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不废江河万古流——兼论东方文化的大思维(1)

历史实在是个怪物，对于普通的衣食者谋似乎总是恩惠多一些。你看，不管它千回万转如何曲折多多，衣食者谋总是一代好似一代，百年胜过世纪。慈禧福报再大，也是无法享受电视飞机的。反过来，历史对于智者大半是极尽嘲弄之能事，尤其是对我们的东方文化某些大师们。

被我们称之为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不太多,赝品半赝品倒是汗牛充栋。但凡被世人公认的东方文化古典作家的作品，如释迦牟尼、孔丘、老子、庄周、孟轲、荀况……其作品都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至于说到他们的后学，尤其是汉代以降，大儒、大真人、大法师、大祖师、大学者……一代当然要传达一代的呼吸，直追先贤者大有人在。高人灭不得，灭高人有罪。但这些人都会因种种原因而生不逢时，知名度不高。至于那些在文化史上被人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大师们，可以奉承的实在不多，实难与古典作家们相匹敌。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方文化只作为文化说，其发展似乎走了一条下坡路。开始就是高峰，势必出现下行之势。历史的运动真是如此辩证吗？

西方文化恰不是如此。黑格尔、马克思，就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以匹敌的，毕达哥拉斯与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也不可同日而语。

这确实是当代人文学者要好好回答的课题。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学风问题，文风问题？

孔丘一生“述而不作”,宁可编史、编书,从未想创造编制自己的“思想体系”。

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却一再强调，他“无法可说”，谁若认为他有所说法，便是“谤佛”。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老子说得更干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好一个“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这正是东方文化的精华中的精华。

东方文化古典作家们，反复强调的东方文化的精华、精髓，被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文化学者、智者抛弃尽净，阉割尽净。

后世学人动辄便想构思一套体系，尤其是宋儒，不管是张载，还是邵康节，还是朱熹，似乎都想构造一个宇宙体系，从这里再生发出一套万古不灭的社会道德伦理教条。体系之庞大、精致，实在是无所不能。试看“朱子”的杂着便可见其心胸，实可吞食宇宙。屈子作《天问》，正表屈子之博大。然而，朱熹却非要一条条答完“天问”，俨然他自己就是“天”了。如此一来，《天问》原有意蕴荡然无存。边读原诗，边读朱注，真是饮一口甘汁，嚼一嘴蜡。真不知这位继圣人要干什么？卖弄学问事小，自以为是“天”，则是可笑至极。在我们今天人看来，朱熹对《天问》的回答，实在幼稚之极，永远也进不了大学天文系一年级。

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们大半拒绝为人类文明、宇宙规律立法制宪。在他们看来，“宇宙—生命”这个无量系统，自身的运动变化因缘，本身就是真理，就是“天命”、“道”、“阿弥陀佛”(三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一定的区别， 此处不详论。)谁又可以为他们立法制宪呢？ 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知”总是有限，以有限测无限，不是不可知，但绝不可为之立法制宪。东方文化的儒、道、释三家的创始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是宽容各色观念，求其“和”，便是希望将自己消溶到“宇宙—生命”这个无量系统中。不管如何，他们一致认为他们自己的智慧，都是“天命”、“道”、“阿弥陀佛”给予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不过是“幻影”、“化身”。在他们身上闪光的智慧，如果因缘合和，也会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闪现出来。

东方文化本身，不管是儒、道，还是释，都是绝对的开放体系，孔子的“和”、“中庸”，释迦强调“诸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说明了这一点。《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实在是开放得连自己也没有了。

东方文化的后人们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功绩。董仲舒、孔颖达、朱熹……至近现代的曾国藩、梁漱溟……包括我们的南老先生，佛教中、道教中人，更是人才辈出，堪称祖师者大有人在。然而，我以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似乎是大半都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

东方文化不是一种纯理论体系，实践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既开放又重实践，真正的东方文化不在书本上，而在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史乃至东方史，就是东方文化本身。我以为这应是符合东方三圣人释迦、老子、孔子的本意的，也应是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大大不同之处。这样，适应历史，适应因缘，合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发现历史运动的现实的合理性，则应是东方文化的后学对东方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

可惜的是，自董仲舒以降，儒、道、释三家的大师，在合乎时代之潮流，适乎历史之需要，发展、充实东方文化之时，总是希望从开山祖师那里找到几条金科玉律，然后演绎成一套放之四海皆准、行之万古不移的庞然体系。总是希望为客观历史运动制宪立法。这就不能不从真理走向谬误了。儒家还好一点，后人总还可以驳驳前人，相互之间还可以论辩论辩。佛道两家演化为门禁森严的宗教，内部的探讨几乎绝迹，一旦升为祖师，其言论皆可如释迦金口所说的经典一样，不可更易了。这一切从现代的佛、道两教的存在状态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佛教中有一位叫太虚的大师，民国年间一直想改革佛教，其结果若何？如果是理论上、教理上的公开论争倒还罢了，而发展到动手动脚，便太伤法师们的尊严了，而事实确实如此。太虚的改革内容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而毫无探讨之风，则是佛教死亡的象征。

东方文化在今日世界的地位若何？除了一些汉学家及文化学者还觉得东方文化有可贵之处之外，一般人则视其为神秘主义，与原始巫术无二，这实在是个大悲剧。

该是恢复东方文化的真面目的时候了。

在我们这个号称世界一流的文明古国，翻开一部中国政治史，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自秦开始至今，大半是无文化打败有文化，无“道德”打败有“道德”，蛮夷之族战胜文明之族，流氓土匪战胜举人、秀才、进士之类的大文化人。凡举弘扬文化的朝代几乎都是短命的衰弱的。

战国时代，秦与其他诸国相比要蛮野得多。如若不然，始皇之母也不会如此放肆。从《诗经》的“秦风”看，秦人应是多有胡风。当时的齐鲁魏赵则文化发达得多。秦却可以一举灭了六国！？“仁义”之说广传数百年之后，一个暴政的秦帝却建立了！刘邦胜秦灭楚，决非“仁义”的胜利，刘三活活是一个地痞无赖子。董仲舒的“尊孔”，不过是给刘氏祭坛打了一个补丁。直接的丰硕成果，不过是给王莽篡位制造了口实。刘秀是土豪打天下，文化只是个幌子。曹氏父子是文人，其立国不足一个花甲子，便为别人做了一碗佳肴。五胡人入中原，彻底是夷蛮胜文明。浮图澄是名震一时的高僧，但也开了僧人与术士幕僚同流合污的先河。五胡人崇佛，未必知佛为何物，只不过是给自己的部族换了一个实力更大的图腾神。姚兴是虔诚的，但做不了中国的阿育王，正史不承认他是一代皇帝，而是一个僭越者。梁武帝是个宗教狂的神经质，佛教中大量的弊端皆以他为起始。达摩弃他而去，正是知他绝非正道。杨坚信佛，儿子却荒淫到极点。李世民是凌驾三教之上，用“三教”如同用一个小官僚，决不是文化治国。武氏是中国史上最信佛的一个女皇，自称金轮转世，次佛一级。其行政为人的成功，却决不是依了经文教典。唐朝不是无文化，而是多文化，各种文化并存的大开放政策，导致了唐朝前半叶的兴盛。宪宗崇佛，迎佛骨反而令他早崩。武宗灭佛未必没有振兴国家的计算。一种文化学说能让人灭了，原因只在自身的荒谬，何怪“三武”？宋太宗开始大兴文化，国力却愈弱，待张载、邵康节、程氏兄弟名震一时之时，宋也就离死亡不远了，靖康之耻正是在此时。岳飞若以“理学”为敝屣，也不会死在风波亭。以岳飞当时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重演一场“陈桥兵变”，如果是那样，中国史怕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在大兴理学的同时，中华民族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不知“理学”为何物的成吉思汗，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至今还令人胆寒，德国皇帝在数百年后，还叫嚷“黄祸”的可怕。一个还俗和尚登了龙位，其弘扬文化的最高水平，是高抬《琵琶记》这样的剧本。顾炎武辈对晚明诸君的“谈心说性”深恶痛绝，高举了“经世致用”的帜子。但真正落实他的理想的文人，却是与他政治目的完全相反的曾国藩！“商女不知亡国恨！”曾氏兄弟真正把儒家文人“经世致用”的歌子唱绝了。多尔衮是个霸嫂的无耻之徒，对于中国文化的最高知识是《三国演义》，“关公”成了他络笼汉人的廉价赠封，关帝庙一时在全中国如雨后春笋，最后关帝也成了一尊古佛，儒道释三家文化在关帝名号中就这样联了姻。

“东方文化”,不知是悲,还是喜。只能称之为“哭笑不得”。这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一场“闹剧”。

我以为钱谦益、洪承畴辈比顾炎武诸君高明多了。虽然史称钱、洪为“贰臣”，但正是这些“贰臣”给剽悍的女真人传授了地道的“东方文化”。满人汉化了，“满族”只剩下一个符号。爱新觉罗的后继人光绪、宣统连生育功能也化掉了。“东方文化”的“化工大法”大胜特胜。顾氏与钱氏如相见于九泉，互相又该说些什么呢？

这似乎是中国史上的一条规律，野蛮打败文明，文明又同化了野蛮。野蛮一旦被同化，其生命力就衰弱至极。文明是文明了，同时成了另一个“野蛮”嘴边的一碗粟。蛮夷之民、村野匹夫、街头流子、还俗和尚、道士，都在眼巴巴等着“东方文化”的兴盛哩！因为“文化”的兴盛就等于当权者被“阉”，取而代之的时候便到了。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止是治国之术,怕也是中国史的一个规律。

我们的“新儒家”的大师们对此怕是最能心领神会。

一八四○年之后,蛮夷之族又来了,“东方文化”在坚船利炮面前落花流水。自此以后,中国人不管是文化人还是非文化人,对于“东方文化”无不视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每提到“东方文化”，一股故国之思便油然而生，活生生弃舍了不舍得；再鼓吹起来，不仅是势所不能，情绪也难振作起来。一百多年了，中国人对“东方文化”大半是如此两难。而大量的有识之士还是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以为这才是强国之本。然而，一说起学西方，太多的人又怕真来一个全盘西化。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太难了。

进入二十世纪末叶，日本、 南韩、 台湾、香港、泰国、新加坡……大量有着“东方文化”血统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了。一时，“东方文化”的大师们又弹冠相庆，似乎“东方文化”同化“西方文化”的日子又要到来了，我们又可以来一次“化工大法”的表演了。一时“新儒家”、“新理学”、“儒家资本主义”、“佛家社会主义”又漫天飘来。

一九九八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起自西方金融界的“三剑客”。一时，佛也不保了，菩萨也不佑了，有特异功能的法师们的咒也不灵了，儒家的德，道家的“玄”，都不知干什么去了。

东方，腾飞的东方为什么如此脆弱？

大师也许会说，这是为政者没有大力弘扬东方文化的缘故。到底是东方化不够，还是西方化不够？

最能令东方文化大师们振振有词的是，西方社会时下的文化渣滓的泛滥，道德的沦丧，人情的冷漠，尤其是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一提起这些例子，大力在全世界振兴东方文化，似乎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南怀瑾先生也是加入了这个大合唱的。

对于这个合唱，我们以为无可厚非，但行得通行不通？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现实历史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弘扬东方文化似乎注定是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悲歌。

但是，我们肯定地回答，这只能是“东方文化”大师们的悲歌，而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东方文化自身的悲歌。

东方文化无悲歌。真正的东方文化永远是乐观地面向未来。悲歌只属于那些在东方文化中偷梁换柱的人。

引一则现代公案。

某台湾高僧赴大陆行脚，于某地，会一年轻人。

年轻人：我当然是神僧下凡。

台湾僧：何以见得？

年轻人：神通俱足。

台湾僧：敢问天眼？

年轻人：二十九彩电，接四海风云。

台湾僧：敢问天耳？

年轻人：摩托罗拉，连五洲雷鸣。

台湾僧：神足通？

年轻人：一张机票，足下腾云。

台湾僧：宿命通哩？

年轻人：知今日之我，便晓昨日之我。未曾落地之时，神通早备，若非佛、菩萨转世，何人可有如此福报。

台湾僧：今日之世人大半享受电视、电话难道皆是佛、菩萨转世？

年轻人：善哉此说，世人皆我道友。满街行走者无非是佛。

台湾僧：南无阿弥陀佛。

年轻人：若无弥陀，尔焉知此“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尔早是弥陀所眷恋之人，业障障眼，视而不知。

台湾僧汗颜不已。

无生命的宇宙是什么？

凡回答者皆是妄想猜测。不可说，不可说。

无“知”之生命是什么？

不可说，不可说。

昨日之“知”，幻影之回忆。

明日之“知”，想象之推测。

当下之“知”，说“知”知已过；说知，知在生。“知”是什么？

毕竟有“知”！

知即生命,知即宇宙。无宇宙无以生,无生无以知;无知何言生?何言宇宙？

“知”，似乎有主客之分，“知”、“被知”之分。无被知之“知”是什么？无知之“被知”又是什么？谁真的把它们分得开？还是不分的好。西方到了现代才明白这个道理。量子力学出现前的西方文化，其出发点、逻辑生发处，皆是认定有一个恒定的、静止的、不变的认知主体。未行动前，主客早在大脑中分了家。

《道德经》早指出了这种悲哀：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金刚经》则一再说明：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知”又何止是主客双方的事！

近者为因，远者为缘，“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因因相生，缘缘互连，环扣环，网连网，只不过因缘在某瞬相合，显出一个“知”罢了。

我跨河，我登山……

若无太阳，何“知”之有？

若无空气，何“知”之有？

若无父母，何“知”之有？

《道德经》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无量因缘合一知，当其无，显知之用。

辐辐还以辐辐，毂是什么？

因归因，缘还缘，“知”是什么？

万事万物，无量之“生”，无量之“知”，莫过是“宇宙—生命”因缘系统的潇洒走一回！

“知”也，“行”也，知行之分，大患在于有“身”，有“相”。“宇宙—生命”系统行时便是知，知时便是行。先知后行，先行后知，是固定出一个主体之后的妄想。在“宇宙—生命”系统本身永是一体的。这个系统：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

迁流不息，生生不已，变化无常，却“知”光常照，这便是“宇宙—生命”系统。小心：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狂……”

佛家则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不是“知”不可靠，“知”便是知，知了也便完了，问题是怕你“知”完后，还要没结没完，迷惑于一个“我”，一个主客之分，一个物事的确定性。

你成了“知”的奴隶了。

全知全能，万知万能，宗教的哄人把戏在东方文化中绝无地位，那是儿童们的幻想，原始巫术宗教正是以这种幼稚的幻想为基础的。

释迦有“十四不正问”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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