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3)

熊津城的位置比较确定，就是今日之扶余郡公山城一带。公山城地形南高北低，是典型的“包谷式山城”，城墙利用自然地形筑造，因此受地形的限制，规模较小，南北宽约430m，东西长约860m，北侧为锦江，其他三面为险峻山崖，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公山城配置了内城与外城形成双重结构，城墙由夯土版筑部分和石砌部分构成。山城南侧有镇南门、北有拱北门，现在看到的城墙和建筑是后世改筑的，并非原貌。

考虑到公山城的周边总长仅为2660m，作为都城来说其规模实在太小，很难配置宫殿与官衙；再考虑到自高句丽及高句丽之前的山城传统，韩国百济文化研究所、韩国学者张庆浩等均认为，公山城在当时应该是作为宫城背后起防御作用的山罗城范围较广，周长据推测约有8km，东侧筑城墙以防御外敌；其西侧、南侧虽然有白马江作为天然的屏障，仍筑有城墙（今仅部分地段能觅痕迹），表现出当时建造者对防御问题的高度重视。所有地段的城墙走向均依自然地形配置，极不规则；山城配置在罗城北侧，其南则配置王宫。从其形制上来看，泗沘城受到南北朝时期中国都城规划手法的影响，尤其是与南朝建康表现出颇多城。而且，在山城周围、最有可能是在山城之南，应该有王宫的遗址，但迄今这些推测未被考古资料证实。

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熊津城并非有计划建造的都城，而是迫于现实条件，未及建造较大规模的城市，仅将小规模的王宫、衙署等一并配置在山城之内，以作为临时性的都城？公山城内虽然尚未发现有确切的王宫遗址，但城内发现有面阔6间、进深4间、南向的建筑物遗址，以及正面5间、进深2间的西向建筑物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王宫之部分。东城王二十二年所建之“临流阁”遗址已经发掘，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此阁是在王宫之东，各建筑遗址间的方位比较符合这一记录，似可作为公山城内配置有王宫的佐证。城中还有百济时代的莲池遗址，据推测可能是王宫西北侧的池苑。城廓内东北部有灵隐寺、莲池遗址，城内还筑造有庙、坛，如《三国史记》卷第二十三，多娄王条载：“二年春正月，谒始祖东明庙。二月，王祀天地于南坛”，说明小小的公山城内，甚至还配备了庙、坛等礼制建筑。

1.3.3泗沘城

公元538年，百济再次迁都于泗沘，改国号为南扶余。泗沘城是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都城中发掘调查进行得比较全面的一座。发掘调查的结果表明，整个都城体系由山城、罗城、王宫构成。拱卫王宫的山城名为扶苏山城，山城周长约2200m，地势南高北低，城中心部位有“军仓”遗址。扶苏山城东北另有青马山城，这是百济时代规模最大的石筑山城，周长达6.5km，城墙残高约4.5m，厚约3.4m，城墙外还有壕。这些山城与泗沘城关系密切，共同拱卫着王都。但是，这些山城的考古发掘未大规模进行，前还不得而知。

与高句丽的平壤城引入中原都城制度几乎同时，百济泗沘城的规划形态亦受到中国的影响，表现出与平壤城相类似的规划结构。然而从建造时间上，以及当时高句丽与百济的敌对态势来分析，百济之泗沘城不大可能与高句丽的平壤城有直接的关联，应该是分别模仿中国都城形制并结合各自实际进行都城布局时，在相同的文化源头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些共同特性：王宫配置在都城之北、宫前设有南北大道与东西大道正交成丁字；宫南以南北大道为主轴东西对称配置居民区。根据《周书·百济传》、《北史·百济传》、《隋书·百济传》等文献记载，泗沘城内有居民万户，分为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五部居住。而在最近（2001）的发掘调查中，泗沘城内出土了标有左、中、上字样的瓦，以及标明“前部”铭文的标石，泗沘城的五部制由此得到实证。虽然泗沘城外城部分釆用了方格网道路体系，但居住的基本单位不是“坊”而是“巷”，实行将1部划分为5巷的体系，表现出百济都城的发展与南朝的密切关系。

泗沘城在建设上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将中国的筑城技法引入了城墙的筑造。虽然泗沘城罗城的遗址破坏较大，但从留存的城墙来看，城墙上部宽4m，下部宽13m，残高5.2m，用中国式的夯土技法筑成。泗沘城在规划上的又一特点，是在朝鲜半岛上首次将山城纳入了罗城的保护范围之中。高句丽的筑城传统是在背山临水的盆地或平地上南向筑造，平时住平地，战时住山城，山城和都城相分离，防御上的不合理之处较多。而泗沘城结合地形，对这些弊病加以改良，将扶苏山城配置在都城中。这种手法，最终在高丽开京和朝鲜汉城中得以发展完善。

《北史·列传·百济》：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隋书·列传·东夷·百济》：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

新罗在朝鲜半岛“三国”中，建国最晚，文化发展最迟。公元4世纪才由三韩之一的辰韩斯卢部所建，统治范围局限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由于对东亚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逐渐积累起了自身的力量，于660年配合唐朝灭亡百济，再于668年灭高句丽。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则属唐朝管辖。至此，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期。自建国之初到统一新罗被高丽取代，新罗始终都于庆州，前后长达近千年，是世上少有的“千年古都”之一。因此，新罗及统一新罗都城庆州的建设有逐步扩大的积累过程，这是与高句丽、百济的不同之点。

新罗庆州近千年的都城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4个主要的时期：形成期、发展期、圆熟期、完成期。公元前57年到公元469年间为庆州城市的形成期，耗时颇长，与新罗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以及与中国的交通阻隔、高句丽的文化压制有关。这一时期的庆州在新罗族发祥地一一始林（现在鸡林）和五陵一带为中心，城市自发地、缓慢地发展起来。公元469年到643年之间是庆州的大发展期，虽然为时相对较短，但因新罗与百济结为同盟，通过百济得以接触并吸收了中国的文化，经济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对庆州重新进行了规划，按照一定的形态将南川、北川、西川冲击形成的庆州盆地作为整个王都的用地进行了规划，并引入了中原的里坊制度。669年至765年为庆州都城体系的圆熟期，统一后的新罗按照唐都长安的基本格局，结合自身的特点完善了王都的都城体系。765年以后都城的扩张主要在非平地地形的北侧和南侧进行，出现了依地形地势自然配置的道路体系，与原有的方格形城区一起，共同构成庆州的全部。统一新罗后期，王都的建设活动日益消沉，仅进行过数次的宫室和佛寺整修，直至新罗亡于高丽。

1.4.1庆州都城的形成（约公元前57—469）

新罗自其部落形成之初，就以庆州为中心开始发展。新罗始祖朴赫居世把自己的都城称为金城，城中建起了宫殿，开始了“千年王都”的发展历程，其时的遗迹分布在今日庆州的始林（今称鸡林）一带。随着聚落的逐渐扩大并发展为城市，形成了不规则的道路体系。作为金城核心的王宫，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心，因此找到并确认当时王宫的位置是研究庆州城市形态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但是文献上并没有关于其地理位置的说明，因此韩国学者之间对其位置各有不同的主张。文献上只是简单地记载了金城东南方向有月城、西南方向有始林，由此仅能推测王宫位于今天月城西北、鸡林东侧，即庆州瞻星台一带。当然，金城作为新罗初期部落联盟的“都城”，按照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分析，其规模不会很大；在祭政一致的原始国家中，很可能是部族代表议决大事兼举行祭天仪式的场所。瞻星台—带密集着新罗初期的古坟群，因此可以断定这里是古代新罗政治、宗教信仰的神圣地区。又根据同一时代的遗迹分布可以推断出当时城市的发展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向四面扩展，呈放射环状态。

金城应当是筑造在平地上的土筑城池。据文献记录，其东南西北各开一门，但这当是在新罗的奴隶制政权发展到一定时期以后才完成的。随着国家的强大和王权的强化，城市逐日发展而需要建造新的宫城。婆娑王二十二年（101）又营建了月城作为宫城，庆州就是在月城与金城之间发展起来的。月城位于南川北岸的丘陵之上，城内地势要高于城外，是典型的山城遗制。城东西长约860m，南北宽约220m，城墙高度在6·12m之间，米用土石混筑的方式。南侧因为行蚊川（1句川）和鉍i—HIIIJ没H砌城墙，北侧则建造了宽为10·20m的“垓字”强化城墙的防护作用。月城主要是王宫和官衙的所在，遗址内发现有石冰库、宫殿、桥梁、莲池等遗址。由此可见，公元1世纪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均釆用了山城与平地城并列的都城形式。这一方面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都城地形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很可能说明了三国都城制度的相影响。

1.4.2都城体制的发展（469—669）

新罗王京庆州从自然形成的部落聚集地开始发展，最初的城市格局是不规则的。金城和月城建成后，两者之间的市区道路仍是自然形成的不规则形态，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规划控制。慈悲王时期，随着新罗与中国文化的不断接触，庆州开始了按照明确意图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慈悲王十二年（469）重新划分了6部行政区域，引进了中国的都城制度，标志之一就是里坊名称的确定，城市体系逐渐完备并发展起来。从朱雀大路西面的邑南古垒附近发现的刻着“右京”字样的瓦片来看，当时的新罗与日本平城京等类似，是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划分左右区域来统治的。炤知王十二年（490）开设了最初的市场；智证王十年（510）设置了东市；完备了东西两市的体制。新罗末期到统一新罗初期，城市向东扩展，市区以皇龙寺为中心发展，这一区域明显有了整齐的规划，形成了棋盘式的道路格局。

同时，在高句丽和百济时期发展成熟起来的山城在庆州的建设中也得到了重视。新罗在无险可守的庆州平原上建都，王都的保卫主要依靠周边山峰上所建造的山城（554年筑造明活山城、591年筑造南山城、593年筑造西兄山城、626年筑造高墟城、663年筑造南山城、富山城）。这些山城均以花岗岩筑造城墙，城内一般包括由溪谷和平地，便于建造房屋和战争时期的水源稳定。较之高句丽、百济都城体系中山城与平地城之间的距离，这些山城距离盆地内的庆州城相对较远，但从大的范围内来考察，新罗庆州之都城体系，仍可看做是与高句丽之平壤城、百济之泗沘城相同的平地型城市与山城并举的都城体系。

1.4.3都城体制的圆熟（669—765）

公元669年，新罗联合唐军，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进入统一新罗时期。文武王十九年（679）以后，统一新罗与唐的关系趋于稳定，国内外战事基本结束，新罗统治者于是大举改造都城，国力的增强也使得大规模的建设工程成为可能。这一时期专门设立了名为“京城周作典”的机构来掌握庆州城筑造、建筑修建等全部事务，在文武王、神武王、敬德王的百余年间，庆州的建设持续进行，而唐长安都城形态对庆州的强烈影响，在这一时期全面地表现出来。

《三国史记》文武王二十一年（681）六月条记载，文武王欲建新都，曾征询高僧义湘的意见。义湘答曰：虽草野茅屋，若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听从了义湘的意见，于是建造新京之事作罢。同书神文王九年（689）秋八月条记载：王欲移都达句伐，未果。达句伐即为今日之大邱一带。这两次迁都之论出于什么目的、因何未果，记载没有说明。但从今日之观点推测，可能是庆州受地形和现有格局之限制，很难整治出类似于唐长安的规则形态，故生迁都之念，但终因工程过于浩大未能遂行。此非妄测，以下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端悅。

首先是王宫位置的移动。原来的王宫位于月城，居于城中偏南，为迎合唐长安的形态，在城市之北营建了新宫，并在宫正门向南修建朱雀大道，宫前有东西向大道与之正交。其次是以朱雀大道为中轴线，向两侧配置了规整的里坊。据推测新罗王京朱雀大路的宽为约120m，虽不及唐代的长安城，但与渤海王京和日本都城相比较，其规模仍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规划朱雀大路功能的特别重视。朱雀大路向南延伸，将原来的王宫——月城与新宫连接起来。再次是在城市东南角营建的雁鸭池，其位置和功能与长安之曲江池相类。再有，孝昭王四年（695），庆州设西市南市；在月城东北侧地势平坦之处，建成南北三里的四方形市场，皇龙寺略居正中。在其西南营造临海殿和雁鸭池，以与月城的王宫相连接，南侧则通过“孝不孝桥”与南川对岸相连。这一时期的街道体系，比较严格地按照了方格网体系来规划。

然而，对于此时庆州城的具体规划形态，由于遗址被现代城市叠压，考古资料严重不足，因此了解起来比较困难。不少学者如藤岛亥治郎、张顺镛、金秉模、尹武炳、闵德植等人均对其作出过各自的推测。虽无定论，但庆州城极力模仿长安城的规划形态，当是无疑义的。

1.4.4都城体制的完成（765—935）

经统一新罗初期百余年的大规模建设，庆州都城格局基本定型，发展成吸收了唐代都城体制和高句丽、百济山城配置方式的王都。此后的发展主要是在东南的内东面与西南侧的内南面一带以及北川以北地区进行。因受地形的限制，实在难以套用中国式的方格网体系，因此在这些地带的城市形态就相对自由，东西方向的道路完全根据河川走向或地势高低配置，只有南北向维持了少数的几条直线道路，在城市建设方面，并无多少可圈点之处。经过数次扩建，到新罗宪康王（875—885）时，庆州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东亚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三国史记·地理志》（卷三十四，地理一）载：“王都长边3075步（约3690m），短边3018步（约3621m），《三国遗事》记载，新罗全盛期的庆州共有178936户，55里，1360坊，35金人宅。韩国学者据此推测当时庆州城内入口约50万·60万。

1.5高丽开京与朝鲜汉城

统一新罗末年，国内割据势力蜂起，新罗王族弓裔建立“泰封国”，土豪甄萱建立“后百济国”，与新罗王室对峙，史称“后三国”时期。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杀弓裔自立，改国号为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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