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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2003伊战采访揭秘(4)

小说: 益往直前:水均益看世界      作者:水均益

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拉克。”

陈永龙大使温和的话语里,其实有雷霆万钧,让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后来我也听到了不少说法,从不同侧面确实印证了,当时有国家领导人专门过问了这件事。因为伊拉克战事一触即发,领导人就向使馆人员询问,在伊的记者怎么样了,当他得知还有三位央视记者,包括水均益,因为护照找不到还没撤出时,领导人当即表示,不行,坚决不行!

他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之前有过惨痛的损失,在美国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有两位记者失去了生命,还引发了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出于种种考虑,领导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三名记者安全地带出来。因为当时伊拉克使馆的张维秋大使已经撤了,联系起来不方便,所以,领导人亲自联系了约旦使馆的陈永龙大使,交待这件事。

在约旦使馆,我们又遇上了一早抵达的新华社同事,老同事张兰华看到我,狡黠地笑着说:“你小子没玩成吧?玩砸了吧。”

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又都是干记者这一行的,很多想法是心照不宣的。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抬起眼,望着使馆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试图慢慢接受已经离开伊拉克的事实,但是心上那块石头却越压越重,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手边那本护照,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

那次伊拉克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驻扎巴格达,以此为核心,在约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应。“兵力”调动频繁,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紧急调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茁野,增援约旦。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视的大军,对这场“新闻战”渐成合围之势。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也住在这里。“胜利会师”后,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一旦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

当时,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难民潮”,不是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那些外国侨民,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约旦方面压力骤增,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而后来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确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

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调整位置,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

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于是,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要有卫星传输线路。我们没有设备,只能花钱租别人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绝不是贪图什么舒适的条件。

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了解的资讯却越少。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虽然在事件中心,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通讯不便,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作坊式”运作模式,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同时,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处于严密监控下,报道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同时,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因为,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一个符号。对于这种报道上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团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同时,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

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当时《直通巴格达》还在播出,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虽然,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大战在即,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3月19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2002年,我曾与这朵“战地玫瑰”在阿富汗“生死患难”,我惊呼了一声:“闾丘!”

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

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第一次是记者郑浩,自己扛着台摄像机就来了巴格达,要做一个临时的短期采访;第二次是凤凰卫视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追着前来斡旋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来到巴格达。

凤凰卫视喜欢“单打独斗”,不需要经过外交部,不需要来回盖章、批件,所以他们的记者出国采访,要比我们这些吃“官饭”的央视记者方便得多,几乎是说走就走。不过据说他们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对外出采访的记者实行的是“包干制”。比如去趟伊拉克,10天时间,就给你一个整数,包含了吃喝拉撒、采访报道、卫星传送等所有费用,用不完的归你,花超了得自己掏腰包。所以,凤凰卫视的记者一般比较“抠门”。没办法,人家是“资本主义体制”。

郑浩和卢宇光前后都找过我,借用海事卫星电话,蹭饭蹭车。虽然当时从巴格达给北京和香港打电话是8美元一分钟,但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我很爽快。一个人出门采访不容易,都是中国媒体,同一个战场、同一种理想,我们能帮就帮一下。

当时,“9 11报道”之后的凤凰卫视已声名鹊起,也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我们这些冲锋在前的记者,见面后却是把盏言欢,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记得卢宇光走之前,我一拍他肩膀:“兄弟,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等我到莫斯科了,你得回请我吃大餐!”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他听说后,果然专门找到我,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喝扎啤,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也有不少感慨。

他乡遇故知,我们报道组照样请闾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话题一下子拉到撤离上面。

我感叹道:“怎么想怎么窝火,太窝火了!就因为一道命令,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大战将近,竟然就这么撤出来了,你说郁不郁闷?”

闾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还一个劲地安慰我,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她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挺着急的。她还告诉我,国内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所有中国媒体、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简单地说,只出不进。

闾丘试探性地问我:“水哥,你看怎么办?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只能在约旦待着。”

我说得热血沸腾,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媒体,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但你们不用怕啊,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香港注册的,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我还鼓励她:“你就进去!我可以告诉你路线,这条路我很熟,人头也熟,到了那边找谁,打你水哥的旗号!”

紧接着,闾丘就跟我探讨用什么方式能进伊拉克,我告诉她,随便租一辆GMC,但最好是找经常跑这条线的某公司的某个人。我给她抄了两个电话,告诉她可以打过去问一下。然后我还嘱咐她说:“大战将临,我们回来时车就已经涨价了,原来进去一辆车是400到500美元,出来的时候砍到1200美元司机都不干,加了100美元,1300美元,人家才肯出来。你肯定得准备好钱,以防他们坐地起价。”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干吗对一个别的媒体的记者这么掏心掏肺,我难道不知道新闻竞争的残酷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很清楚,从“9 11报道”开始,凤凰卫视就成为了央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都是华文媒体,闾丘露薇也是中国记者,如今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就要爆发,难道中国竟没有一个记者在现场吗?我身不由己地退出,每日自责不已,但我不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如果有条件,你就向伊拉克进发!

闾丘跟我谈完这一番话之后,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是她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得去,或者什么时候进去,因为战争到底是明天打响还是一个礼拜后打响,谁也说不清。

跟她分开之后,我走上酒店楼顶平台,看着那深邃无垠的夜空,有种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感。只有我知道,我绘声绘色地向闾丘描述的、那个重返伊拉克的过程,是我曾在心里重复演练过千百遍的。每一次,我都想象自己随思绪一路疾驰,御风而行,直奔向巴格达那片闪耀着神秘光芒的星空。

和闾丘露薇碰面那天的后半夜,我们还和北京方面做了连线报道,谈约伊边境的局势,工作一直持续到很晚,凌晨两三点,我才入睡。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迷糊中我听到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叮里咣啷的,像是有很多人在跑。然后突然就有人大声地敲我的房门,喊着:“开战啦,开战啦!”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人完全就清醒了。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我一边胡乱套着衣服一边接电话,脚已经在准备往外跑。手机那头北京的同事喊着:“水哥,水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时,冀惠彦和杨小勇也跑到酒店走廊上来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满满的都是两个字:来了!

我们立即冲到房间里,开电视,CNN的24小时现场直播,已经有了巴格达的画面。那景象我很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工作的底格里斯河边,新闻部大楼二楼平台。用夜视设备拍出的绿色爆炸闪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眼,爆炸过后就是火光冲天,整个巴格达夜空亮如白昼。

看到这个画面,无法亲历的遗憾随着爆炸声响,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心房,我无奈地叹息着,对冀惠彦说:“错过了,我们还是错过了啊。”一旁只传来冀惠彦无奈的叹气声。

但留给我们遗憾的时间很有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仍是整个央视离伊拉克最近的记者,我得赶快搜集材料,了解信息,尽我所能去报道战事。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阿布打电话,当时伊拉克的通讯本来就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战争爆发了更难打通。我几乎给所有在伊拉克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大部分仍能接通,却无人接听。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着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看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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