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7)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讲演。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员。事后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的问题。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一行6人，作为参政员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的欢迎和蒋介石的同意之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到延安。当毛泽东在机场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当时，毛泽东是第二次到上海，他专门参加欢迎杜威的活动，并在2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又可见杜威在他心中的地位。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毛泽东见过杜威本人，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上海，一次是在长沙，还认真听了他的讲演，并做了记录。古往今来，我们去争论究竟谁是世界上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杜威无疑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杜威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核心是人，人的核心又是人心。要认识宇宙的生命，便要认识人心。教育就是把握人心，是个体生命通向社会生命的纽带。因此，教育是人生的中心，社会的枢纽。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应从做中学，从自身活动中学习。

前文我们讲过，青年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后来他又受了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胡适的思想来源就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和胡适、搞乡村教育的梁漱溟、陶行知一样，毛泽东也深受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实践论远远超出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

1920年，在那些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在改造社会的途径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和舆论为手段；而以蔡和森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只有平民阶级夺取政权，才能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权利。单纯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只能是给资产阶级帮忙而已。

此后，毛泽东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达到社会全面改造的道路。

我们知道，马克思打开了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的大门，使人们认识到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诞生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在美洲大陆亦出现了以强调实践对于理论决定作用而闻名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实践观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最终逐渐通过实践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所以说，毛泽东的实践论远远超出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一切认识的惟一来源是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的真理性标准。”这就是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泽东曾经科学地解答了真理与有用之间的关系。他说道：“有用非真理，真理必是有用。”在此毛泽东明确肯定了真理的有用性。毛泽东曾明确地强调：共产党人做事情，“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因此，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真理的有用性看得十分重要，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具有作为真理的有用性，能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

毛泽东辩证地理解和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认识来源于实践，但是实践只具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功能，而不具有赋予真理意义的职能。在《实践论》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而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毛泽东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的前提下改造世界。他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

毛泽东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对于社会问题、政治活动而言，“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以，在他看来，由社会的人所组成的集体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

然而对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的实践是作为个体的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真理对于个人经验具有极强的依赖关系。杜威曾肯定地说道：“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都不会轻率地否认存在着一种把事物和事件同化于自己、使它们成为‘我’的一部分的原始的倾向。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如果没有‘我’就不能够存在。自我通过对于事物的专有而获得其充实的内容与形式，这种专有使它们同我们所称作我自己的任何东西相统一起来”，“所有物形成和巩固了哲学家们的‘我’。‘我有故我在’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现出了一种更为真实的心理”。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到实用主义实践观对个人经验的依赖性，而且也不难发现，实用主义最终陷入到唯我论的泥潭，杜威甚至认为不承认“我”的存在就是一个“有偏见的”观察者。

毛泽东曾一语道破地批判过实用主义，他说：“有用性是真理性的标准——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主张“多数真理”。不可否认，毛泽东也主张真理与功利性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明确说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所以，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一直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是由认识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程度所决定的；他认为真理的功利性是不足以成为衡量真理标准的。

我们知道，杜威是一个教育家，重视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毛泽东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正是在同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确立了改造社会、建设中国、经世致用的学习目的。

在毛泽东的一系列社会化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一个学习型的政党了。

建立学习型政党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化生存”，党要成为领导一切事业的力量，就必须坚持不断学习，而学习的方法又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创建了学习化政党——创立了党的学习教育领导机构和管理体制以及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基地，建立了学习制度。

毛泽东有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多次亲自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定学习书目。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学习革命，他指出要学习和掌握战争规律，这样才能用战争去夺取胜利。

在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中心任务即将转移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来，毛泽东及时地提醒全党：“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反复要求全党学习经济，学习科学技术，努力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和专家。他还强调要向外国学习，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毛泽东不但回答了学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怎么学的问题。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领导者，就是中央。学习方式有二：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又称之为“第一重要的问题”，并形象地表述为“有的放矢”，就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实践证明，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个学风问题，也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二是自由研究、集体讨论。实行组织学习，学习机会均等，官教兵，兵教官，干部教育党员，党员批评干部。实行启发式教育，废止注入式教育。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讨论会。他指出：对指定篇目的学习讨论，可以弥补个体差异；对自选篇目的学习讨论，可以相互分享学习成果，集体学习，共同提高。即使是日常的党内组织生活，也要求这样来组织学习。他说：学习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二是“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亲自组织过读书会，学习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他认为，学习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现在的人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这样，从一个人的终身学习推到人类的终身学习，从更高层次上阐明了学习的无限性。他的口头禅“活到老，学到老”，不仅自己照着做了，也要求干部这样做，同时，他还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要向社会实践学习，拜群众为师。

毛泽东说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他在这方面作了艰苦而巨大的努力。还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推动下，中央组建了干部教育部，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开展了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创建了中国军政抗日大学等20余所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场所，还制订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近20个文件，初步形成了党的学习教育制度体系。

建立学习型社会

毛泽东认为，教育虽然没有政治、革命、军事的作用大，但它始终是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他一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并将教育手段与政治、革命和军事等手段结合起来。

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创办安源工人夜校，1925年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建立了韶山农民夜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毛泽东主持了他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延安学习运动，他用共产主义的信仰吸引了广大知识青年，武装了工农子弟，形成一支革命队伍，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政治力量，最终取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社会发展史，旨在树立唯物史观。党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整个民族的灵魂，一切重大工作和社会变革，无不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开始。

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破除人们对旧式教育救国论的幻想。他认为那种孤立的教育培养的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维系社会旧秩序的工具。他主张教育必须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相结合，并且为之服务，才能收到真正进步的功效。

的确，教育与政治的结合，不仅能起到教育本身不能起到的巨大的变革作用，而且对于增进政治本身的稳定、廉洁、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农村基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发动、组织亿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打破传统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大有迅速告别几千年传统生活的态势。

毛泽东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在他的支持下，简化了汉字，推广新的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让大多数人能够认字读书看报，并能够实现全国语言的沟通，文盲的减少速度非常之快。

在学校教育方面，建立了各级学校，缩短了学制，在农村的最基层建立起了九年制完全中学。“文革”后期，又实行激烈的“教育革命”，欲打破灌输式的学校，甚至废除考试制度，实施“五七”道路，即杜威式的实践教育。

毛泽东晚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在“人们灵魂深处”进行文化革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企图在农村建立新生活，他想把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大学。此时，正式的大学教育几乎停办，以工农兵大学取而代之，这都是他在社会化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探索。

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中国底层无产者主要是缺乏现代工业训练的农民。他始终把中国社会的改造看作一个社会教育过程，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教育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还对斯诺说，不要林彪说的“四个伟大”，但要保留“导师”一项。

然而，毛泽东在社会化教育、实践式教育的指导思想下，虽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他过于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封闭和僵化。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厌其烦的思想工作，政治学习，反省整风，乌托邦的信仰，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的单调、枯燥、盲从，造成了“文革”期间的教条主义、个人迷信、反理性、反文化的极左倾向，与真正有活力的社会化教育，实践教育相背离，注定了最终失败的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社会化、实践式学习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生为建立学习型社会、建立学习型政党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重大贡献，虽然他带领全国人民在探索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他的思想出发点和思想内核依然是充满活力的。

目前，教育方面出现的功利化及应试教育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又回复到了科举制度的怪圈。我们有必要重新关注上个世纪，毛泽东是如何为打破旧的教育体制而做出种种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的。

他的思想出发点、思想内核和许多做法，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反思和学习。

今天的教育似乎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在国际接轨的知识教育、应试教育中，学生自主能动性被抹煞，沦为接受现成知识、服从既定准则的机器。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毛泽东社会实践教育思想的内核，从两种极端中找到一种更理性、更合乎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的道路。

作为管理者来说，我们要致力于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区。

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要学会学习化生存，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发展自我。

“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

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

——黎锦熙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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