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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装傻NO1.大智若愚,扮猪吃虎(2)

小说: 有一种境界叫糊涂      作者:靳会永

晋代人裴遐在东平将军周馥的家里作客。周馥作主人,裴遐和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劝酒,裴遐正玩在兴头上,所以,递过来的酒没有及时喝。司马很生气,以为轻慢了他,就顺手拖了裴遐一下,结果把裴遐拖倒在地。在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这种难堪是难以忍受的。谁知裴遐慢慢爬起来,坐到座位上,举止不变,表情安详,若无其事地继续下棋。王衍后来问裴遐,当时为什么表情没有什么改变。裴遐回答说:“仅仅是因为我当时很糊涂。”

另一个晋代人谢万,字万石,是谢安的弟弟。曾经和蔡系争一个座位,蔡系把谢万从位子上推了下去,把帽子和头巾都弄得快要掉了。谢万慢慢站起来,拍拍衣服,边坐回座位上,边说:“你差点儿弄伤我的脸。”蔡系说:“本来就没有考虑到你的脸。”后来两人都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们。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忍让的故事,受侮受损的一方都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损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都表现出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的美德和风度。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反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也使伤人者感到无地自容。

大智若愚,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可理解为小事傻,大事明。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傻,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装傻。该装傻的时候,就不要顾忌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学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一定要装傻;而该聪明、清醒的时候,则一定要聪明。由聪明而转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幸福、快乐、成功的人生。

五、抛弃一颗执着心

执着与糊涂正好背道而驰。禅,尤其禁止执着心。

有一则佚事,即在告诫人们执着心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那是马祖和尚和南岳和尚正在修行时所发生的事情。一天,南岳和尚来拜访马祖和尚说:

“马祖,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每天都在坐禅。”

“哦,原来如此,你坐禅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为了成佛呀!”

坐禅是为了观照真正的自我,而悟道成佛,这是一般人对坐禅的认识,马祖也这么认为。

可是,南岳和尚一听到马祖的话,竟然拿来一枚瓦片,默默地磨了起来,觉得不可思议的马祖便开口问:

“你究竟想干什么啊!”

南岳平静地回答:“你没有看到我在磨瓦吗?”

“你磨瓦做什么?”

“做镜子。”

“大师,瓦片是没法磨成镜子的。”

“马祖啊,坐禅也不能成佛的。”

南岳和尚用瓦片不能磨成镜子的道理来告诉马祖,坐禅也不能成佛的原因,这个对话的内容看似骗小孩子,有点滑稽,实际上意义非常深远。

如前所述,一般人都认为坐禅是悟道成佛的唯一方法。因此在修行时,非常重视坐禅,主张彻底地去做;不过,南岳看到马祖天天坐禅的生活,却予以否定的评价。

为什么呢?

南岳言外之意目的是想告诉马祖,他过分执着坐禅的形式和手段。虽然坐禅很有意义,可是如果被坐禅束缚,心的自由就会受到制约、控制,也就无法悟道成佛了。因此,坐禅的方法虽然是禅最重视的,一旦过分执着其中,反而需要予以否定了。

如此这般,以禅的立场来看,执着必须全被否定,否则一旦陷入执着,就什么东西得不到了。

换言之,人们常常执着一些东西来过日子,可是一旦持有执著的心情,就无法真正自由地生活,也无法用禅性的想法来谋求自我实现。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出自《三国演义》。讽喻那些设计整人整不到,反而贴了老本的人。

周瑜是庐江舒城人,与孙权的哥哥孙策同年,交情甚密,结为昆仲。周瑜人生得靓,资质风流,仪容秀丽,才学也无人能比。在曹操屯兵百万虎视长江沿岸的形势下,东吴议降者甚众,军心涣散,如果不是周瑜,东吴早归属曹操了。

却说赤壁之战后,刘备没了甘夫人,周瑜知道了这个消息,心生一计,要孙权的妹妹嫁与刘备,让刘备来入赘,然后把刘备幽囚在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等讨得荆州,再对付刘备。于是,孙权派吕范为媒人,往荆州说合。不想诸葛亮听到消息,猜定是周瑜的计谋,遂让刘备应允。并让赵子龙保护刘备,临行前授与三个锦囊,内藏三条妙计。东吴那边,孙权之母听得消息,见了刘备一表人才,即真心实意要把女儿许配与他。周瑜和孙权不想此事弄假成真,又不敢公开囚禁和杀害刘备。刘备劝说娘子去荆州,娘子应允,于是二人商定去江边祭祖,乘机逃离东吴。周瑜派兵追赶,却被娘子挡了回去。正当周瑜准备孤注一掷时,却见诸葛亮早在岸边等候,刘备等已登了船,往荆州而去。岸上乱箭射来,却是去的远了。刘备的兵望着急急追来的吴兵,大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自持胜券在握,不想却遇到了诸葛亮。这“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正是周瑜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俗语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也正是说明耍小聪明不但得不到最终结果,还要做赔本生意,落人耻笑。

《红楼梦》中的王熙风也算是文学作品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风姐在贾府算是一个巾帼英雄了,她想尽多种办法,使用种种计谋,想使贾府振兴起来,或者至少维持着大家的局面。然而她的努力,她的鞠躬尽瘁,却换来贾府上下的不满,最终还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应了书中对她的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其实,聪明是一笔财富,关键在于怎么使用:财富可以使人过得很好,也可能使人毁掉。真正聪明的人会使用自己的聪明,那主要是深藏不露,或者不到刀刃上,不到火候时不要轻易使用,一定要貌似浑厚、装傻充楞,让人家不眼红你。耍小聪明往往是招灾引祸的根源。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耍小聪明。

好算计人的小人,无不以为自己聪明、妙算,但因为用心险恶,都维持不了长久。既要整人,又不便明言,这就注定了败局。设的计见不了人,是奸计;奸计不得人心,天人共愤,自己虽精心谋划,却未免心虚。有一丝透露,就心惊肉跳。且再秘密的事,也还有透风的墙,人家一旦知道了,也就“夫人”赔了,“兵”也折了。一个时时处处事事显露精明的人,不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同情和爱护、栽培,因此不会取得真正的、伟大的成功。

六、泯除心计巧装傻

《庄子》里有这样一则寓言:庄周到雕陵的栗园里游玩,走近篱笆,忽然看见一只怪异的鹊从南方飞来,翅膀有七尺宽,眼睛直径有一寸长,碰着庄周的额角飞过去,停在栗树林中。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呀!翅膀大而不能远飞,眼睛大而目光迟钝。”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拿着弹弓窥伺它的动静。这时,忽见一只蝉儿,正享受着美叶荫蔽,而忘了自身;就在这刹那,有只螳螂借着树叶掩蔽着,伸出臂来一举而捕住蝉儿,螳螂意在搏蝉,见有所得而显露自己的形迹;恰巧这只怪鹊乘他捕蝉的时候,攫食螳螂,怪鹊见利而不觉自己性命的危险。庄周见了不觉心惊,警惕着说:“唉!物与物互相累害,这是由于两类之间互相招引贪图所致!”想到这里赶紧扔下弹弓,回头就跑。恰在此时,看守果园的人以为他偷果了,便追逐着痛骂他。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有名的典故就是从这寓言出来的。由这寓言引申出一个结论:成心谋算他物,就会招引别物来谋害自己。

因而,唯有泯除心计,才能免于卷入物物竞逐的循环斗争中。

然而他人却往往一味追求欲念而迷忘本性,这就是庄子所谓“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

惟欲念是无穷的,而满足总是有限,这样必然会导致悲惨的后果。但这观点,现代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现代人往往沉湎物欲,一去而不知返。

淡泊知足并非是一种消极避世或与世无争的思想,而是包含着慎重的意义。《老子》中认为知足常乐体现以下三点:一是仁慈;二是勤敛;三是不敢为天下先。“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上述三点,就可以成为勇敢、富有和有地位的人。

有人将英国人与日本人做了比较,结论是英国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利己主义与他人的利己主义不发生冲突,各不相扰;而日本却不能将自己的喜悦与他人分享。由此看来,日本人不是过犹不及,就是太爱钻牛角尖了。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缺点。事实上,无视对方的立场与利益,盲目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做也许暂时畅行无阻,但决不能行之远矣,终有一天会遭人反击。

《老子》中极力强调绝不可有这种心态。“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句话的含义是,天下最大的灾祸是不知足;天下最大的过错是贪得无厌。过于执着于追求名利地位的人,其损失也一定很大。过于积存物质财富的人,其享受方面也远不及别人。只有知足才不会感到屈辱,只有知道适可而止,才不会走向极端。这就是《老子》中所讲的“甚爱不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七、该沉默时就沉默

古人以为做一个真正明智的人,察又要有度,“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谓明。”什么叫“能不察”呢?就是在一群人中,唯有自己洞察了这件事的本质,而又偏偏有人不愿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于是只好装作不知,以免自己的智慧太过而遭不测。

春秋时,齐国有位智者叫隰斯弥,当时当权的大夫是田成子,颇有窃国之志。一次,田成子邀他谈话,两人一起登临高台浏览景色,东西北三面平野广阔,风光尽收眼底,唯南面却有一片隰斯弥家的树林郁郁葱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隰斯弥在谈话结束后回到家里,立即叫家仆带上斧锯去砍树林。可是刚砍了几棵,他又叫仆人停手,赶快回家。家人望着他感到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颠三倒四的?隰斯弥说:“国之野唯我家一片树林突兀而列,从田成子的表情看,他是不会高兴的,所以我回家来急急忙忙地想要砍掉。可是后来一转念,当时田成子并没有说过任何表示不满的话,相反倒十分的笼络我。田成子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他正野心勃勃要谋取国位,很怕有比他高明的人看穿他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把树砍了,就表明了我有知微察著的能力,那就会使他对我产生戒心。所以,不砍树,表明不知道他的心思,尚算不上有罪而可避害;而砍了树,表明我能知人所不言,这个祸,闯的可就太大啦!”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保之术,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是也。如果不是过份地强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它也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作为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者,对下属更不能采取令人人自危的考察术,必须审察有度。例如唐太宗有一次为了审察手下的文官中是否有贪官污吏,竟悄悄地叫心腹拿了国库的绢去试贿。有一个管宫门的官吏不知,受了一匹,立即被太宗抓起说要处死。于是裴矩就对太宗说,这种考察人的方法不义,是陷人于法。明明是你叫人去送给他的,反过来又说人家受贿,这不是用计害人吗?这样下去,将来还会有谁敢上朝作官呢?太宗听了,自感无言以对,于是召集文武,宣布自己的过错,以安抚人心。所以古人说:洞察以为明者,常因明而生暗,说的就是精于察人而产生的副作用,即“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而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这也可说是古人在辩证法上的“活学活用”了。所谓“大智若愚”就是这个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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