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朝鲜半岛古代园林(1)

纵观朝鲜半岛历代造园活动的内容，总体上由两大类组成：一类是对早期中国池苑，特别是“一池三山”模式的模仿和微缩，这类园林广泛运用在历代王室宫苑、佛教寺刹甚至民宅之中；另一类是在统一新罗末期逐渐萌芽、在高丽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然山水园林。从其整体来看，朝鲜半岛的古代造园，无论是内容、规模还是技法均不甚发达，留存至今的古代园林遗迹也较少。关于其园林史的研究，主要依靠相关文献中零散和间接的记载，以及不算丰富的遗存，如平壤城的高句丽安鹤宫、统一新罗时期庆州的雁鸭池、高丽时期的一些寺刹园林和朝鲜时期的宫苑及住宅园林的少数现存实例。

朝鲜半岛上迄今有据可考的造园历史，是自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建立起国家政权以来。受到中国大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造园思想和手法的影响，这些政权先后营造了一些为王室服务的园林。这些造园活动虽然受中国的影响而发生，但囿于当时三国具体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条件，这些园林基本上是对中国早期皇家苑囿中“一池三山”池苑的简化和缩微。同时，朝鲜半岛在这一时期也对日本的造园进行了启蒙。而统一新罗时代的造园活动与三国时代具有类似的性格，即仍然拘泥于对中国早期池苑的模仿，而且园林的营造主要为王室服务。因王宫、城市规模的限制，其园林的形式和手法都比较单一，内容比较简单，规模也很小；唯在统一新罗后期，随着禅宗的兴盛和寺刹逐渐向山林中转移，出现了自然山水“园林”的萌芽。到了高丽时期，由于社会思想意识、社会组织构造、对中国关系的改变等原因，高丽时期除在王室园林中继续沿用一池三山的池苑模式外，又逐渐发展出更适合朝鲜半岛实际条件的“自然山水式”造园思想，而且造园活动也逐渐从王室扩散到贵族住宅领域。朝鲜时代与高丽时代相比，其造园思想和艺术并无多大发展，王室、贵族住宅园林继续沿用营造池苑的方法，而自然山水式园林因儒学者、士大夫的推动更为普及。总体而言，朝鲜半岛的园林基本特色是一种“无技巧的技巧”。

6.1高句丽的造园

高句丽政权在朝鲜半岛留下的园林遗迹今日已不多见，而且文献上几乎没有留下记录。有部分考古资料可资研究的仅为平壤安鹤宫内的园林，但是由于北朝鲜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不足，因此亦难作较详细的研究。安鹤宫的具体建造时间，虽不可细考，但可以确定大体建造于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大王时期，正是高句丽迁都平壤，国力强盛之时。这一时期高句丽在南北朝之间奉行平衡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南、北政权均有往来，而中国此时造园之风也颇为兴盛，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安鹤宫内池苑的建设受到了当时内地园林的影响。

安鹤宫平面为每边长约620m的平行四边形，北宫、中宫、南宫依次排列在一条主要的南北轴线上。北宫北部设有集中成片的园林，南宫西侧有庭园、西南侧有池。此外，各建筑群还有各自附带的小型庭院。

安鹤宫北宫北部的园林虽然规模远有不逮，但其布局与当时魏、晋及南朝宫殿北部华林园的设置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园中筑造有人工山体，残迹高约8m，东西长120m，南北宽70m，可见当年初建时还是具有一定的规模。从其配置的位置来看，这一园林与南朝建康的华林园更为类似，因为其已成为宫的一部分（在安鹤宫北门之内），而与魏晋作为内苑的华林园略有区别。

安鹤宫在南宫西侧亦配置有面积较大的园林，园内开凿有岸线为自然曲线的莲池，从遗址分析，莲池内设有3或者4座岛屿（有一处未得确认）。池旁筑有人工土山，根据朝鲜综合大学的发掘调查报告，土山上有亭子基础遗迹，而且园中还有观赏石（景石）出土。这样的园林构造手法与魏晋宫殿以景阳山、天渊池为主景的格局别无二致；同时，在池中筑岛的方式与秦汉时代在神仙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一池三山的造园手法也是一脉相承的。类似的手法在新罗庆州的临海殿池苑等中也曾出现过，都是对中国早期一池三山式苑囿的模仿，而且一直沿用到朝鲜时期。

6.2百济的造园

百济以温祚（公元前18年一公元28年在位）为始祖，至第13代国王近肖古王（346—374）时，百济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相结合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近肖古王向东晋派遣使臣，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试图与东晋、倭国联合起来对抗“前秦一高句丽一新罗”组成的三国联盟，而且此后一直与南朝的宋、齐、梁、陈以及倭国的诸政权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过程，当时中国的园林文化也逐渐在百济传播开来，并经由百济，对日本的园林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较于对高句丽造园在文献记载中的稀少，《三国史记》中关于百济造园活动的记载则相对丰富一些。关于百济造园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三国史记》辰斯王七年（391）春正月条。该条云：“春，起临流阁于宫东。高五丈，又穿池养奇禽”，这是最早的关于百济池、苑的记录。文周王元年（475），因为受到高句丽的军事威胁，百济放弃了当时的都城南汉山城迁都熊津，第24代国王东城王二十二年（500）春，同样在熊津王宫东侧建设了高5丈的临流阁并营造池苑，同样配以珍禽异草等。韩国公州师范大学博物馆曾对公山城（即熊津）内的莲池进行过发掘调查。其结果表明，莲池平面呈长方形，长21m、宽15.3m、深约7m，池岸用整齐的石块砌筑，采用倒叠涩的砌筑方法，与当时石塔的建造手法类似。这些发掘调查的结果印证了《三国史记》等有关文献的记载。

朝鲜半岛惯用的长方形莲池很值得注意，这是对中国早期方池的持续沿用。熊津公山城内的莲池、泗沘宫南池均为方池，而且忠清南道大学发掘调查了扶余（即百济之泗沘）定林寺遗址的南门望海楼遗址，其附近发现两个方池，东池为11m×15.5m，西池为11m×12m，池深约60cm。从这些发掘结果来看，百济时代方池比较流行（高句丽安鹤宫东南角亦有方池的痕迹）。虽然朝鲜半岛的园林以自然式山水园林为主流，但是人工开凿之池，却大部分为方池，而且一直沿用到朝鲜时期。

圣王十九年（538），受到高句丽压迫的百济再次迁都泗沘。百济采取了强化与南朝的政治关系、与新罗和亲、结交倭国等措施，并积极地吸收南朝的文化养分，国家得以中兴。南朝梁的佛经、工匠、画师等应邀来到百济，大大促进了百济的文化发展，阴阳五行学说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百济，佛教也在此期间经百济开始传入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百济在泗沘营造了大规模的王宫。泗沘的用地条件远优于熊津，而且大量引入了南朝的文化艺术和建造技艺，因此泗沘王宫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造园方面，仍然止步于对池苑的营造。百济在泗沘营造的规模较大的园林当是宫南池。《东国通鉴》卷六，武王三十九年（638）条记载：“王与嫔御泛舟大池”。大池可能就是宫南池，而且既然能泛舟，应该有一定规模。又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武王三十五年（634）“春三月，穿池于宫南，引水二十余里。四岸植以杨柳，水中筑岛屿，拟方丈仙山”，对比中国的文献，如《三秦记·蓬莱山》载：“春，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长二百尺。”即可看出中国的神仙思想以及造园技法对百济造园的影响。最近的考古调查已经确定了宫南池的位置，调查结果还显示，宫南池的平面接近于不规则多边形，也就是说，池岸并非自然曲线。

百济第31代国王义慈王（641—660）时，宫室园林的建筑进入又一个高潮。《三国史记》和《东国通鉴》均记载，武王三十七年（636）秋8月在望海楼大宴群臣，义慈王十五年（655）春2月在王宫之南建造了望海亭。韩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二者的共通之点是性质为离宫别苑，而且都是位于民怨沸腾，百济旋即在660年为新罗和唐朝的联军所池畔的建筑。大量的营建工程造成国力衰弱，灭。

百济的造园活动对日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百济向日本的移民传入了人工灌溉等技术，造园技法也得以输入。《日本书纪》卷第十，誉田天皇、应神天皇（270—310）七年条记载：“七年秋九月，时命武内宿弥，领诸韩人等作池。因以名池号韩人池。”而《古事记》中卷，应神天皇条亦云：“亦新罗人参渡来，是以建内宿弥命引率，为役之堤池而作百济池。”无论其中提到的百济人、新罗人是泛指还是实说，池名是韩人池还是百济池，朝鲜半岛的造园艺术和技法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当无疑义。考古学上的证明如日本群马县的三涉寺遗址中发掘出的6世纪古坟时代的壕沟遗迹，其筑石技法等和百济同时代的遗址几乎相同。《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二十年（612）记载：“是岁自百济国有化来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癫者乎，恶其异于人，欲弃之海中屿。然其人曰，若恶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马，不可蓄于国中。亦臣有小才，能构上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则为国有利，何空之弃海屿耶？于是，听其辞以不弃，仍令构须弥山形及吴桥于南庭。时人号其人曰路子工，亦名芝蓍摩吕。”其中一些具体的记载，如路子工在南庭作吴桥和须弥山庭院，这是日本造园活动较早见于文献的记录。同书推古天皇三十六年（628）记载，当时的大臣之一苏我马子死亡，在其生前“家于飞鸟河之傍，乃中庭开小池，仍兴小屿于池中，故时人曰‘屿大臣’”。因造园林而得外号，可见当时在日本园林营造仍是新鲜事物，颇为引人注目。而且，池中设岛，明显是通过百济受到了中国古代池苑的影响。奈良时代，百济王的后裔行基（668—749）在日本专门从事土木工程，并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是日本最初的一代大僧正（745年就职），并向日本皇室传授了菩萨戒。但他对日本的影响远不止此，他与他的弟子在日本各地修理道路、兴建水利设施等，并建立了众多的寺院和园林，将百济从中国吸收的文化传播到曰本。

6.3新罗的造园

新罗在分布于庆州地区的六个原始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4世纪中叶消灭了周围的若干个小国成立政权，建国号新罗。新罗虽然力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文化交流，但因地理阻隔，再加上受到百济和高句丽的百般阻挠，因此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迟。但是，新罗最终打开了与中国交流的通道，国势和文化发展反而体现出“后发优势”，最终在唐朝的帮助下发展成文化比较发达的统一新罗，而高句丽和百济则先后灭亡。新罗的造园文化虽然比高句丽和百济的发展要迟，但是后来居上，尤其是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园林的种类相对来说比较多样，除王室池苑外，也出现了寺刹园林，贵族住宅园林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且留存至今的遗迹相对比较丰富，例如王京庆州一带的临海殿的池苑、鲍石亭的曲水流觞等王室园林、佛国寺等佛教园林遗迹，成为研究古代朝鲜半岛造园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6.3.1王室园林

新罗筑造池苑，最早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三国史记》卷第二，新罗本纪第二，沾解尼师今条有记载云：“七年（254）夏四月，龙见宫东池。”该条似可说明，在沾解尼师今（247—261年在位）之前，宫中已经有池，但究竟是天然之池还是人工池苑，则难明了。讫解尼师今“二十一年（330）始开碧骨池，岸长一千八百步”，这已是人工造池的明证。讷祗麻立干“十三年（431），新筑矢堤岸，长二千一百七十步”，但不知碧骨池、矢堤岸具体所指，也许是雁鸭池的前身。此后新罗的造园长时间未见于文献记录，直到文武王时。文武王“十四年（676）……二月，宫内穿池造山，种花草，养珍禽奇兽”，记载内容与百济王室的造园如出一辙。孝昭王“六年（699）九月，宴群臣于临海殿”，可见彼时临海殿已造成。景德王“十九年（762）二月，宫中穿大池，又于宫南蚊川之上起月净、春阳二桥”。此后《三国史记》关于新罗造园的记录，仅见数次重修和宴饮于临海殿。除了文献上的记载外，新罗和统一新罗时期还留下了数处保留较好的园林遗迹可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雁鸭池（临海殿）、鲍石亭的曲水流觞等。

6.3.1.1雁鸭池

雁鸭池位于新罗王京庆州的月城之东北、皇龙寺之西南。高丽末期金桑村所著《东京杂记》中有记载云：“雁鸭池，在天柱寺北。文武王于宫内为池，积石为山，象巫山十二峰。种花养珍禽，其西有临海殿，不知创于何时。而哀庄王五年甲申重修，基础犹在田亩间。”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卢思慎所著《东国舆地览胜》卷二十一等。

对于雁鸭池之名始于何时，韩国学者并无定论，也有雁鸭池原名月池等论点。但雁鸭池之名在新罗文献中并无出现，可见乃后世所取。由于雁鸭池畔建有称为“临海殿”的建筑群，因此后世学者在研究中常将雁鸭池、临海殿并提或以临海殿指代这一处园林。近年来雁鸭池遗址中发掘出刻有“仪凤四年”字样的瓦片，而“仪凤”是唐高宗的年号，仪凤四年即公元679年。对比《三国史记》的记载，可以推知临海殿的创建当在文武王“重修宫阙”之前。

雁鸭池最初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日本人原凞的《朝鲜新罗临海殿庭园》较为重要。此人在1920至1925年间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其调查报告，整个雁鸭池及临海殿遗址总面积约为39000m，其中水面面积约17000m，池中有大、中、小三岛，岛上均有假山石，尺寸多在1m高、50cm宽左右。大岛（在南）面积约990m，中岛（在北）约660m，小岛（位于中央）面积约66m2，仍然不离“一池三山”的传统。与百济常见的方池不同，雁鸭池湖岸线的处理，西面为直线，东面为自然曲线，形成一种相互对比的效果。东岸建有象征巫山十二峰的山峰，通过垒筑自然石块以象征绝壁，反映出中国园林的内涵对新罗造园的影响。

雁鸭池设有发达的注水系统和排水系统，还设有缓冲水槽等，表现出较科学的处理技巧。引水自东边流入，经过弯曲的花叶形状水槽，滤掉砂土后，汇流到小的池里，再经过两侧的瀑布流入池中。在湖岸线北侧端头2.1m高的石头上凿出9个排水口，以调节水位。

从《三国史记》中关于临海殿的记录来看，其主要功能是宴会和游乐，带有离宫苑囿的性质。国王和群臣会聚于临海殿中，其对景是自然形态的湖岸和池中三岛。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关在池中游船的文字记录，但是在池的东北部发现了石砌的台阶以及两艘船的残骸，推测可能当时还建有码头并进行过游船活动。但由于池的规模较小，纵有游船，也不过是象征性的玩具。园内的植物，根据有关学者花粉学等的研究表明，曾植有柳、松等。

6.3.1.2鲍石亭曲水流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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