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胜出能力(2)

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开始于1860年，直到辛亥革命前夕。1860年开始，清朝一批官员主导“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战场上的失利使得“洋务运动”元气大伤；而清朝的最终倒台，导致“洋务运动”失去总体领导控制和运作策略，中国社会再次陷入停滞和战乱。

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为现代化扫清了不少障碍，但是此后多年的战乱，经历了纷乱和政府重组之后，中国第二次现代化发展浪潮出现。它是由国民党政府发起和主导的，即从1927年至1937年所谓“黄金十年”的高速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但在之后却因为外敌入侵和内战被再次中断。

又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超越前两次的规模，再次出现，即从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并发展至今。目前对第三次现代化发展的前途预测不一，众说纷纭。

“洋务运动”和“黄金十年”虽然对现代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片面、肤浅以及不连贯，还是难以撼动中国社会及文化的三大核心难题，也最终导致了此两波现代化努力各自中途夭折。

第一难题是中国的农民问题，是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启蒙、权利、教育及科技等问题。纵观中国的历史，其本质是个大陆农业国家，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却很少全面直击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样就导致农民阶层往往付出很多，收益最小，于是农民发展缓慢，苦难不断，怨气冲天。

当年义和团对“洋务运动”的强烈冲击以及后来国共两党之争过程中出现一方以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策略而取胜的情形，都说明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只搞农民运动恐怕绝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长远之计，反倒不断导致社会的恶性周期循环。于是诉求和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必须依靠现代和平的民主和法制程序，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赋予农民真正的权利及争取维护自己权利的有效合法渠道。

但是，不无讽刺的是中国的农民阶层，由于长期贫困、封闭、落后、保守并被忽视等因素的作用，往往却又是离现代民主实践、公民文化、科学教育等最遥远的人群，于是对追求和实现现代民主法制缺乏应有的观念、理解和兴趣，反倒更加安心顺受于传统的集权与家长制，这也使得个别试点的“乡镇选举”难以继续提升质量和普及。

中国历史表明当集权与家长也难以解决问题时，就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的集中爆发，出现不可控的局面，致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建设或现代化努力遭到颠覆并功亏一篑。

第二大难题是中国文化对个体价值的漠视，并习惯性将集体价值对立甚至凌驾于个体价值之上，并经常以集体的名义或借口来牺牲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文革”中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横遭人身侮辱和迫害，终于令很多人想到了国家宪法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全体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提升必须从具体的个体做起，从对个体的权力、思想、意志、权利的全面尊重和维护做起，否则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永远是一种“次现代化”。

第三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过度“阴柔化”倾向，即缺乏刚性的公民精神和行为主动去维护社会秩序与发展标准，主动抗争和遏制非正义与丑陋现象。因为过于阴柔，难以刚性地自主、自立、自强，则必定懦弱地去寻求某种强权和外力来“做主”，从而为非民主、非法制、反理性科学的东西制造出大量存在和成长的土壤。而且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并不直接解决“阴盛阳衰”问题，这需要文化整体价值层面付出巨大努力。

历史反复证明，单纯发展经济无法撼动中国的深层发展障碍与难题，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第三次现代化发展浪潮能够不断地发展，破解难题。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微妙而关键的发展“节点”上。努力的重点目标，除应继续提升经济实力外，就是要改善提高现代政治文化和体制观念与操作，再具体一点，就是如何有效推动体制内逻辑竞争和制衡的问题。

纵观历史，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往往出现两大极端，即过度竞争和缺少竞争。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一方面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化辉煌的轴心时代，另一方面则因为战乱分裂，群龙无首，致使潮流向往统一；后来的“三国时代”也有类似情形。历史上的其他很多朝代，中国政治文化和体制又总是滑向过于专权和压制竞争，其催生的严重腐败和民怨，导致创新停滞，往往导致王朝的最后自我颠覆。

目前的中国，需要各方力量的凝聚、合力，并且需要在合力的基础之上能够产生良性竞争与制衡的契机。只有这样，国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会使普通个体增加一份活力和尊严，整个国家才会不断充满前进动力。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懂得敬畏制度

2011年夏天，中国国内发生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两列满载旅客的动车追尾高速相撞，导致车毁人亡。此次特大事故也向世人充分揭示出了中国问题的后遗症，以及它留给当代社会亟待探索理顺的若干重大关系。

事故发生后，官方媒体发表评论称：“对安全生产运行指令的执行力不够，是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公共交通安全，到煤矿安全，再到食品安全，有关安全事故的发生一再表明，安全的理念、制度、程序等在理论上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能转化成为安全的执行力。中国人，从什么时候懂得敬畏制度？”

但是，如此尖锐的评论之外并又颇有些无奈的诘问，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八股，其无非是想说中国人的素质差，缺乏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不懂得严守和执行规章制度，尤其是涉及公共服务的规章制度，云云。

一遇到事故和问题，习惯性地跑到民族与文化方面找“国民劣根性”，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如果就此把其归之于某种宿命式的东西，反倒可能成了一些人失职与失败的挡箭牌或说辞，所以如此结论和抱怨的结果，往往是没有什么结果，事情依旧在错误和危险的轨道上前行。

就算“国民劣根性”的论点成立，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加以改进和矫正。比如中国的传统和教育中，比较缺乏逻辑思维与科学方法，怎么办呢？西方人也不是天生善逻辑和科学，“黑暗中世纪”时还是愚民，他们也是以后靠全社会、全民族不断地进行启蒙教育以及有意识地去追求，靠发展公民社会对人自觉、自律、自强目标的不断鼓励和引导，才有了显著改进。

而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目标就是愚民，因为封建王朝担心人民一旦启蒙，就不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导致威胁统治。统治阶层平时热衷愚民，到国家有难时又宣扬“匹夫有责”。但是，匹夫平时被剥夺权利和忽略责任，连什么是公民概念都不太清楚，关键时刻又如何能理智挺身而出，并有效各司其职呢？

比如，在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总结，“民族劣根性”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清政府的海军，平时水兵在舰桥上晾晒衣服，“定远”号一开炮先把自己的指挥塔震塌了，鱼雷的深度标尺都设定不准，导致关键时刻几次痛失扭转战局的良机。每每回顾此段历史，难免不让人发出同样的浩叹：“中国人，从什么时候懂得敬畏制度？”

至近现代社会，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有识之士终于发现，欲有效改进矫正传统文化积习的弱点，必须依靠民主和科学：民主从人格层面解放意识和心灵，赋予人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科学从技术层面开启人的智慧，训练人的合理思维和复杂技能。而二者的有机结合，乃造就现代的科学精神和公民品德。

然而，发现了真理却还不能代表就能实现真理。几千年愚昧和偏见还要想方设法的，有时甚至还以革命和进步的名义出现，来实现对民主科学的阻击以至扼杀。文字上有法可循，实际上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直至今日，有人仍忙着怂恿民众整天喊口号、唱小曲，有人甚至公然指责公民社会是“西方设置的陷阱”。而一旦出了事故和问题，也是同样的人就忙着站出来指责是民众的素质太低，不懂得“敬畏制度”，这岂不是极端的荒谬和滑稽？

准确地讲，与其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做祟，不如说是中国历史积累的政治文化的劣根性昭彰。也就是说，解决中国问题，最后的堡垒只能在政治文化层面。

谁说中国人不懂得敬畏制度？关键是上梁要正，下梁才能不歪，制度才会有权威和尊严。比如，中国政治文化中权力终身制的特点很显现，但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起，谁到了年龄就必须要退休，至今还没听到有敢于公开反对和试图复辟的。几千年的积习，就此开始发生了改变。

所以，中国的问题绝非宿命，而且是应该从“敬畏制度”做起，从我做起，从上做起，就一定可以大见成效。所谓中国“7.23动车追尾重大事故”，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动车的客观原因，另一个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事故的第一部分还多少能找到一些诸如天气恶劣、设备故障以及调度失误等客观或偶发因素的话，在事故处置善后过程中，充斥着失误甚至于罪过，诸如：救人草率、损毁证据、赔偿无理、封堵舆论，遮掩真相等，已经是难以用常理解释或宽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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