斗争便在不同程度上由间接同盟军发展成为直接同盟军。当中间党派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旧民主主义立场的时候，如20世纪40年代末，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发生了质变，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当然，无产阶级在同中间党派进行合作的时候，应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进行高度统一。但是在最大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让步即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中间党派又联合又斗争，才能帮助他们在正确道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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