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佛教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4)

朝鲜自太宗起实行的崇儒斥佛、压制佛教的宗教政策，其要点可大致概括如下：缩减宗派，削减寺院和僧侣数量；减少寺刹占有的土地和奴婢，将土地收归国有，充作军资，并将奴婢分给官司；取消王师、国师制，严格度牒，禁止陵寺制。1402年，太宗敕令，除特别指定的70个寺院外，全国诸寺田土租税永属军资，而奴婢则分属诸司。遭此打击，僧侣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佛教在各方面均遭围困，不断衰萎。太宗五年（1405），议政府甚至上书，要求开城和汉城的各宗只能保留一个寺院，各地牧和府只留一个禅宗寺刹和一个教宗寺刹，当然如此极端的措施未得实行。《李朝实录》载：“（太宗）六年（1406），因议政府之启请，限制寺刹，定曹溪宗、总持宗各七十寺，天台疏字宗、法事宗各四十三寺，华严宗、道门宗各四十三寺，慈恩宗三十六寺，中道宗、神印宗各三十寺，南山宗、始兴宗各十寺。”全国共留寺院242座，定额寺刹之外的寺院自然成为废寺。太宗又将11个宗团缩减为7个宗派。在上述太宗六年三月议政府启请书中，可以见到曹溪宗、总持宗、天台疏字宗、天台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神印宗、南山宗、始兴宗等11宗的宗名；但是在翌年（太宗七年）十二月议政府启请书中，只提到曹溪宗、天台宗、华严宗、慈恩宗、中神宗、擒南宗、始兴宗等7宗，其余各宗已然消失。

继太宗之后的世宗（1419—1450在位），沿袭太宗崇儒排佛政策，认为“佛氏之道，无益于祸福”。世宗元年（1419），有朝鲜僧侣赴中国，向明帝控告国内残酷迫害佛教，要求救援。由于这一事件，世宗暂缓排佛政策，但是仍然废除了作为恒仪每年例行的都城内经行。世宗六年（1425），又将曹溪宗、天台宗、擒南宗合并为禅宗一宗，将华严宗、慈恩宗、中神宗、始兴宗合并成教宗一宗，从而使当时的佛教7宗改为禅宗和教宗两个宗派，并限定其寺刹、田土和僧侣的数量。全国只留寺36处，限定其中禅宗寺刹18所、教宗寺刹18所。同时，废除了当时尚存的僧录司，将汉城内的兴天寺作为禅宗的都会所（总本寺），把兴德寺作为教宗的都会所（总本山），请年长、德高的僧侣分别掌管两宗的诸般事务。

如果说太宗、世宗时期是李朝排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经过世祖的短暂兴佛之后，李朝佛教又遭遇了自成宗至明宗将近一百年的第二个排佛高潮。世祖之后的睿宗制定的《经国大典》规定：“为僧者，三朔内，告禅宗或教宗，试诵经，报本曹启闻，收丁钱（正布三十匹），给度牒。”对于那些“过三朔者，族亲邻近告官还俗。当差知而不告者，并罪”。此外，还规定不准新创寺社。成宗（1470—1494）执政期间将振兴文教当做治国之要道，二年六月，下令禁止都城中念佛。由于成宗“严度僧之禁”，致使“中外寺刹皆空”。成宗六年（1475），下令撤毁城内外尼寺23所。成宗十九年前后，排佛运动已由经济层面深入到政治思想层面。成宗二十四年，《经国大典续录》，明确规定“勿许度僧，违者囚一族”。第十一代国王燕山君（1495—1505）对于排佛也不遗余力。中宗（1506—1544）即位后，废僧科。同王十一年，下令永罢忌辰斋，以便“深黜异教，俗渐归正”。中宗时期的排佛，则更多地表现为儒佛之间的斗争。明宗（1546—1566）时，因王后崇佛，短暂恢复两宗禅科。明宗二十一年（1566），禅、教两宗和僧科终于被废除，度僧法也被禁止了。这样，僧侣的社会地位再次降低，并由于使役和贱待，其素质亦急剧下降。结果，佛教基本上遁入深山，成为所谓的“山僧佛教”。

山僧佛教时期，由于国家取缔了佛教两宗和僧科，僧侣可以修行和居住的地方只有深山野外。国家政权主导和推动的排佛抑僧运动将僧团推入困境，而且因忌惮僧团势力，朝廷极力打散和削弱各宗各派。僧家主流不得已转入山中，山中的僧侣，不复有明确的法统，既非禅宗、教宗，也非净土宗、戒律宗，又非显教、密教，而是没有宗团的山僧散众。在寺刹建筑方面，没有新的寺刹形式的发展和探索，只是勉力维持了高丽时期山林佛寺的传统，寺院的规模大减，而且因寺庙宗脉已断，因此寺刹的布局配置与教义关系不大，其寺刹配置形态，基本是在高丽时期吸收的中国山林佛寺的基础上，根据财力和地形的实际而形成。韩国学者根据现存寺刹状况，以当代建筑学的观点对其分析，提出了所谓“山地中庭型”“无塔单一领域型”“多佛殿型”等诸多分类，聊为一说。

佛教对东亚诸国建筑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建筑文化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一则借助佛教之传播，中国的文化、制度、技术等随之导入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促成了这些国家封建王权的整顿和完善，此点对日本尤为重要，因与中国海洋相隔，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相继建立起封建国家体制之时，倭国尚处在部落联盟国家形态；而以佛教为载体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传入，方给其统治结构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推动其成为律令制国家；二则以佛教为载体，中国建筑文化的各方面，包括建筑思想、形式、技术大规模地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促成了它们建筑文化的一次又一次变化；三则佛教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生根、发展起来以后，千余年间均为社会主导性的思想意识、建筑活动之主要内容。为数众多、规模巨大的寺刹建设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进步，使得寺刹建筑成为其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日东亚建筑史研究之对象，佛教寺刹仍为主要部分。

佛教是文化交流的动机之一。在原始的、无意识的文化交流（如亚洲大陆原始人类的迁移）时期结束后，朝鲜半岛与大陆的文化往来，进入了主动吸收先进文化的时期。各国间的往来，除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之外，对佛教教义的追求，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动机之一。如玄奘之去天竺，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的僧人，为求佛法真义，纷纷前来中国，然后又返归本国，带回去的除了佛教思想、典籍，还有建筑形式和技术。因之，以佛教的学习和传播为动机，促进了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佛教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佛教传入之前，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重在引进先进的器物，例如早期大多局限于农具、武器、工艺品等有形器物；而且先进的文化之影响，多局限于统治阶层，一般民众仍然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整个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够全面吸纳中国文化的阶段。这种状况，直到佛教大规模传入之后，方得改变。

佛教寺刹建造的大量需求，是建筑技术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如中国南北朝时期寺塔的建设，对木结构技术，以及对古代大型建筑由土木混合结构向木框架结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朝鲜半岛建筑而言，佛教的传入对建筑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成为建筑的载体，佛教迅速地传播大大促进了建筑的发展进程。因为佛教从中国传来，佛教寺院也自然地采用了中国的建筑样式。通过佛教寺院的大量建设，逐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建筑体系。同时，“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筑摆脱了原始的固有性，获得了世界通用的普遍性”。而朝鲜半岛现存之“文化财”，绝大部分与佛教相关，如佛殿、石塔、石灯、园林、造像、绘画等，而今日留存之建筑，除却少量宫殿、书院等建筑外，精华均集中在佛教寺刹中。

佛教僧侣是推动建筑文化发展的重要群体。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作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群体，僧侣们对建筑活动和建筑艺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对古代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而言，僧侣在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僧侣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担当者；

2.僧侣对本国的统治阶层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3.僧侣本身进行了积极的建筑实践活动。

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在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是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体。就算因政治原因导致官方往来陷于停顿的时期，渡海来华的两国求学僧仍然络绎不绝。这些僧侣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不仅仅研习佛法，也广泛地学习或者了解了中国的儒学、绘画、建筑、园林、医学、天文、音乐、生活习俗等，而且回国后因其学识和影响力往往能够在政权中担负重要责任，对其本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他们的建筑活动，也影响了其本国建筑文化的发展。

纵观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史，高句丽、百济、新罗（统一新罗）、高丽均对佛教相当重视，中国北方早期的堂塔并立式寺刹因为伴随着佛教而传入朝鲜半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国家威权的表征之一而得到长期的沿用。王室佛教时期自不待言，甚至到朝鲜王朝最初的几年，仍然建造有堂塔式寺刹，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因教义的不同而影响到堂、塔的关系及塔的规模。自统一新罗中后期始，随着佛教进入禅教并立时期，佛教除继续与国家政权保持联系外，也出现了向山林发展的分流，源自中国南方的山林佛寺逐渐在朝鲜半岛普及。而进入朝鲜时期，朝鲜半岛佛教一方面因失去思想的发展而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因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而走向腐败和衰落。在国家政权的排斥之下，佛教终于彻底演变为民间信仰，成为“山僧佛教”，山僧佛教时期的寺刹，不再有官方的支持，因此进展微小，多因循统一新罗、高丽奠定的基础，鲜见富于活力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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