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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2003伊战采访揭秘(1)

小说: 益往直前:水均益看世界      作者:水均益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1.伊拉克新闻大战

2002年,美国打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加紧了对伊拉克的围堵。美国频频指出,伊拉克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迟迟不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

出于职业敏感和个人兴趣,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拉克的局势。在向国内专家研讨,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等记者朋友聊天之后,我得出判断:美国肯定要打伊拉克,不是2002年底就是2003年初!

9月中旬,我开始反复给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打报告提议:尽快派报道组奔赴伊拉克第一线。风暴即将来临,而且必定举世瞩目,中国国家电视台应该拥有自己的现场声音!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带队。沸腾的血液点燃我每一条记者的神经,我迫切需要去现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影像和声音传播第一手信息。更何况之前我曾去过伊拉克3次,非常熟悉情况,有人脉,有能力,有7次去战地采访的经验,舍我其谁?

报告很快得到领导支持,我第一时间找到冀惠彦。冀惠彦是军事节目部的记者、现役军人,是我非常默契的老搭档。

“伊拉克又要打仗了,咱们哥儿俩还是搭班子吧?”我满怀期待。

他非常痛快:“随叫随到!”

按央视外事处规定,我们出境采访得有邀请,而我在伊拉克的“熟人”,除了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就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但通过这些渠道都会费时费力。我决定另辟蹊径,直奔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让伊拉克人邀请我们。

我分析:萨达姆政权当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而他们知道,中国对他们在情感上比较同情,也比较支持萨达姆的一些正义主张——比如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等等。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权威媒体去报道,去看看伊拉克受联合国多年制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实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开门见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现在您的国家局势非常紧张,可能会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非常关注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我们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希望能够前往伊拉克采访报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态度很积极,他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并当场承诺:“所有人的签证,你当天来我当天就给。”

我进一步阐明来意,希望他们向央视发出邀请。大使严肃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几秒钟之后他爽快地一挥手:没问题!

临别时他突然问我:“伊拉克现在明显很危险,你想去那里,不害怕战争吗?”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当然害怕战争,正如现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样。如果他们无法逃避地要罹受这场灾难,至少我们要到他们身边,将他们的恐惧和渴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这封邀请信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准入证”之后,我们赴伊拉克采访的团队也很快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彦,还有3名记者:杨小勇、康锐、陶冶,清一色男性。这倒不是因为“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是考虑到,去异国报道一场无法预测、不知面貌的大规模战争,男人去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镜记者兼领队。跟我同岁的杨小勇是卫星传送工程师,技术高手。老搭档冀惠彦大我整整10岁,是经验丰富的采编快手,又是个会关心照顾大伙生活的老大哥。另两位年轻同事30岁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懂外语,常年做国际新闻报道,整理编辑资料和翻译是把好手;康锐是摄像,是我在《焦点访谈》的同事,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活动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据经验,我建议大伙轻装简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他们利用富余的设备,在当地搞起“三产”:全套提供卫星转播车和设备,连同现场直播的摄像、灯光甚至帐篷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着即可。但是考虑到战时时局不定因素,我们专门带了几部便携式海事卫星电话,以及配套的传真设备等;当然还有便携式摄像机、便携式编辑机、对讲机等等。因为要去的是战地,我们还全体配备了防弹服、头盔、防毒面具、急救品等战备用品,当然都是“中国制造”。

出发前,央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为我们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险”。我和冀惠彦开玩笑说:“没想到我们的命这么值钱,加一块儿都能赶得上大熊猫了。”笑一笑,对未知危险的紧张感要消除不少。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亲,也问起了保险的事。老头说,什么钱不钱的,他只想让儿子平安回家。其实,我出发前并没有告诉父母要去伊拉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现场报道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伊拉克。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还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且还貌似精打细算地为家人划分了那500万保险金!

如今回想当时写那封遗书的情景,还真有点滑稽。当一个人身临其境真正要交待后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的不舍得。我写了改、删了写,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念出来,最终也只是写了最简单的几句。

不敢告诉父母我又要去战地,因为特别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紧张,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忍不住,一定要去现场。“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这是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也是深入我血液的认知。

作为战地记者,我经历过许多真正的战争。总有人问我,去战场采访是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因为冒险而亢奋,因为职业而忘我。在硝烟中,最及时、最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全中国还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我们一行五人终于办妥所有手续,干净利落地出发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战争全程报道下来!

2月6日,进入巴格达之后,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我们气都没喘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当时的伊拉克,已云集全球上千名记者,早已展开“新闻大战”。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世界三大通讯社外,不少国家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也派来了记者,其中包括CNN、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广联(欧洲广播联盟)、富士电视台等。一些着名的战地记者,如克里斯蒂安·阿曼坡,也在巴格达。

我们入住着名的拉希德饭店后,立刻做出了一整套报道计划。我们的报道要输送给央视各个频道的三四个栏目,以新闻中心为主,大量动态新闻在《新闻联播》《世界报道》《新闻30分》等栏目中滚动播出;我在《东方时空》有个《世界》栏目,对伊拉克问题作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也会及时关注。后来,《东方时空》从2月10日开始,开辟专栏《直通巴格达》,每天约好半小时,我和在北京演播室的白岩松连线。后来挺多人跟我提起这个栏目,都觉得很成功、及时而且直观。

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冀惠彦跟我搭班,康锐和陶冶搭班;杨小勇负责所有通讯线路的保障。每天早上8点起床,讨论好选题吃饱早饭;9点,各自出门,卖力地采访去!山雨欲来、战云压城的巴格达,民生百态都是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大规模直接介入国际新闻报道的开始。战争打响前后,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派出庞大阵容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媒体,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记者有40名左右,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各占一半。中国观众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的进展,战事消息传播之快,是以前历次战争所没有的。

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来伊拉克采访的情景。当时,我和冀惠彦等人来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事发现场,参与国际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我们所做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编译国外媒体的资料,没到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发言权、缺乏权威性。1998年我们到伊拉克,是第一次以中国记者的视角报道伊拉克局势,当西方媒体的记者看到我们时,还很不礼貌地将镜头对准我们,大呼小叫地表示惊奇,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新闻现场看到中国媒体。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伊拉克当局对各国媒体在当地的采访报道,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成了伊拉克新闻管理部门的滚滚财源。

伊拉克新闻部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国际媒体管理中心”,规定所有的外国记者到伊拉克,都必须去那里报到、登记、办采访证。管理中心下发的临时采访证,相当于有效期10天的签证,10天过后如果要延期,就需要再申请、再交钱。若有记者报道了伊拉克当局不喜欢的“负面新闻”,等采访证过期后,管理中心就不再延长,等于变相驱逐出境。

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着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问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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