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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2003伊战采访揭秘(6)

小说: 益往直前:水均益看世界      作者:水均益

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伊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来回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我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演练那一套说辞,如何无奈悲壮,如何激情澎湃……

如今,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有些细节再想起来,就像是陈年的纸张,有些泛黄褪色,但那种心情,至今仍刻骨铭心,不曾或忘。

8.沙尘暴中的重返

一路胡思乱想,到达约伊边境天已经黑了。沿途看到很多装甲车和大型军车,整个边境处于一种戒严的状态。我们每走一段,就会被拦下,要求出示各种证件,但还算顺利地到达了约旦边境口岸。

在口岸办手续时,约旦方面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记者?你们知道这段路非常危险吗?”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天才刚刚从这边出来。”

对方有些疑惑:“现在所有人都想办法从伊拉克往外跑,你们跑进去干什么?”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跑到那里面。”

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敬佩,是一种带着理解的微笑,他跟我们寒暄了几句,痛快地说了声:“那就祝你们好运吧!”接着,啪!啪!啪!三声脆响,给我们盖了章。

我们就这样亢奋而疲惫地,在夜色中走出了约旦国门,穿越了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空旷无人区,来到进入伊拉克所必经的一道拱门前。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痛苦之地,虽然站在拱门这边,就能望见伊拉克的办公区,包括行李检查、海关、移民等部门,但是要通过这扇门,正式进入伊拉克,得做好耐心等候、等到生根的思想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起1998年从伊拉克离开的一次经历,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我们在这里被扣了整整24个小时。

那一次,我们带了近一吨半的卫星传送设备,为了方便运输,我们就租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轿车,司机是个30多岁的伊拉克人,胡子拉碴,腿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老实。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夜路漫长,怕他开车犯困,我们还时不时跑到前面给他点支烟。

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出事了!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有些我也听不大懂,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

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不许移动,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我心想,不妙,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他掀开地毯,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命令他:“把它拧开!”

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

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

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

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

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

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

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

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

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

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

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

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

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

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

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

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

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

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

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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