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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老囚 (2)

小说: 谁家有女初长成      作者:严歌苓

“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眼看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胀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窜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枪声把警卫兵都召来了。不少犯人也挤在大门里头,看看谁给毙掉了今晚省出个馍来。我还是走我的。现在是十几条枪在我脊梁上比划;十几颗枪子随时会把我钉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枪口。我看见王管教的小个子窜个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我说:‘贺智渠你这十几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给门岗一个!’他转向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那些兵都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呆瞪眼。王管教还得慢慢帮我开脱。他肯定把那个金笔拿给内行看过——犯人里头什么专家都有,那人估的价肯定超出他那点小贪图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他管辖内的人口挨枪,账多少要算到他头上。”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妈在客厅喊:“余晓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干嘛?”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妈在原地嚷道:“余水宽,叫你儿子!”

“余晓浩!”爸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他自己书房。弟弟不出声,爸又朝我出动:“余晓穗!余晓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发室,拿今天的晚报!”

我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余晓浩我命令你去取晚报!”

弟弟有响动了,他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姥爷!姥爷我派你去趟收发室把晚报拿回来!”

姥爷跟没听见一样,倚着洗碗池,手指头夹着一股蓝烟——烟屁股总短得看不见。他在监狱里成就的吸烟本领可以把一根烟吸到彻头彻尾地灰飞烟灭。

“姥爷,派你去拿晚报!”弟弟又嚷。

姥爷仍不理会,慢慢从衣架上取下棉衣。这是我们家一个正常现象,谁都差不动的时候,姥爷总可以差。

我跟姥爷走到门外。寒意带一股辛辣。我问姥爷后来怎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袄里子给汗湿透了。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厂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有时能在那找到车搭。小镇才十几家人,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多数都是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要不就是旅店。也有两家百货店。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

瞪了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这镇上的人许多是明着帮政府,暗着帮劳改犯。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还指望搭上一辆车。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风沙的树。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绕那么大弯子还没绕出戒严圈子。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还往哪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呐。我要知道她长大是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80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呐,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趾头,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地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儿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嚎。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籽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的几颗牙。我等会儿告诉你这个痛是哪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到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样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还不都给它挫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30年的******,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值得枪毙,值得关押30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做“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

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被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37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腑的女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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