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清谈墨子的生活智慧(1)

“强本节用”是墨子思想的主题，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用只求实用不求华丽，但是现代人却忘记了路边还有饿殍，不仅讲究华丽还讲究奢侈。人，在不知足中绝对地追求，在自得其乐中相对地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用作欲望无限膨胀的比喻符号，是节俭生命的一种的反向修辞设计。

1.强本节用，去除铺张浪费恶俗

【原文】欲其富而恶其贫。（《墨子·天志下》）

【译文】喜欢人类富有而讨厌他们贫穷。

墨子认为富足能解放人性，而贫穷饥谨会使人性异化。《七患》言：“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在墨子看来，所谓的行“义政”，要使国民富足。

孔子被围困在陈国、蔡国之时，有一段时间混得只有野菜汤喝，非常狼狈。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孔子的徒弟子路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头小猪，杀了给孔子打牙祭，孔子问都问便大嚼起来。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用来换酒，孔子也不问酒从何来张口就饮。鼓吹礼教的老祖宗一点礼义廉耻的影儿都没有了。

后来孔子到了鲁国，鲁哀公久闻其大名，待为坐上宾。在鲁哀公的欢迎宴上，筵席摆得不端正孔子不坐，割下的肉不方正孔子不吃。

子路颇为惊诧，上前问道：

“先生为什么跟在陈、蔡时的态度相反呀？”

孔子说：

“过来，让我告诉你。从前我们是苟且偷生，现在我们则是要获取道义。”

饥饿困逼之时，则不惜妄取以求活命，礼义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到了饱食有余之际，礼节规矩就来了。

如果礼义只在不饥不寒、生活富足的情况下才适用，那么，这种礼义就该打个问号了。要么是礼义本身是虚伪的，要么鼓吹礼义的人是虚伪的。

墨子要求执政者“兴天下之利”，这里所说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墨子提出要增产节约“强本节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指的是开发本国资源，再加上节俭。

节俭为何？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以民众言论与利益判断是非利害的实用主义者。墨子“言必三表”的另外“两表”说的很明白。“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指的是倚重民声。“有用之者”：“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指的是可否为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参见《墨子·非命上》）

重要的是，墨子认为国俭才能民富，“强本节用”首要在于反对国家官员的铺张浪费。他的《节用》《节葬》《非乐》都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的天子国君，《辞过》篇中也激烈批评“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造成“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反腐败理论的思想家。我们不得不说，墨子的这个节约型社会，比今天文山会海上讲下宣的那一套要高明的多。

在当时受儒家的厚葬观念影响，贫困的百姓往往因离世的家人一个葬礼被弄得倾家荡产，节葬可使百姓节省财力物力，又指责王官贵族的隆重葬礼其背后是更变本加厉地剥削百姓，节葬更是反对王官贵族死后以活人殉葬，使百姓家破人亡，在今天，依然有人不顾一切要厚葬的。一位乡村里的村长的母亲死了竟然发动全村搞了一个极其隆重的葬礼，又有一个村委人都还没死就花一百多万为自己建了一个高度华丽的坟墓。

节用对象只求实用不求华丽，吃饭只求吃饱和达到营养目的就够，不必吃得高档，街上许多辛勤的拾荒者要吃顿好饭都多么不容易，而一些人却能一餐吃上万块，还是用公款，饭茶非要吃剩一大半才叫有面子，才叫派头，买衣服一定要买最时尚的最流行的最名牌的，要是他们节省下来的钱能顺应天的意志去帮助有困难的人那多有意义啊，据说世界上最贵的数码产品，最名牌的服装，在我国的销量是最高的，许多追示时尚的人一年就换两三次手机，手机其实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电话和发短信，信号收得好就已经很足够了，这功能那功能其实又有多少是常用的。在我国现在急速的发展，同时消耗能源非常大，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又没做好环境保护，形势很不乐观，而且据绿色和平调查，按现在世界上这种开采的速度，地球的石油也只能开采多40年就完了。节用对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要学习的。

我们不一定要做到象墨家弟子那样以苦为极乐，但起码我们要学习墨家那种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学习墨家那种兴万民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精神，就如后来陈仲和许行提出的“贤者与民同耕，反对不劳而食”。

2.知足就是富有

【原文】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墨子·节用上》）

【译文】制造这些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用财物不浪费，民众不劳乏，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又去掉王公大人所爱好搜集的珠玉、鸟兽、狗马，用来增加衣服、房屋、兵器、车船的数量，使之增加一倍，这也是不难的。

能用就可以，知足才是富有这一切都是源于不知足的心态，如果有知足的心态，节位就自然行之，知道满足就是富有。

远古时期，物资贫乏，强本节用便成为利民兴国的重要手段。因而，古时候贤明的君主，为倡导节约，常制订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技艺：凡天下百工，如制车轮的、造车子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冶炼金属的、当木匠的等，使各人从事自己擅长的技艺，足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就可以了。

饮食：足以充饥增气，强壮手脚身体，使耳聪目明，就可以了。不极尽五味的调匀和香气的调和，不招致远方珍贵奇异的食物。

衣服：冬天穿天青色的衣服，又轻又暖和；夏天穿细葛布或粗麻布，又轻又清凉，就可以了。

房屋：房屋四旁可以抵御风寒，上面可以防御雪霜雨露，房屋里面光明洁净，可以祭祀，墙壁足以使男女分别居住，就可以了。

丧葬：衣三件，足以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以使死者骨头朽烂在里面；掘墓穴，要深但不通泉水，尸体的气味不发泄出来，死者既已埋葬，生者就不要长久因丧致哀。——《墨子·节用中》

请不要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规范面前闭上眼睛。正因为有这种尚勤节俭精神的传扬，人们才不至于被铺张浪费、花天酒地的腐朽意识所淹没，才一点一滴地积累起为我们生存所需的物质文明。

正如墨子所说的：“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然而犹且崇尚节制；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

节用就是反对铺张浪费，反对穷奢极欲，崇尚节俭。凡事以够用即可，而不要追逐奢侈。节葬就是提倡安葬从简。众所周知，儒家提倡的葬礼也是有很多讲究的。父母妻子逝世，均要服丧礼三年，兄弟叔伯姑姨一年，晚辈或者更疏亲戚半年。并且在服丧期间要简居少食，人饿的脸发青眼发黑身子不能走路才算孝道。墨子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三年不仅浪费时间，荒废耕作，而且因此妨碍人丁增长，造成生产落后，国力削弱。他认为，人死后往土里一埋就可以了，恢复正常的生产劳作，这样才有利于人民本身和国家。儒家的是讲究厚葬的，对于各个等级的人制定了不同的厚葬标准。墨子反对厚葬，认为人死后有三件衣服三寸棺木埋在土里不让尸臭飘出来就可以了，所有的陪葬殉葬奢侈陵墓都是浪费人民的财产。毫无疑问，墨子的这些观点即使放到现在也是正确的。两千多年过去了，繁文缛节，铺张浪费，还在像蛀虫一样危害着我们。

因为知足就不觉得还缺什么，而什么也不觉得缺少就是富裕。俗语有云：“知足者常乐”。老子也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意是说，一个人如果知道满足就会感到永远快乐。

如果把“知足常乐”转换为弗洛伊德笔下被压抑的本能和欲望升华——那不也是一个伴随着个体生命始终的、在“知足”与“常乐”之间重建平衡支点的过程吗？阿Q得意的时候，想着“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但无收敛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有限机会之间，只能达到暂时的、相对的和谐，主体也只能得到暂时的满足。而人生在世，却有做不完的玫瑰色的梦。学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终竟慰藉不可得。这就是涌动不息的欲望之潮。个体自有生命开始，就意味着需要的产生。随着人体的发育，以及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需要也随之不断升华，如果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体的自身生长发育便会受到阻碍。这种生理上的、物质上的需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对这些需要要求得过分，便又会陷入欲望膨胀的泥潭。人都有欲望。人的欲望与生俱来，挥之难去，但同时人又是具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应该而且能够把握好欲望的“度”。人活在世上，有些东西应该得到，也能够得到；有些东西不该享有，也不能攫取。老子曾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纵观今日一些落马之人，探其原由，“祸咎”概莫能出其“不知足”和“欲得”之外。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贪婪的欲望使得一个又一个春风得意的“能人”，从马上倏然坠地，沦为“阶下囚”，甚至走上“断头台”。

一位古人说过：“善行乐者必先知足”，即：“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换成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该知足了。从物质享受角度考虑，我们每个人确实应当有个知足的心态，因为“人心难满，欲壑难填”，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知足者常乐，知足便不作非分之想；知足便不好高骛远；知足便安若止水、气静心平；知足便不贪婪、不奢求、不豪夺巧取。知足者温饱不虑便是幸事；知足者无病无灾便是福泽。所谓养性修身，参禅悟道，在常人理解，无非就是个散淡随缘，乐天知命。“知份心自足，委顺常自安”，这其中的玄机，就靠自己去参悟了。过份的贪取、无理的要求，只是徒然带给自己烦恼而已，在日日夜夜的焦虑企盼中，还没有尝到快乐之前，已饱受痛苦煎熬了。因此古人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心，驾驭好自己的欲望，不贪得、不觊觎，做到寡欲无求，役物而不为物役，生活上自然能够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了。

人，在不知足中绝对地追求，在自得其乐中相对地满足。知足，使得人在自我释放和自我克制之间，砌筑了一个生命安顿的心理平台。在“见好就收”的意义上，提前规避了未知的风险。知足常乐，在相对满足和绝对追求之间，重建了一种平衡。一方面，知足常乐少了些欲而不得的焦躁、少了些由色而空的虚无。比起“无欲”的禁锢，“知足”多了一层人情味；比起“一无所有”的自得与佯狂，“知足常乐”返回了世俗理性。“人心不足蛇吞象”用作欲望无限膨胀的喻象符号，是“知足常乐”的反向修辞设计。

3.死者与生者

【原文】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墨子·节葬》）

【译文】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死是生命的一部份，是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人都难免一死。

对每一个生命来说生是短暂的，死才是永恒的。

死者死了，活着的人该怎么办？

一种是更加健康、积极地生活，以绚烂多彩和丰富的人生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样，死者的生命便在生者身上得到了延续，代代相承，所谓历史和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

祭奠死者，不仅是缅怀，而且是使生者更有生的勇气。

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只会激起后面的战士更勇猛地冲上前去。所以说，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消亡，它是为生者铺平前进的道路。

即使是非正常的死亡，如意外灾祸、自杀等，也能够带给生者以提醒和反思。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要防患和警惕的。

另一种是不管情不情愿，乐不乐意，整日为死者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人生道路便从此蒙上阴影，从此失去许多选择的自由。死者死了，生者也因此而进入半死不活的状态。

为失去亲人、朋友而悲痛，这是人之常情，但因此而成为对人的一种要求和规范，并由此而制订出一整套礼节和仪式，则是一种罪恶。

古时，最极端的就是王公贵族的葬礼，用活生生的生命去殉葬，这是为公开杀人找了一个最无耻的借口。

丈夫死了，要号召女人守寡，最好是跟着去死，这样就被称为烈女，树碑立传以留后世。杀人不用自己动手，其手段更为卑劣狡猾。

再次是久丧，国君或长辈死了，三年五载，大臣不理政务，农人不事农活，学子不读书修业，生命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死人夺去了一大部分。

儒家在中国盛行几千年，有利有弊，鼓吹礼教则为弊端之首。

墨子反儒，意在反这些戕害人性的僵死的教条。

4.害人不浅的历史厚葬陋俗

【原文】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墨子·节葬》）

【译文】算厚葬之事，实在是大量埋掉钱财；计算长久服丧之事，实在是长久禁止人们去做事。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被长时间禁止。用这种做法去追求财富，就好象禁止耕田而想求收获一样。

墨子认为实行厚葬，居丧时间长，做几层的套棺，做很多衣服、被子，送殡像搬家一样；三年服丧期内哭哭啼啼，别人扶着才能站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声音，眼睛看不见东西。这足以丧亡天下。

按照丧礼，国君、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死了，要服丧一年；族人死了，要服丧五个月；姑、姊、舅、甥死了，都有几个月的丧期。这些都是应该废止的。

人难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无论是泰山或是鸿毛，死后却都一样，都是化作一股轻烟，一堆白骨。人来自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这是自然的法则。

但有些人却不信这个，偏偏要与自然规律较劲儿，总想弄个长生不老、不死之类的，所以中国古代炼丹术特别发达，寻求长生不老的人也特别多。实在抗不过死，怎么办？那就搞厚葬，活着用不尽了，死了也要带着走。

仔细想来，这些人在世时并没好好地生活过，一心想的是死后怎么办，该住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睡什么样的棺材，如何使那一堆臭肉十年百年不烂，等等。于是，年纪轻轻就为自己修墓穴，把金银财宝大批大批地往土里面埋，把自己的家奴、仆人杀掉陪葬。

这些人活着总在想死，死后还害人。

这些人能是吃不饱、穿不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苦百姓吗？

厚葬之风，一害自己，二害他人，实不该有。

鼓吹厚葬的人，要么是权欲熏天、要么是财迷心窍，腐化堕落；要么是讨王公大人的欢心，捞几个赏钱，反正没一个是正理正常的人。

这最后一类比前两类更为可恶。自己并不富有，却鼓吹厚葬，很有些在富人面前摇尾巴的味道。对广大贫苦百姓来说，则又是一种麻痹和腐蚀，让穷人放松警惕，以为富人的荒唐有理，以为富人的举动值得羡慕，跟着眼馋跟着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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