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佛教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发展的影响(1)

佛教曾对中国建筑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中国建筑文化圈共同的文化基础，尚包括儒学、道教、风水学说等，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对东亚建筑发展史之影响，并不如佛教来得重要。儒家思想虽然体系完备、道家精神颇具宗教情操，但毕竟不能在各地均成普遍之信仰。虽然儒学曾对朝鲜半岛上朝鲜时代的建筑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只是朝鲜半岛这一特定地点、朝鲜时期这一特定时间的历史机缘使然，而且儒家建筑并非朝鲜半岛建筑遗产中比例最大的组成部分。日本建筑受儒学之影响则相对更弱，儒学对其的影响不如在朝鲜半岛上表现得那么明显。而佛教既是信仰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真正把中国文化根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将其建筑纳入了中国建筑文化体系的，正是佛教。

关于佛教之于中国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影响，著述颇丰，不及赘述；而对于朝鲜半岛建筑史上佛教所起作用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对朝鲜半岛建筑史之研究，早年间虽由日本人如关野贞、伊东忠太等发动，但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史之全面研究，要迟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之后。数十年间，成果主要集中在遗物调查实测、资料积累的工作；对其发展历程和特色的分析解读，尤其是将其纳入东亚和世界的视野进行考察，不过近十年之事，此其一。其二，对朝鲜半岛佛教史之研究，亦由文化学者、宗教研究者于晚近开始，而且多集中在对教义、流派、僧侣等宗教史层面的研究，将其与建筑文化发展相联系起来的论述，为数寥寥；其三，纵有宗教史与建筑史关联起来探讨之著述，亦为研究特定之局部，如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特定层面，而全局的、通史性的观察，至今鲜见。其四，朝鲜半岛早期寺刹建筑，多因后世改建、战祸兵灾、多次的灭佛运动而毁坏殆尽，留存至今的寺刹绝大部分为朝鲜时期所建，而高句丽、百济、新罗及统一新罗、高丽寺刹之遗址，多为零星散布，难以连缀成篇、勾勒出朝鲜半岛佛教建筑清晰而完整的发展史。鉴于以上，本章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朝鲜半岛佛教传播发展给予其建筑文化的影响，作一尝试性探讨。

3.1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新分期

大约在公元4世纪中叶，佛教由中国内地传入高句丽，不久又波及新罗、百济，再经统一新罗、高丽时期的弘扬及朝鲜时期的演变，佛教已成为朝鲜半岛传统宗教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朝鲜半岛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佛教建筑也成为朝鲜半岛建筑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且留下了最为丰富的遗存。

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而对于佛教在朝鲜半岛发展史之分期，因著述者所在的研究领域、出发点、分析角度的不同，各有见解和体系。然而从建筑史的角度来看，若要考察佛教发展对建筑文化进程的影响，单纯沿用宗教史、文化史方面的分期，则较难准确地反映朝鲜半岛佛教演化与佛教建筑发展之联系。因为佛教属上层意识形态的范畴，虽对寺刹布局、建筑形制、装饰内容等均施加着相当的影响，但不同宗派之间的教义差别，不一定都能在寺刹建筑的物质层面上得到直观的体现。

若从宗教对建筑史的影响来考虑，那么东方的情况区别于西方之重要特点，乃是宗教的力量基本上都处于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中。中国的皇权始终高于神权，这种特色亦为朝鲜半岛、日本所继承，成为中国建筑文化圈的共通特点之一。东亚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始终在皇权或王权的控制中，并成为强化其统治的工具，甚至儒学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便具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成为国际国内政治联系或斗争的工具。

佛教是在政治问题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传到朝鲜半岛的。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乃至高丽政权确立的过程中，佛教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而中国自汉以降，就以儒学治国，外来的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远不如朝鲜半岛这样关键。自传入之日起，朝鲜半岛的佛教就与国家政治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荣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倚重于佛教。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佛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标尺，将朝鲜半岛佛教及寺刹建筑的发展时期，大致分为三个：王室佛教时期、禅教并立时期、山僧佛教时期。

1.王室佛教时期。

大约自佛教初传朝鲜半岛到统一新罗前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在于：佛教主要是作为王室的政治工具而非普遍的大众信仰，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普及并非引入和发展佛教的主要目的。无论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的寺刹布局总体上是对其源头一一中国堂塔式寺刹的亦步亦趋，基本上选址于王都附近的平地，以佛塔为中心建寺，周围设回廊形成回廊院，以严整的秩序为特色；寺刹的核心空间由塔、金堂、讲堂构成。因佛教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曾建设了多座规模宏大的平地型伽蓝。

2.禅教并立时期。

大约自统一新罗后期到高丽末期。这一时期王室虽仍为佛教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民间佛教也逐渐发展起来。佛教自王室向社会普及，对中国的民间佛教交流也日益增多，输入了诸多宗派教义（教宗）并加以衍生和发挥，禅宗也传入朝鲜半岛并迅速发展起来，是朝鲜半岛佛教真正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也是黄金时期。寺刹建筑中的表现则为与王室密切相关的中国堂塔式寺刹继续得以建造；而且受唐文化的影响，双塔式伽蓝成为主流；而“教外别传”的禅宗之勃兴，则促成了寺刹向山地转移，中国南方山林佛寺的影响在朝鲜半岛日益加强，直接导致了朝鲜山林佛寺的出现与发展。

3.山僧佛教时期。

大约与朝鲜时代同时。朝鲜王朝以儒立国、以儒治国，因此对佛教进行过多次严厉打击，佛教与国家权力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宗教活动和寺刹建设多在山林中展开，寺院经济能力大不如前，寺刹规模缩小，而且多沿袭此前成形的布局形态，总体而言寺刹的建设规模大为缩减，鲜有建树。

上述佛教发展阶段的划分，只是本书暂定的提法，值得细化和深入之处颇多。然就大体而言，朝鲜半岛佛教的发展轨迹和对寺刹建筑的影响，基本不出其概括。这三个阶段佛教和佛教寺刹的布局特点，兹略述如下。

3.2王室佛教时期（4世纪一7世纪前期）

佛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最初阶段，高句丽、百济、新罗之所以引入佛教，并非注重于其学说、教义，而是出于国际国内政治之需要，方才初步展开了佛教的吸收和传播，并由此强化了与大陆诸朝的关系。佛教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各势力间关系的调节，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佛教初传朝鲜半岛之时，政治需要是其主要动机，此点可从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得见一斑。高句丽的佛教来自北朝，是当时的高句丽政权与北朝和好政策的“成果”之一；而百济的佛教受容自东晋，是南方系统的佛教，则是因为百济与高句丽长期处在敌对状态，而前秦又堪称高句丽的“盟友”，百济自然不会与前秦有所来往。另一方面，较之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东晋被“海东诸夷”认为是中国文化正统的所在。为求政治平衡，百济与较之前秦更为“正统”的东晋结盟，借东晋以自重，来对抗高句丽的压迫。自公元4世纪60年代以来，百济与东晋往来曰渐频繁，则佛教于公元384年由东晋传入诚为自然之事。新罗佛教是自高句丽传入的，因为三国之中，新罗立国最晚，经济文化长期落后，而且与中国交流困难，不得不依附于高句丽的庇护。两国的良好关系持续了数十年，佛教或即在这期间传入新罗。后来，由于高句丽采取“北和南进”的方针，持续向南扩张，新罗被迫转而与百济结成联盟，共御高句丽。源自高句丽的佛教因此停滞，并受到新罗王室的猜忌和压制，直到法兴王时代才有所改观。这些事实均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在最初是出自强烈的政治动机，并且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而导入的。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诸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佛教外交”，而且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和社会各阶层一般将佛教作为“现世佑庇镇护”与“祈福消灾”等功利目的进行利用，佛教还只是用来祈福、净化国民心灵的所谓“道德佛教”。例如，在百济迁都熊津以后，因战乱频繁、生活动荡，弥勒信仰逐渐以熊津为中心发展起来，并影响到高句丽、新罗的佛教，三国的统治者们都通过以追求来世幸福为基本思想的弥勒信仰来强化政治上的统治·。因此，王室佛教时期，佛教的传播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政治活动，主要依赖王室的推动，传播范围也局限于王室、贵族这样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王室佛教时期。其时佛教教义、学理研究与普及的水平相对后世较低，是不难想见的。

在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的专制王权确立的过程中，佛教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而中国自汉以降，就确立了儒学作为治国基本理念的地位，因此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远不如朝鲜半岛这样关键。这种特点在建筑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朝鲜半岛的王都之中，由寺刹占据中心地位，如平壤、开京、庆州等的情况。而且对这些与王室有关的寺刹，均倾国之力以建，使用最标准的中国寺刹形制、最高超的技术和最优秀的匠人。由国家政权在国都广建“愿刹”，是包括三国、统一新罗、高丽前期在内的王室佛教时期的寺刹建设的特点之一。

3.2.1王室佛教时期的高句丽寺刹

韩、日学者公认，佛教最初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和地点，是三国鼎立时代的高句丽。高句丽佛教传自前秦，而前秦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由“胡人”建立的政权。在正统的儒家学说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背景下，佛教为他们入主中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依据。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符坚把佛教当做外交内容之一而“发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将使者和浮屠（僧人）一同派遣，表明了当时的前秦对佛教输出的重视。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其他国家一旦接受了来自前秦的佛教，那么不仅文化上可以进一步被同化，还有可能将佛教输出国奉为正朔。另一方面，输入国接受了佛教之后，同宗主国的关系将会加深，从而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高句丽出于政治需要，前秦使者和浮屠顺道到达后，高句丽君臣即“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敬信”。以佛教为媒介，高句丽与前秦巩固了和平关系，继而与北魏交好，从而缓解了与大陆北方王朝的冲高句丽诸王多信佛法，国中愿刹广建，例如十九代广开土王、二十一代文咨王建有平壤九寺。然而高句丽国内城时期的佛寺，仅有文献提及，遗址尚未发现；平壤时期佛寺则留有数处遗迹，均集中在今日平壤一带，如金刚寺址、定陵寺遗址、上五里寺址、土城里寺址、永明寺址、中兴寺址、乐寺遗址、平川里寺址等。这些寺刹遗址中除上五里寺址的配置状态尚不清楚以外，其他的遗址中心部位的建筑布局已基本确定，共通的布局特点是采用“一塔三金堂”式，几乎完全是当时北朝寺刹的翻版。

3.2.2王室佛教时期的百济寺刹

佛教传入百济的时间，《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等文献的记载基本相同。《三国遗事》在“难陀辟济”条中记载：“枕流王即位甲申（384），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至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而言，高句丽传承的是中国北方佛教，而百济接受的则是中国南方系统的佛教，而且与印度僧人直接相关，这对百济的寺刹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济同东晋的政治与经贸关系均非常密切，而东晋崇佛，虽偏安江南，盛时也建有佛寺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因此在两国关系密切之际，佛法自东晋传入则是自然之事。另一方面，百济与高句丽长期敌对，前秦与南朝对峙，因此高句丽的佛法传承自前秦，百济得自东晋，亦是历史之安排。虽然最初的传法活动并非如前秦之于高句丽那样由政府主导，但胡僧摩罗难陀因自东晋而来，所以被赋予了相当的政治涵义，因此摩罗难陀马上被“迎置宫中礼敬”，第二年又“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供其居住。此后，百济与南朝的佛法交流频繁，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使得百济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至梁时，百济已然佛法殷盛，“僧尼寺塔甚多”（《周书》卷四十九）。百济佛教界中名僧辈出，有的甚至足迹远涉天竺。如圣王四年（526），沙门谦益自印度求法回国，圣王安之于兴轮寺，成为百济律宗之祖。百济佛教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昙慧、道深、观勒、道藏和法明等许多百济僧侣均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到了威德王时（554—597），因急于拉拢日本抗衡高句丽与新罗，百济佛教向日本的输出尤为积极，将佛像、经卷、经师、律师、禅师以及造佛工、造寺工等，相继赠与日本，如现存的奈良法隆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造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百济佛教的发展与高句丽类似，主要由王室主导和推进，不脱“王室佛教”的基本特点。

王室佛教时期百济寺刹发展的特点，是其布局形态随都城的迁移而变化，而都城的迁移与政治形势直接相关，因此百济寺刹的发展，直接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佛教传入百济初期，在汉山城创建的寺院遗迹全无，形态未知，但推测其规模不会很大。百济有寺刹遗址可考的是迁都熊津之后所建造者，但均是局部的残迹，文献记录表明熊津附近曾建有大通寺、水源寺、西穴寺、东穴寺、南穴寺、舟尾寺等寺刹，而且除大通寺外，其余均为山林佛寺，这与百济佛教的源头一一东晋时期南方山林佛寺比较盛行是一致的。此外，熊津时代的寺院多带有石窟，并以佛窟为中心——而这可能与百济的佛教是由印度僧人传法，而且百济僧到印度者较多有关。

百济迁都泗沘（538）之后，寺刹布局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目前已经发掘调查的泗沘时期的寺刹遗址表明，泗沘时期百济的伽蓝配置除主流的一塔一金堂形式以外，也曾釆用过多金堂的例子，例如军守里寺址就是一塔三金堂形式。这些寺院遗址的共同点是南北方向的主要轴线非常明确、严格，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配置寺门、塔、金堂、讲堂，用回廊将山门及寺院包围起来形成院落。代表性的遗存如定林寺寺址、军守里寺址、东南里寺址、弥勒寺址、陵山里寺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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