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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2013伊战十年回访(2)

小说: 益往直前:水均益看世界      作者:水均益

我向编导李冰无奈地使了个眼色,她也一脸焦虑。突然,会议室里停电了,缓解了我们的慌张情绪。那种瞬间暗下来的感觉,使我们的紧张得到缓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声称所带的摄像机只备了一个小机头灯,完全不够覆盖整个房间,采访无法进行。当地人立即开始张罗着启动发电机,现场一阵忙乱。

突然,一个年轻人抓着我来到门外,说:“你知道吗,现在在提克里特市区里,我们正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我们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你,你一会儿要跟我一起去。”

我心知不妙,但为了稳住他,就说:“可以,但是得先结束我们的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会?”

那小伙子立刻变得很焦躁,很不友善地拽着我喊:“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对现任政府很不满,我们要推翻马利基政府,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么有意义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语气越来越狂暴,给我一种压迫感。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赶快逃脱。

可是,还没等我逃开,又有一个穿西装的伊拉克人跑过来拽住我,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那人大声说:“你看,马利基,我们现在伊拉克的总理,一个擦皮鞋的人,现在在统治我们!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都是被奴役和压迫着!”

我正一筹莫展时,阿布终于出现了,帮我解了围。我惴惴不安地回到会议室,电还是没来,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不明身份的人。我很想摆脱这种氛围,听向导说清真寺还有个大会议厅,环境稍微好一点,窗户大,透光性好,赶紧提议去那边,几位长老欣然同意。

换到了大会议厅,那种压迫感稍稍得到缓解。我们表示只能采访两三位代表,他们推举了一位奥贾村的长老,一位律师和另外一位年长的部落长老。

长者为先,我先问那位年长的长老:“战争过去十年了,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翻译转达了我的问题,那位长老却似乎完全没听清我在问什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汗水瞬间就从两鬓流下来了。老先生竟然从一八几几年讲起,说他们伊拉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他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望,一刻不停地说着。尽管他答非所问完全跑题,但出于礼貌,我不能打断他,只能很耐心地听着,心里有种采访失败大势已去的无奈。

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摄像荣欣在给我使眼色,编导李冰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让我赶紧结束,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外面很危险。我立刻截住那位长老的长篇大论,表示感谢,试图结束采访。这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

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

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

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

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

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

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

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着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

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

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

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

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

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

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

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

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

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

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

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

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

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

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

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

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

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

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

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战后怪胎“绿区”

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

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

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

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

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

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

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

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机会,一次是去采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次是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宪法、政治格局,都离不开美利坚的影子。直至今日,“绿区”里仍坐落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使馆,使馆人员有一万余人,光外交官就有三五千人。

采访前一天,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了我们,重申一系列严苛的规定,要求所有人带上采访许可和相关证件,每人随身只能带一部手机,只能随专车出入,进入“绿区”后严禁拍摄等。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这次采访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指定的“绿区”入口,共和国宫的一个小门,沿街那一面,用两道防爆墙隔出了一条宽两米长近百米的狭窄通道,通往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检查站。

通道里大概有四五十人在排队,看上去都像是伊拉克的老百姓。我们一打听,多数人都是为了留学、探亲和经商等需求,来这里申请美国签证的。战争之后,伊拉克人出国变得容易了许多。

经过重重安检后,我们进了“绿区”,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穿过“绿区”,进入美国大使馆。我坐在车里,打量窗外景色,很惭愧,虽然几进几出伊拉克,这却是我头一次进共和国宫。

2003年伊战时期,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拉瑟进入共和国宫,采访了萨达姆,坊间流传,CBS为此向萨达姆身边人支付了100万美元。那时全世界记者都想采访萨达姆,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丹·拉瑟的采访,很多大腕记者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我当然也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知道,以我们CCTV当时的影响力,对萨达姆而言不是首选目标。他更愿意面对美国的资深记者和着名电视台,使他的话语能够在美国传播,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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