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行政管理和农业制度 (3)
与那些军事采邑相对的是，官员们在历朝历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官田。它其实是一种实物津贴的替代品，特别是在以实物为基础的仓储制度衰败的时候，这种替代品的感觉尤为突出。在封赏中，还有一部分是赏赐给平民的采邑，面积很小，而且要承担水利、修理道路和桥梁的义务。这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土地法规定的诸多赋税名目非常相似。直到18世纪，这种财产状况才得以在中国重新确立下来。
另外，对于土地的分配，在私有财产制度被秦始皇创立出来以后，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做出过描述。当国家处于严重动荡的状态时，便会产生地主的大庄园经济。与它同时产生的情况就是，农民或是自愿或是被强迫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土地，毫无反抗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大地主，成为别人的佃户。由于农民受到财产最高限额思想的影响，使得他们受制于土地，具体地说是受制于自己隶属的承担共同责任的组织。从形式上来说，对这些干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徭役和财政需要。于是，处于公元4世纪的东晋在经过了一些初步的试验后，宣布国家对土地拥有逐级所有权。根据记载，对徭役进行全面的整顿是这种做法根本性的目的。
每一个年龄在15—60岁的人，每年都可获得经过重新分配的均等的份地（仅限于理论！）。这种思想出现于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当时的税收制度是由人头税和土地税结合而成的，是一种极为粗糙的税收制度，导致了老百姓的普遍不满和怨恨。后来的北魏时期（公元485年）和唐朝（公元7世纪）也曾再次出现这种对土地进行平均分配的情况。其实，这种均田制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为了照顾鳏寡孤独、伤残士兵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数次做出带有“社会政策”性质的变化。从此以后，无论是继承的财产，还是以中古时期日耳曼部落的巴登公田那样可以转让的财产，抑或是等级财产，都可以依照各种方式相互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唐高祖武德七年，即公元624年，国家明文规定，允许每个家庭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自己的世袭财产。与此同时，每个家庭依据自己成员数量，还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额外赏赐的土地。谷物赋税和徭役就属于这样的纳税单位应当承担的赋税。赋税中，有的部分是彼此交替，有的部分则是叠加在一起的。
到了11世纪初叶，法律允许拥有土地的数量是以等级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假如土地数量不足，可以迁徙到其他地方。在当时，北方有很多能够开垦的地方作为迁徙地，或许，这也为这项政策的切实可行提供了保障。在迁徙地的土地数量非常多的情况下，也允许土地的买卖。除此以外，除非出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例如欠缺丧葬费的时候，才允许出售土地，而且，自己所在的宗族是首选购买者。事实上，土地的自由买卖在不久后就开始出现了，于是，均田制最终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推行了新的税制后，国家对百姓承担兵役和徭役能力的关注再次遭到了削弱。
就像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做过的描述那样，国家财政和军事上的需要与这些措施之间密不可分。政府在均田制失败后，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也只能通过对地租实施干预来实现。在公元10世纪，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以私人利益为目的随意要求增派徭役。其中，派人送信和强迫供应驿站的马匹是重点禁止的对象。由于官员拥有特权，可以免除徭役，所以，官员们便借机大肆敛财、聚拢土地。于是，在宋真宗乾兴元年，即1022年，政府专门颁布法令，限定了官员拥有土地数量的最高数额。由于所有的这些干预使得地产变得非常不稳定，加之国家施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赋税，这些因素使得所有对土地进行的改革都困难重重。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军事，总是反复对国家构成威胁。大多数的土地改革都是基于这种原因开始的，比如王安石于11世纪进行的改革就是最好的实例。下面，我们会对这个基于军事财政的改革进行探讨。
军队制度以及王安石变法
据说，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所有的武器都被收缴到中央，熔铸成了一口大钟，解除了整个国家的武装。秦始皇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让国家保持和平的状态，这在他的诏书中就有所体现。可是，国家的边界不能无人驻守。所以，老百姓的义务中增添了各自一年的兵役和徭役，也就是说老百姓要去轮流戍边一年，以及参加一年皇家工程的建设，而且这种服役的一年期限也只是理论上的说法。所以说，在统一帝国的左右，始终伴随着老百姓沉重的徭役。不过，帝国军队的性质没有改变，依然是职业化的军队，国家持续的内战就是由这支军队造成的。
于是，到了汉代的时候，国家尝试了强制招募的方式，以便替换或是补充这支国家常备的职业化军队。具体的做法是：只要男子年满23岁，就要到常备军里以士兵的身份服役一年；而后，要到民兵里担任两年的材官士；接下来，每个男子在55岁之前，都必须按照规定接受箭术、骑马和驾驶战车的训练，每年要服役一个月，不过，可以找人代替。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只不过，很难说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
总而言之，公元6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承担着十分繁重的徭役。按照国家的规定，每年每个家庭要出一个劳动力去服30天的正式徭役，同时，还有军事训练和到边远的西部驻守边关。这种戍边使得家庭常年处于无法团圆的分离状态，在中国的诗歌中就体现了很多对这种现象的怨恨和不满。
徭役仍然在增加。就像前文中所提到的，到了唐朝时期，所实行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到，不缴纳赋税的人则需要服长达50天的徭役。而且，因为某项大规模的江河工程，还出现过上百万人同时被征集服役的情况。虽说百姓有参与普遍防卫的义务（民兵义务），但也只是停留于形式，毕竟这种做法只会阻挠技术型正规军队的产生。
进入宋朝，军队包括地方军队、民兵以及“禁军”。与融合后便迅速虚弱瓦解的前两者不同，“禁军”是宋朝的常备军队。在当时，“禁军”的兵员主要是靠强行征募的方式，最起码在某些省份是如此。在宋仁宗庆历二年，即1042年，每个即将被征募的士兵脸上还被打上了烙印，这和近东地区的作法一样。对目前所拥有的资料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通常雇佣兵是整个部队的核心。不过，由于佣金对于他们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的可靠程度一直饱受争议。到了宋仁宗皇祐元年，即1049年，国家饱受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带来的直接威胁，可是，由于长期的财政危机，政府不得不对军队进行精简。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开始的，他想通过采取某些合理的措施，获取足够的资金，为建立一支能够解决国家危机的军队创造条件。
对于王安石的这种尝试，如果称其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十分狭义的理解。从这一点来说，王安石的改革与托勒密王朝的诸位国王所进行的改革，虽然两者并非完全一致，但却非常相像。只不过，他们所推行经济政策是以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为基础，针对于银行业的垄断和粮食的储藏。
事实上，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创造财富，建立一支完全听从皇家支配，具有优良作风的军队。在他的改革措施中，中央政府调整农业种植，并垄断粮食的销售，进行有计划的出售；对于徭役和实物赋税，用货币税代替；针对兵役，理论上要求两个成年男子中，必须有一人应征加入部队，并为此普查人口，登记造册；再次启用保甲制度，以便登记人口；每十家中推选出一位长老，负责惩戒，安排轮流执勤的工作。另外，国家控制对弓箭之类武器的发放，分发给地方轮流应征的民兵。国家统一购买军用马匹，交给经体检符合作为骑兵的人，并由其负责照顾和使用。每年，国家都会对马匹的情况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马匹没有达标，那么，就需要向国家支付赔偿。
在国家仓储方面，国家过去是通过实物税来充实国家仓库的储藏，并通过分摊的方式让那些有钱的人来收取这笔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财物，各种威胁手段几乎让那些纳税人倾家荡产。改革后，这一工作由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负责。并以货币经济为基础，服务于对经济的系统扶植。
农业方面，农民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利率为20%的实物（粮食的种子）和货币贷款。而后，对田地进行重新的划分和定级，并以此作为确定租税、徭役和个人所持份额的标准。而且，通过货币和货币税都可以免于服徭役。此外，对粮食贸易的垄断是各种改革措施的中心。在粮食收获的时节，国家应当以低价大量购买，入库储藏，随后，再按照上文所说的方式向农民发放实物贷款，并可以从中获利。
为了保证改革的实施，具有专业素质的政府官员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专业的法官。所以，政府要打造一批这样的官员。在财政方面，国家应当实行统一管理。这就要求所有的地方管理机构都要向中央呈报当年的预算。
作为王安石改革的反对派，儒教徒认为：第一，这种改革过于崇尚武力，有穷兵黩武之嫌；第二，全国的老百姓都具有武装能力，会对官员的权力造成威胁，导致叛乱的出现；第三，赋税的能力会因商业的取消而受到损害。另外，“高利率的粮食贷款”和对货币税的尝试，是他们重点攻击的对象。
于是，在组建军队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关键点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究其根源，是由于相应管理机构的缺失造成的。而且，根据农村当时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可能实现货币税的快速征缴。1086年，王安石去世后，曾被赐予封号，接受后世人的供奉。不过，到了12世纪，他死后所享受的这些待遇都被取消了。
11世纪的末期，雇佣兵再次成为了军队的核心力量。在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中，儒士的利益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但是，由于具有专业素养的官员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要如何破坏专业官员体系的形成。至于皇帝的后宫，由于改革将会对她们的权力带来威胁，加之身边宦官们的提醒，所以，后宫的嫔妃们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关于这些与内政结构有关的内容，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地讨论。
虽然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不过，还是保留下了一定的深刻印记。在本书其他章节会多次提到上述的那种十家、百家联保的保甲制度。正是通过这一制度的理性化，才使得中国的“自治制度”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这种保甲制度在中国依然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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